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的成立與儒家經學的更新 | 江求流

竹山一枝秀pfxh 2023-08-30 發(fā)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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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的成立與儒家經學的更新

江求流

陜西師范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作者授權儒家網發(fā)布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8月28日

歷史地看，孔子通過對上古政教實踐的總結而確立《六經》這一經典體系，是儒家經學史上最為重要的歷史事件。而儒家經學史上另一個具有根本性意義的事件則是《四書》這一新經典體系的形成。

正如楊儒賓所言：“《四書》的成立是一個劃時代的大事……我們如果籠統(tǒng)的以宋代斷限，劃分經學史流變的階段，那么，北宋之前可稱為《五經》時代，兩宋之后則不妨稱為《四書》時代。”需要追問的是，為什么在唐宋時期，特別是在以朱子為代表的理學家那里，《四書》突然具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呢？這就需要對《四書》成立的背景與意義加以考察。

來自佛教的挑戰(zhàn)

佛教傳入中國之后，便以擅長心性義理之學為其特質。南朝時期宗炳即認為，“俗儒所編，專在治跡”；范泰、謝靈運等人也有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不過，上述關于儒佛優(yōu)劣的討論，又蘊含著關于儒佛分工的定位：儒家是政治治理的工具，而佛教則能夠為人們探討“性靈真奧”提供指導。而這一定位也意味著，在佛教徒看來，儒學雖然長于社會政治治理，卻缺乏心性之學的維度。

北宋的契嵩更為明確地指出：“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section>

他一方面承認儒家在“治世”層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實際上所真正要表明的則是佛教在“治心”層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不難發(fā)現(xiàn)，佛教徒通過強調儒佛的功能差異而定義儒佛關系，最終以“以佛治心、以儒治世”的分工來確立儒佛兩家的地位。

佛教對于儒佛分工的處理，其背后的動機還是要在政治層面為自身爭取相應的地位。因此，他們對儒佛分工的理解和定位，最終只有得到統(tǒng)治階層的認可，轉化為王朝的集體意志，才能實現(xiàn)其目標。這一點在北宋時期實際上已經成為現(xiàn)實。

宋初的趙普曾勸宋太祖“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趙普的這一說法，可以看作是宋代的祖宗之法。后來宋真宗作《感應論》，主張“依佛修心……依儒致仕可也”，宋孝宗撰《三教論》進一步強調“以佛修心……以儒治世”。由此可見，佛教所確立的“以佛治心、以儒治世”的分工模式已在宋代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認知。

然而自韓愈以來，儒家學者認為佛教的心性工夫更多地是調節(jié)主體的內在精神境界，是“治心而外天下國家”，從而會導致治心與治世之間的“本末橫分，中外斷絕”，治心無法為治世提供擔保，因此并不能滿足理學家尋求“重建一個合理的人間秩序”的需要。問題在于，儒家的傳統(tǒng)經學能夠為這一需要提供擔保嗎？

傳統(tǒng)經學的不足

在《四書》這一新經學體系形成之前，儒家的主導經學體系是以《六經》為中心的漢唐經學。一方面，《六經》是孔子通過即述即作的方式對上古帝王的政教實踐加以總結、提升的成果，從而承順著先王以詩、書、禮、樂造士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亦如莊子所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表明了《六經》在內容上的豐富性。

不過，正如章學誠指出，《六經》是孔子“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而形成，因此其內容偏重于典章制度的層面。特別是漢代獨尊儒術之后，如范曄所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統(tǒng)治階層對《六經》的關注更多側重其禮樂制度的層面。禮樂之所以更為重要，是因為禮樂不僅承擔著國家的制度設計，也關系到祭祀、教化等日常治理的具體操作。

因此，陳寅恪言，“儒教之偏重政治社會制度”，“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就《六經》這一經學體系而言，確是一個事實。以典章制度為核心內容的《六經》確實“專在治跡”，而對心性工夫缺乏重視。

自漢代之后，《六經》被列為官學，而漢唐經學由此形成。然而，漢唐經學雖以“禮樂之用為急”，但經學家們對相關問題的處理，卻難以滿足政治治理的需求。余靖曾指出：“今之《禮》經，以鄭注為正，而康成釋祭之文，前后駁雜……康成最為明禮，而于禘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首尾紛孥，自相矛盾?！?/section>

另一方面，漢唐經學講究師承與家法，門戶森嚴，導致解釋互異、經學分裂。歐陽修曾感慨道：“自圣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编嵭白顬槊鞫Y”，但他對相關禮儀制度的解釋卻也“前后駁雜”“自相矛盾”。由是，不同師承、學派的學者們對禮樂、祭祀等相關制度無法提供統(tǒng)一的理解，自然也不能符合統(tǒng)治階層“以儒治世”的需要。

更為重要的是，在《六經》被列為官學之后，經學研究開始走向職業(yè)化。學者關注的不再是《六經》所承載的圣王之道，而是以考據、訓詁的方式進行專家式的學術研究，以此獲得政治地位與經濟來源。班固曾總結道：“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yè)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边@種以政治、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專家之學，不再將“通經致用”作為學術追求，“人知訓詁而不知經，斷析其言而不顧理，散而為章句，竊而為進取之術……甚哉！生民不見六經之用久矣！天下國家安治乎！”

概言之，以考據、訓詁為工作方式，以祿利之路為價值導向，漢唐經學既不能滿足統(tǒng)治階層“以儒治世”的需要，也與個體的身心性命脫離關系，自然難以對優(yōu)秀的學者產生吸引力，因此也必然陷入“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的狀況。

《四書》的成立及其意義

正如朱子在《大學章句序》中所言：“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币环矫?，儒家需直面佛教所確立的“以儒治世、以佛治心”的儒佛分工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傳統(tǒng)經學又無法為治心與治世的貫通提供依據，這就決定了儒家的經典體系必須加以更新?！端臅愤@一新經典體系的確立，正是要承擔這一雙重任務，而任務的核心就是如何為治世提供一個合理的治心工夫。問題在于，《四書》能夠承擔起這一任務嗎？這就需要對《四書》體系中每一部經典的內容與功能進行簡要分析。

朱子曾言：“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guī)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fā)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痹谶@一教法中，朱子實際上對《四書》中的每一部文本的功能與意義作了扼要的定位。

《四書》以《大學》為首。《大學》的首要意義在于，它標畫了朱子等理學家們所理解的儒家學問的“規(guī)?！?。在《大學章句序》中，朱子用“外有以極其規(guī)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jié)目之詳”進一步概括《大學》的特點。

“外有以極其規(guī)模之大”，一方面是說《大學》并不僅僅停留于佛教式的心性領域，而是將其所處理的問題放在身—家—國—天下這一儒家思想的根本結構之中；另一方面，也表明儒家是以治世為根本指向，從而與佛教的治心之學具有根本的區(qū)別。

而“內有以盡其節(jié)目之詳”則意味著，《大學》的工夫涉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多個環(huán)節(jié)，從而為修身成德提供了具體的“為學次第”，學者只要“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即按照《大學》所規(guī)定的進路做工夫，則不會陷入佛教的“無實”與漢唐經學的“無用”之誤區(qū)。

在《六經》體系中，《論語》不過是一部傳記。但在《四書》體系中，《論語》則成為“根本”所在。在朱子看來，“孔子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因此，作為孔子的教學記錄，“《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yǎng)之要”。以操存、涵養(yǎng)為具體指向，使得《論語》具有切己的特點，從而與漢唐經學的考據、訓詁之學形成根本的差異，它為個體的修身成德提供了“根本”的指引與擔保。

《孟子》的升格是唐宋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子等理學家對《孟子》的重視，一方面在于它的性善論構成了理學批判佛教緣起性空之說的基礎，另一方面則在于它的盡心知性的工夫為理學家重建儒家心性工夫提供了重要基礎。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朱子說“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卻下功夫做去”。

《中庸》在《四書》體系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二程曾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而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則強調《中庸》的核心內容實際上是在闡述“上古圣神繼天立極”的“道統(tǒng)”，而這一道統(tǒng)的核心則是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為具體內容的“道學”。朱子進一步將道學闡釋為一個以治心工夫的必要性、具體進路與現(xiàn)實效驗等為一體的工夫體系。

而這一工夫體系，是“堯、舜、禹相傳之密旨”，是“千圣相傳心法之要”。因此，政治主體只有按照這一“心法”進行自我修養(yǎng)，才能夠“探淵流而出治道”，從而“躋之堯舜之盛”。在朱子看來，只有《中庸》所提供的治心工夫，才能夠真正實現(xiàn)治心與治世的貫通，從而不會陷入佛教的“治心而外天下國家”，并為一個合理的人間秩序提供心性層面的擔保。這也是《中庸》的特殊與“微妙”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因為佛教主張“以佛治心、以儒治世”，而理學家則“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因此基于《四書》所形成的新經學必然是一種儒家式的心性之學。但這種儒家心學又自覺地與“不立文字、頓悟成佛”的禪宗心學或“發(fā)明本心”式的禪學化儒學區(qū)分開來，因此朱子強調“吾道之所寄，不越于語言文字之間”，并自覺地將這種心學建立在《四書》等經典文本之上，而沒有試圖像禪宗或陸王心學那樣廢除經學、解構經學，而是更新、重建經學。

另一方面，這一新經學雖然以解決治心與治世的貫通為總體指向，從而具有很強的政治哲學色彩，但《大學》明確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朱子也強調“圣人作個《大學》，便要使人齊入于圣人之域”。因此，這一新經學并不僅僅只向政治主體開放，而是向一切主體開放，為一切人的修身成德提供依據。這也是《四書》能夠取代傳統(tǒng)經學而成為宋代之后儒家經學核心的根本所在。

責任編輯：慊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