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月卅一日，日軍渡過蘇州河進攻河南的國軍陣地），上海前線的緊張不安達到了最高點，朱紹良被任命為甘肅省政府主席，于是我奉命接任中央軍總司令兼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此時薛岳接替陳誠任左翼軍總司令，陳誠改任前敵總指揮）。

我對此職務調(diào)動有何反應？我認為這又釀成一次「陣前易帥」的重大錯誤。我認為朱紹良調(diào)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并無迫切需要。我怎樣解釋這次調(diào)動？我想這還是動機良好，我敢說，調(diào)任中央軍總司令是出于我的崇高威望，可以說我很少打敗仗，我的新任命對激勵士氣有利。但如果從壞的方面猜忖調(diào)動原因，我敢說：我被當作替罪羔羊。

根據(jù)命令，十一月二日我把指揮所移到龍華西面的北干山。在朱紹良離任前，我見到他。我下令劉建緒的第十集團軍從杭州移駐南橋，擔負保衛(wèi)杭州灣的任務。

黃琪翔被任為第八集團軍副總司令。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因保定軍校學生陳誠的提攜而重新「出山」。你看，保定六期的黃琪翔教過陳誠所屬的保定八期生。我派黃琪翔去指揮東北軍（第六十七軍）吳克仁，他也是保定八期的。

香翰屏被任命為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我派他去指揮葉肇等人的廣東部隊。

我兼任第八、第九兩個集團軍的總司令是不合理的。這怎么會發(fā)生的呢？我不知道。當然，同樣的事也發(fā)生過——一九二七年我同時擔任第四、第十一軍的軍長。也許是因為黃琪翔不具備總司令的威望。我維持兩個單獨的總司令部嗎？不。我做什么事都在第八集團軍總司令部的指揮所，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部的參謀人員已經(jīng)留給朱暉日。

打從那時開始，我的日子變得艱辛。敵軍的攻勢愈來愈猛烈。日夜都在地下防空洞——我的指揮所度過，在微弱燈光下使用放大鏡閱看作戰(zhàn)地圖，那是「老花眼」癥狀第一次出現(xiàn)。我偶爾也外出呼吸新鮮空氣。電話鈴常常響起，我總是很緊張。前線部隊不斷報告重大傷亡，并要求增援。我向三戰(zhàn)區(qū)請示，然而發(fā)覺我們不能指望再有增援，但我不能將此實情轉告前線部隊。我命令他們堅持到底，絕不后退。我那時說，我派不出增援部隊但我已將他們的要求轉呈三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

那時前線的報告是否準確？通常是準確的，我的部隊清楚地了解敵軍的位置。我是否感覺自己洞悉戰(zhàn)場形勢？是的。傷亡報告準確嗎？同內(nèi)戰(zhàn)的年代一樣，軍一級單位喜歡夸大傷亡數(shù)字以顯示戰(zhàn)事有多么慘烈，他們通常多報敵軍的損失，而失蹤人數(shù)往往申報為負傷。

我同蔣先生的聯(lián)系有多頻密？我們用電話聯(lián)絡。每當戰(zhàn)場形勢發(fā)生特別的進展，我就打電話給他，有時他打電話給我詢問部隊的部署。我答覆他時，他總是說：好，好！

我講些笑話給你聽。有天蔣先生打電話問我有關炮兵陣地的事。我講以后，他說：錯了，希望炮兵轉移。想來，他甚至想干涉炮兵連的調(diào)配，就連我都從不干涉這一層級的指揮。炮兵單位的指揮官本來就有權決定該部戰(zhàn)術運用。

虹橋與龍華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的巷戰(zhàn)嗎？在某些地區(qū)，發(fā)生了逐屋巷戰(zhàn)。我有沒有坦克部隊或裝甲部隊？沒有。敵軍的轟炸有多么凜厲？戰(zhàn)場毗鄰外國租界，上海的房子又造得鱗次櫛比，敵機深恐誤炸租界，所以轟炸還不算太凜厲。他們更恐怕誤炸了他們自己的部隊。敵機有沒有轟炸北干山？沒有。

后勤供應有沒發(fā)生問題？沒有。我們有足夠的武器彈藥。傷員有沒有出問題？沒有，我們?nèi)匀挥心芰λ退麄兊胶蠓?。士兵中有沒有人染上霍亂癥或其他疫病？在我的部隊沒有，據(jù)我了解其他戰(zhàn)區(qū)曾流行過霍亂癥。在淞滬戰(zhàn)役中，有人使用過毒氣彈嗎？據(jù)我所知，沒有。

逃兵成了問題嗎？沒有，很少士兵開小差，他們能逃到哪兒去？他們不能跑到行進中的敵軍中去吧！他們害怕敵軍的殘忍，我們曾聽到敵軍施行「水刑」的報導。當然，我們的宣傳對敵人有妖魔化的傾向，還有另外一點——我軍絕大多數(shù)成員不是上海本地人，無處可逃，他們的家鄉(xiāng)太遙遠了。那時士氣如何？仍然旺盛。

我的主要困擾是，官兵們已經(jīng)打得精疲力盡，傷亡慘重，后援不繼。我一到北干山就明了這些，已經(jīng)沒有辦法挽回局勢。撤退是唯一的出路。

蔣先生已經(jīng)調(diào)動了全國調(diào)得動的軍隊到達淞滬前線，援軍來自南京、貴州、東北、云南、廣西等地，主要的例外是閻錫山部隊。總共有八十多個步兵師投入了淞滬會戰(zhàn)，包含六十多萬官兵。如果加上炮兵及其他特種部隊，總數(shù)便超過七十萬。

（據(jù)孫元良二00五年五月廿七日在其臺北寓所對譯者說，淞滬會戰(zhàn)時，國軍投入八十五個師，猶如古典小說上的車輪戰(zhàn)法，又似《封神榜演義》中眾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黃河陣，所以被日軍各個擊破，來一個師打一個師。一個師被擊潰了就用另一個師頂上去，孫元良的八十八師自始至終沒有換下去，蔣委員長耗十年心血訓練的廿個德械師全都葬送在黃浦江畔，中國雛型的空軍也折損了逾半戰(zhàn)機，海軍艦只幾乎全部在馬當自沉封鎖長江航道，抗戰(zhàn)初期庫存的彈藥裝備全部耗用在淞滬之戰(zhàn)。

當時的民氣沸騰，不容許幾十個師集結在上海周圍等候到齊了才圍殲日軍。每逢一個師的傷亡達到三分之二，它就會被調(diào)回后方休整，讓其他師頂上去。增援部隊由后方運送到戰(zhàn)地后，沒有一刻的停留和準備，就加入了火線。

敵人的炮彈好像雨點一樣的散落我們的陣地。我們的炮兵在數(shù)量與火力上都無法與敵對抗，只有英勇戰(zhàn)士們以血肉筑了長城，來抗拒敵人犀利的火器，制空權也完全掌握在敵人手里，敵機一天到晚翱翔在戰(zhàn)地的上空。

我們部隊沒有立體作戰(zhàn)經(jīng)驗，僅憑血氣之勇，不知講求疏散與偽裝，更招致許多無謂的損害。我們的部隊白晝行動大受限制，一切部署的調(diào)整和兵力的轉移都在夜晚，這更使指揮與時間蒙受很大影響。戰(zhàn)地是一片平靜、不能徒步的川渠，縱橫交錯，這對于聯(lián)絡與地形的熟識均造成不小困難。在這種種不利的條件下，各級指揮官當時都深深感到指揮一個防御組織不健全的大兵團作戰(zhàn)，確是一件不容易事。）

在淞滬會戰(zhàn)整個過程中，我前前后后指揮過廿多個師，其中多數(shù)是在我移師北干山之后到達的。那么多第一流的中央軍部隊，諸如胡宗南的第十七軍團都撥歸我指揮過。在淞滬會戰(zhàn)中我最多指揮過多少萬官兵？這已不可能估算了。

當?shù)谌龖?zhàn)區(qū)前敵總指揮陳誠巡視淞滬前線到我指揮所時，我告訴他：沒法子再繼續(xù)抵抗了。我說，我們必須撤退，但首先我們必須運送十個師到蘇嘉、吳福國防工事，然后，后續(xù)撤退的師便有保障了。守住這些國防工事，我們就能重新集合從前線撤退的部隊。這樣，我們就能避免一場潰散。我要求陳誠向蔣先生轉達我的意見，他同意了。

不久，我赴松江出席軍事會議，這是蔣先生召集的，會場設在松江車站一節(jié)列車上，出席者有宋子文、白崇禧、陳誠、顧祝同、薛岳、孫元良、我以及其他將領。馮．福根豪森有沒有出席？沒有，只有中國人出席。

【這件事我忍不住要講出來，因為我不知自己還能活多久。不要介意蔣先生知道了會發(fā)怒。】

那時淞滬會戰(zhàn)已葬送了巨大數(shù)量的人命。在蔣先生蒞會前，我們在火車車廂里討論了局勢。我們都認為，無法再抵擋敵軍的優(yōu)勢火力。蔣先生到會后，高級軍官們依次提出報告。我提議我們從淞滬前線轉移十個師到蘇嘉、吳福國防要塞工事，如是我們便能重新集結后撤的部隊，以便確保有計劃的撤退。我感到有信心頂擋敵軍的推進，我們的工事是堅固的，永久性的。

左翼軍總司令薛岳同意我的建議嗎？同意，絕大多數(shù)人同意我的建議。大家一致認為，上海再也守不下去了。孫元良部處于最前沿的陣地（據(jù)孫元良將軍說，第八十八師堅守閘北陣地七十六天，沒有換過一次班，在三個月血戰(zhàn)中補充過五次，每次都是用幾個補充團來填補，其中若干官長有作戰(zhàn)經(jīng)驗，士兵則全是新兵），他特別堅持自己的觀點：我們已無法再打下去了。

【此時蔣夫人突然從上海來到，我還記得她穿著毛皮大衣。她宣稱我們?nèi)裟苁刈∩虾！矣浀盟f十多天——中國將贏得國際同情，國際聯(lián)盟將幫助我們抑阻日本侵略。蔣夫人有沒有提及十一月三日在布魯塞爾會議上九大強國簽署的公約？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她談到國際援助。與會者只有少數(shù)人同意她的觀點?！渴Y先生說，上海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堅守。

十月廿八日，德國駐華大使奧斯卡．陶德曼代表日方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轉交了所謂「和談四原則」會議上有沒有提及日方提出的和談條件？沒有。

有報導說，日軍利用國軍守軍在援軍到達前撤離海岸之機，于十一月四日突然在杭州灣北岸多處登陸，然后迅速北進。我對此有何看法？我軍在增援部隊到來前撤離陣地，這是不可能的事。（據(jù)英文的《中國周報》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報導，由于漢奸把國軍行動的機密泄露給敵軍，致使它們在國軍增援部隊到達前搶先登陸。）但是，在杭州灣沒有抵抗，那是事實；我們的部隊疏于防范，也是事實。漢奸向敵人泄露國軍行動日程，有這事嗎？那是可能的。

敵軍的登陸威脅到我們的右翼，使國軍無法堅守上海。我下令劉建緒的第十集團軍進攻竄犯松江的敵軍，但他行動太慢，敵軍已搶先侵占了松江。

我也命令吳克仁率六十七軍去松江，該部剛抵達淞滬前線，較少實戰(zhàn)經(jīng)驗。

淞滬會戰(zhàn)的最后幾日是混亂的。一天，蔣先生叫我去看孫元良。我要黃琪翔去找他，發(fā)覺他正在公共租界百樂門舞廳跳舞。我報告了蔣先生，他說：「混賬！斃了他！」我沒有槍斃他，我感到蔣先生只是說說罷了。

孫元良 孫元良是黃埔一期畢業(yè)生，是蔣先生最寵愛十三個門生之一，號稱「十三太保」（此處有誤）。幾年前，我聽說他在江西被捕，蔣先生要處決他。他被特準與蔣先生通電話，他說：「我，孫元良在此向校長報告。我跪在您面前。您下令槍決我，是應該的。我活著是您的學生，死后也永遠擁護您?！?/p>

孫元良口才了得，蔣先生遂下令推遲執(zhí)行，也許那天蔣先生心情比較舒暢。后來他秘密派遣孫去日本進修。然而，這些事我們都知道。等孫回國后，蔣先生又重新起用他（孫元良在其回憶錄上提起該案：一九二六年北伐途中在江西奉新前哨陣地任團長時，孤軍作戰(zhàn)力竭，奉師長命令后撤，但遭受誣陷。后經(jīng)下屬營長李良榮與負傷官兵向探望傷員的蔣總司令辯白，才得以平反冤獄。蔣送孫三千大洋去日本陸軍大學深造確是事實，唯電話中求饒一事恐系訛傳，與事實有所出入）。

十一月八至九日的午夜，蔣先生打電話給我，要我命令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蔡勁軍留在南市。我打電話給蔡，要他到北干山來看我。我傳達蔣先生的命令后，他拒絕接受。我用電話回報蔣先生。蔣先生說：「斃了他！」蔣先生習慣在一時沖動時下達這類命令。

我試圖規(guī)勸蔡勁軍這位廣東同鄉(xiāng)服從蔣先生的命令。蔡是黃埔一期生，當過蔣先生的隨從參謀，深獲寵信。我指出，做為蔣先生的門生，他必須服從蔣的命令，為蔣效命。此外，留下來未必會有生命危險。

我強調(diào)我與他之間的差異——他是蔣先生的學生，而我只是蔣的下屬而已；他深受蔣先生的栽培，而我是自我奮斗一級級陞到現(xiàn)有位置?？上艺f服不了他。十一月九日，蔡勁軍沒有發(fā)表聲明稱誓死保衛(wèi)南市嗎？警察們沒有動搖，但蔡局長先逃走了。蔣先生似乎認為，他的學生一定要服從他，在這件事上，就不是必然了。

后來蔡勁軍向蔣先生寫了份報告，就沒受到處分。蔣先生的行為常使人感到莫測高深。我在《抗戰(zhàn)回憶記》一書中忍住不說這件事，現(xiàn)在我來日無多，該說出來了。

十一月九日五時許，我看見（第五十八師師長）俞濟時的部隊路過我的司令部門口，俞濟時本來隸屬胡宗南的十七軍團，那時因為調(diào)任中央軍總司令而歸我統(tǒng)領。我問俞濟時去哪里，他說奉命撤退，還問我有沒有從三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接到撤退命令，我沒收到。按規(guī)定，不接到命令是不準轉移陣地的。

一小時后，我收到（第十七軍團軍團長）胡宗南轉來的撤退命令。傳令兵駕駛吉普車給我傳遞命令，可是他走錯了路，開到胡宗南的軍團部。公文封皮上打了三個十字，意謂那是「最緊急」。高級軍官在任何特定地點是有權打開這類最緊急密件的，胡宗南打開并閱讀了這個命令。他有權力這樣做，但是他確實要承擔全部責任。

收到這項命令時，我已經(jīng)錯失了指定的撤退時機，部隊已陷入極度紊亂狀態(tài)，各級司令部已很難掌握其部隊了。為什么撤退命令不能由電話傳達呢？為了安全的緣故。此外，譯成電碼與解開電碼需要更多時間。

此時，混亂蔓延開了?！臼Y先生犯了一個重大的戰(zhàn)略錯誤，蔣夫人的愿望被證實是一種錯覺，她太天真了，并非我想侮辱一個婦女，但是畢竟，她只是蔣先生的妻子呀！他怎能聽從婦人之言去指揮一場百萬人的大戰(zhàn)役呀！】第三戰(zhàn)區(qū)缺乏一個通訊聯(lián)絡的統(tǒng)一制度，這一點在撤退過程中暴露無遺。三戰(zhàn)區(qū)命令我的指揮所參謀與集團軍向青浦行軍待命。我對此深感疑慮，因為前線離青浦僅五十公里。那么多官兵集中，引起公路擠塞，只能導致混亂。

我的部隊有一部分運送去保衛(wèi)南市嗎？沒有。我在浦東的部隊同指揮所一起撤退的。只有炮兵營經(jīng)由南市后撤。我的部隊可以自己徒步行軍，但是炮兵需要機動運輸。由于我沒有足夠的卡車把八門卜福斯炮從浦東運走，便致電宋子文求助。他派來十輛卡車，還等待裝運南市撤回的大炮，所以輜重毫無損失。為此，我對宋子文感激不盡。此后浦東人見到我就夸獎這一奇跡——他們認為我是「關公」。

我命令吳克仁撤離松江，但是他沒及時撤出，結果投降了敵軍（日軍大肆宣傳吳克仁參加了和平軍，這一謠言流傳頗久。事實真相是十月九日吳克仁在指揮部隊渡河時中彈殉國。軍政部據(jù)敵后情報以為吳克仁叛變投敵。一九八一年旅美報人田雨時撰文為吳喊冤。一九八七年中共民政部追認吳克仁為革命烈士）。

我的部隊大多數(shù)及時撤出，留在后面的只是傷員與掉隊的。戰(zhàn)地服務隊隊長錢亦石病了。隊員們不忍拋下他，便留在南市陪伴他。這就是共產(chǎn)黨員值得稱贊的品格。

我的部隊大多撤到了青浦。按理說，這不算是一場潰散，因為撤退是有秩序地進行的，事實也如此，這是一支敗軍呀！開小差的有多少？有幾個軍官跑了，士兵逃亡的多一些。但是誰也不能確定，究竟他們是開小差還是走錯路跟錯隊伍，一部分人后來歸隊了。由于敵軍緊隨著追擊，在打敗仗后收容散兵重新整編是一項特別困難的任務。

敵機甚至在夜間也轟炸我們，公路上擠滿了人。我的汽車慢騰騰前進，好像步行的速度。妳知道，每逢撤退一開始，局面總是可悲的。我們不需要扯及其他部隊了。讓我們談一談我的指揮所吧！我只帶了幾個參謀部門同事，不知道指揮所其他同事去了哪兒？他們都失散了。公路上有許多難民嗎？不，因為大多數(shù)想走的人都早已走了，其他人則愿意留下來做「順民」。

經(jīng)過徹夜的行軍，大約早上四、五點鐘，我們到達了青浦。那兒亂成一片。我沒有命令不敢行動，乃打電話給在蘇州的三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顧祝同。他正好在同南京的蔣先生通話，蔣意外聽到我的問話，便說：

「向華，到蘇州去?！狗駝t，我不敢離開青浦。這就是我為什么常說，雖然基督教徒不應該相信命運，但有時真的，一切都由命運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