一、書院是人才培養(yǎng)的搖籃

古代中國并無今天這樣發(fā)達的教育體系，“官學”能提供的教育資源極其有限。而大量由民辦、合辦、民辦官助等形式出現(xiàn)的書院，有效彌補了教育資源的不足，成為教育的主要力量。尤其由程顥、周敦頤、張栻、朱熹、呂祖謙、葉適、陸九淵、陳亮、宋濂、王陽明等學術“大咖”領辦講學的知名書院就如今天的大學，是人才的“夢工廠”。先人創(chuàng)辦的各個書院，其初衷都是為了國家、地方和家族培養(yǎng)有用之才。以發(fā)達的書院教育為保障，通過科舉考試制度安排，為當朝網(wǎng)羅了一大批精英之才，成就了不少學子“朝為田舍郎，暮登太子堂”的夢想。歷史上的武義曾經是一個偏僻蠻荒之地，但自從東萊先生呂祖謙在明招山為父母丁憂并設堂講學之后，一時開教化之風，武義這個小地方先后出了50余位進士。正是因為發(fā)達的書院文化，為金華贏得“小鄒魯”美譽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據(jù)研究梳理，從《后漢書》到《清史稿》“二十五史”中有專傳的金華名人多達136位，有記載的近千人；舊時中國共產生900多位狀元，金華有文武狀元12位；出進士11萬多人，金華貢獻了915人；歷代從祀孔廟的浙江先賢共13人，金華就有呂祖謙、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5人入列，居浙江第一。研究同樣表明，書院的興盛程度與一地的文化地位、人才供給成正相關關系，書院越發(fā)達，則文化越繁榮，出產名人越多。宋代尤其南宋，依托發(fā)達的書院文化，成為“萬年金華”歷史上最高光的時代：12名文武狀元有10名出自宋代（何渙、陳亮、劉渭、王龍澤、厲仲方、周師銳、杜幼節(jié)、周夢雷、余葵、俞仲鰲）；915名進士中，宋代貢獻了568名；從祀孔廟的5位金華先賢均產自宋代或宋元之際。

二、書院是思想文化創(chuàng)造的高地

書院不只是知識傳播、人才培養(yǎng)的空間載體，而且是學人們開展科學研究、從事思想創(chuàng)造的重要陣地。這些學術創(chuàng)造因其不同的價值取向、研究領域和思辨方式，通過師承關系，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流派，為后人留下了恢宏的學術文獻。南宋時期，金華是公認的“浙學”核心區(qū)和“浙學”的重要源頭。由范浚心性之學、呂祖謙中原文獻之學（性命之學）、唐仲友經制之學、陳亮事功之學共同構成的“婺學”或說“金華學派”聲震學術江湖，與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并稱三大主流學派，呂祖謙則與朱熹、陸九淵并稱“東南三賢”。作為“浙東學派”創(chuàng)始人的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之“東萊學案”中直言，“宋乾淳以后，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統(tǒng)潤之”。可見，他不僅充分肯定了“金華學派”的學術地位，而且指出“金華學派”一個非常獨特的特點，即“兼容開放”。此后，全祖望在其修補的《宋元學案》之“說齋學案”中進一步稱：“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以經制之學”。

“金華學派”不只是金華的，也是浙江的、中國的，與“浙學”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其倡導的經世致用、事功務實、兼容并包、重信守義、敢于批判等思想價值，是“浙學”的重要構成，是新時代浙江精神的重要精神文化源頭，深刻影響了浙江乃至江南地區(qū)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和文明進步。呂祖謙自稱其學“不名一師，不是一說”，凡是有用的全都吸收進來，故有人稱其學術為“博學”“雜學”，朱熹還為此批評呂祖謙的學問沒有自己的特點。恰恰因為具備謙和、兼容的品格，呂祖謙才有資格主持“鵝湖之會”；恰恰因為兼容開放思想的影響，浙江在改革開放之后成為開放大省，最大的勞動力和人才輸入地?！笆鹿諏崱笔恰敖鹑A學派”最鮮明的特色，也是對浙江發(fā)展影響最大的貢獻。呂祖謙學術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著實功夫”，“講實理，育實才而求實用”，反對空談義理，一切看實際效果。而陳亮更是旗幟鮮明地主張“事功”，指出“農商相籍”，認為道在物中，理在事中，“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功濟處便是有理”；“天下之大病莫過于不為”。陳亮不僅力主事功，而且開展了豐富的商業(yè)實踐，通過販賣海貨等積累了大量財富，改變了貧窮命運。正因為事功務實，浙江在改革開放以后才能從資源小省變成經濟強省，也才有了“雞毛換糖”撐起義烏“世界超市”地位，東陽橫店無中生有成為“東方好萊塢”，永康打鐵補鍋崛起中國五金城等當代發(fā)展奇跡。

三、書院是思想文化交流傳播的平臺

尤其宋代，是一個相當包容開放的時代，書院成為不同學術流派、學術觀點交流碰撞的主要通道，通過頻繁的學術交流，促成了不同學派思想的融合融通、同生共進。這種交流傳播主要通過以下三種方式：一是舉辦“講會”。但凡書院，都會定期不定期邀請各路大伽前來講學論道，如朱熹、呂祖謙、葉適曾多次到五峰書院講學，陸游、葉適、王柏曾主講于石洞書院，呂祖謙胞弟呂祖儉、門生樓昉曾先后講學于明州、臺州等地，通過講學傳播了“金華學派”思想，擴大了“金華學派”的朋友圈。史料表明，“永嘉學派”的葉適、薛季宣與呂祖謙亦師亦友，他們都曾到明招講院聽過呂祖謙的課，也曾多次前往明招講院講學或作學術討論，由此促進了“金華學派”與“永嘉學派”的融合?！爸v會”活動類似于學術“走親”，朱熹、呂祖謙、葉適、陳亮等是最受追捧的“明星”級親戚。二是學術論壇。知名書院經常會舉行一些論壇活動，開展學術爭鳴。淳熙二年（1175）六月，由呂祖謙主持的在江西鉛山縣鵝湖寺舉行的那場“鵝湖之會”堪稱中國學術史上最早、影響最大的“華山論劍”，首開書院講會之先河。三是個人私信來往。朱熹與呂祖謙雖學有不同，但私交甚好，通過頻繁的私信來往進行學術探討。據(jù)浙江師范大學黃靈庚教授的梳理，朱熹去信呂祖謙104封，呂祖謙回復64封，兩人合著了《近思錄》。朱熹還把長子朱塾不遠千里送到呂祖謙門下求學，并叮囑他“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后行”。正是多種形式的學術交流活動，不斷推動“浙學”向前發(fā)展，而金華先人為“浙學”貢獻了獨特力量，“浙學”具有明顯的“婺學”烙印。

四、書院是教育探索的場所

岳麓書院、象山書院、白鹿洞書院、麗澤書院等知名書院在辦院實踐中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式，為今天提供了有益借鑒：一是選址考究，強調與自然的深度融合。書院一般都建在依山傍水的清幽之處，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安心學習，另一方面又可親密接觸大自然，開展“實踐教育”，在實踐中消化知識，以更好實現(xiàn)知行合一。二是注重儒家思想的灌輸，強調“修身養(yǎng)性”。幾乎所有書院都把《四書》《五經》作為必修課，讓學子在儒家經典學習中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養(yǎng)成良好的為人品性。三是制定嚴格的學規(guī)，強調規(guī)矩養(yǎng)成。如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中就將儒家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倫”作為書院教學的最高追求和規(guī)約。四是建立激勵機制，強調進取向上。知名書院均置有學田、學山，所得除了日常辦學之用外，還安排一定的資金用于獎勵優(yōu)秀學子或資助困難學子。

通過深入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麗澤書院堪稱教育實踐的典范。它不只教知識，更強調“讀書先學做人”，倡導“明理躬行”，要求學生做到《禮記》中說的“博學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呂祖謙的辦學理念集中體現(xiàn)為“講實理、育實才而求實用”，一個“實”字意蘊深厚。為了實現(xiàn)這一理念，呂祖謙制定了“以孝悌忠信為本”的《乾道四年九月規(guī)約》，要求學生嚴格遵從。如有違者，不配做他的學生。呂祖謙的教育方式非常先進，強調“質疑”不死讀書，指出“讀書但是求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無疑則不進”，還指出“天下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也只如此，蓋往則有功”。為此，他還要求學生準備兩個筆記本，其中一本就是用來“質疑”提問題用的。為了鍛煉學生的批判思維，他還經常讓學生自主開展無主題討論，從而增強自主學習能力。

五、書院是文明賡續(xù)的橋梁

一方面，歷史上的知名書院其“山長”均為學術大伽，各自留下了豐厚的學術遺著；另一方面，各書院都非常重視經典校注、文獻刻印和藏書，從而讓歷史經典得以存續(xù)，文明生生不息賡續(xù)傳承。如呂祖謙，在其45年的短暫人生中，為我們留下了《東萊左氏博議》《古周易》《古文關鍵》等2000多萬字的重要文獻，《東萊博議》更是舊時科舉考試的經典教材。

不忘過去，才能開創(chuàng)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勇于創(chuàng)新。盡管絕大多數(shù)書院已經消失在歷史星空中成為背影，但書院的瑯瑯書聲不時從歷史彼岸穿越到今天，書院文化以其豐富獨特的價值，深深啟迪著后人，我們有責任將書院文化予以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繼承。當下最緊要的是：抓緊對書院文化進行系統(tǒng)梳理研究，加快推進以麗澤書院為代表的金華知名書院的重修重建，注重書院功能的當代重構，強化與文旅的深度融合，使之不僅成為物理空間載體，更成為發(fā)展文旅產業(yè)的驅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