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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畫壇軼事》第四章之七
黃胄御筆畫毛驢
       1960年初我們單位組織人員進京參觀專為慶祝建國十周年而建的十大建筑，我是其中一員。1958年10月我第一次到天安門廣場時，那里還是一塊空地，短短一年多時間，雄偉的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人民英雄紀念碑都已落成，據(jù)說為給國慶獻禮，采用人海戰(zhàn)術(shù)，數(shù)萬名建設(shè)者三班倒，晝夜不停搶工期，其建設(shè)速度著實令人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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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會堂東側(cè)迎賓廳內(nèi)懸掛著一巨幅國畫《江山如此多嬌》，是由傅抱石與關(guān)山月合作完成。那個年代，信息閉塞，通訊極不發(fā)達，之前我從未聽說過傅抱石的任何信息，至此才知道他是當代山水畫創(chuàng)新的大畫家，自此我開始注意收集有關(guān)他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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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此推斷，解放前夕，我從古董販子張凱臣處得來的那張傅抱石畫作，應(yīng)該是這次展覽的展品，之后輾轉(zhuǎn)到蘭州，畫的題款恰是壬午年作于重慶金剛坡。畫作標題《未免有情》，意境深邃，耐人尋味。這幅畫與其《離騷》中的屈原一樣，表達了作者在特定歷史時期，憂國憂民、嫉惡如仇的愛國情懷。非普通山水人物畫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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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時，全國已進入三年困難時期，物資奇缺，食品供應(yīng)嚴重不足。在北京吃飯已經(jīng)很緊張，飯館早晚都只開兩個小時，所有食品很快一搶而光。我們每天的參觀都草草結(jié)束，早早在飯館門口排隊等著開門買飯。
在京期間，我晚上抽空去拜訪了苦禪先生。這次見他，感到先生情緒大不如前。他說最近身體不好，血壓高、腦神經(jīng)痛，正在吃中藥治療，也沒怎么畫畫。我們東拉西扯聊了一會，先生明顯沒有兩年前的那股精氣神。我專門帶了一張老宣紙想讓先生試試筆，他說回頭畫，過兩天來取。我正要起身告辭，突然有一人來拜訪先生，一照面，來人與我都很驚詫，竟然是黃胄。他幾年前就奉調(diào)進京，現(xiàn)在軍事博物館工作。黃胄當天穿身軍便裝，腋下夾個寫生本，也是晚飯后無事來串門聊天。在此相遇，都覺緣分不淺。三人又坐下一起聊天，說起了黃胄的老師趙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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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禪先生與趙望云相識很早且關(guān)系密切，二十歲出頭時兩人同在北平美專學(xué)習。在“一二九”學(xué)生運動及由此而來的藝術(shù)為民眾服務(wù)，“走出象牙之塔”的時代風氣影響下，趙望云和李苦禪等人發(fā)起組織“吼虹藝術(shù)社”，決心改革中國畫，大膽嘗試用中國畫的方法表現(xiàn)現(xiàn)實人生。
解放后，徐悲鴻主持中央美院工作，有一條原則，凡在日偽時期在敵占區(qū)的畫家一律不用?？喽U先生沒有工作很苦悶，經(jīng)常借酒消愁，他想起年輕時曾在北京大學(xué)“赴法勤工儉學(xué)會”半工半讀期間，新中國的主席也在北大圖書館打工，兩人互相見過面。于是揮毫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陳情求助。毛主席把信轉(zhuǎn)給了院長徐悲鴻這才被接受?？喽U先生走的是大寫意花鳥的路子，他在中央美院與主流的學(xué)院畫派有隔閡，不被重用，被安排在工會打雜，有時給教工賣電影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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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望云抗戰(zhàn)后一直在西安，堅持寫實主義風格，與石魯共創(chuàng)了“長安畫派”，當時影響很大。趙望云有次從西安來中央美院辦事，從他的辦公室路過，往里瞟了一眼未打招呼就過去了?？喽U先生是個性情中人，他認為趙勢利故意躲避他?？喽U先生在埋怨老師時，黃胄坐在一旁一言不發(fā)，默默聽著。
后來黃胄告訴我，他現(xiàn)在住在宣武門外的八面槽胡同，并給我寫了個字條注明詳細路線，邀請我第二天到他家作客。那晚我與黃胄一同從苦禪家告別出來，走到胡同口，在冬夜的寒風中約定第二天見面就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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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參觀活動一結(jié)束，我就找到八面槽胡同。黃胄在家等我，這里是他母親居住的地方，他妻子鄭聞慧住在羊坊店，我從未見過。后來聽苦禪先生談及，黃胄家里婆媳之間相處不是很融洽，老太太身體不太好，他兩邊跑兩頭照顧。
房子很陳舊，陳設(shè)簡單，后邊有個套間，門上掛個白布門簾，他母親住在里間。外間屋里擺著一個黑色牛皮三人大沙發(fā)，擦得锃明發(fā)亮，這在當時的一般人家里非常罕見。聽黃胄講，這是他的心愛之物，里邊裝的是牦牛毛，此物他從蘭州得到，幾次遷徙搬家都不舍離棄，費了好大的勁帶在身邊。我們就坐在沙發(fā)上聊天，談些在蘭州的往事，又交流起對國畫寫意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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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近年來他專注于畫小毛驢，他解釋說他畫驢，主要是練筆墨功夫。專攻一門，熟能生巧，鉆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神入化。畫一樣?xùn)|西不要怕重復(fù)，練就的筆墨功夫畫其他題材一樣揮灑自如。齊白石畫蝦就那幾下、何止萬遍，徐悲鴻畫馬也是這個道理。他之所以選小毛驢，是他長期在大西北接觸最多的動物，小毛驢樸實無華，埋頭苦干，任勞任怨很符合西北人的性格，他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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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邊說著一邊就在桌上鋪開了紙，讓我研墨，他提筆揮毫畫了起來。我在一旁仔細地看他濡墨用水，運筆寫意的畫法。他先畫了一張不是很滿意，又另換了一支筆，先在一邊的紙上試了幾筆，然后沾飽墨汁凝神屏氣，揮毫一氣呵成，五頭姿態(tài)各異栩栩如生的小毛驢躍然紙上。畫好后掛在墻上，我倆坐回沙發(fā)觀賞。黃胄這次很滿意，據(jù)他說這支筆是最近覓得，是一支皇帝用的御筆，果然好用，畫起來筆頭彈跳自如得心應(yīng)手。
當時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反右、破四舊，接著又是大饑荒。京城里，很多歷朝歷代的王公貴族、達官貴人傳下來的古董寶貝，全變成了一堆垃圾，一時間無人問津。黃胄藝術(shù)造詣奇高，鑒賞眼光獨到，在那個動蕩年代，世人皆醉他獨醒，獨自游走于京城的舊街老巷尋珍覓寶。他搶救、收藏了大批歷史文化藝術(shù)瑰寶，可說是抄得了百年難遇的文化歷史大底。這些東西也只有在他之手，才得以幸免于難，躲過十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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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黃胄以民辦公助形式主持籌建了炎黃藝術(shù)博物館，為藝術(shù)館捐獻了200多件個人收藏的古代繪畫與文物瓷器。后來炎黃藝術(shù)館運營遇到困難，黃胄轉(zhuǎn)讓了一些古畫，才解除困境。這是發(fā)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事情。
畫晾干后，他又取下來題款，落款是“黃胄為國正寫五驢圖”，我深受感動，小心捲起收好。那天晚上，我離開黃胄家時天已很晚，在他家不遠處的胡同口有一盞低矮的小路燈。他一直送我到路燈下，我向他告別，走了十幾步回頭一看，他仍站在昏暗的路燈下看我離去。那情景我至今記憶猶新，我很懷念他。

在京活動結(jié)束前，我又一次依約來到苦禪先生家，那段日子，他身體也有點問題，狀態(tài)明顯不好。但見到我，他還是很高興，進臥室端出一小碟干紅小棗，說是山東老家剛寄來的特產(chǎn)，請我嘗嘗。又拿出專門為我畫的《雙鷹圖》作為臨別贈物。展開畫后，在畫的左下角題有“忙且有病，算是不惡之作”字樣。先生說這張紙非常好，畫沒畫好，又拿起筆在畫的右上方補題 “昔見林良一本，仿之未及，形似畫同也”。先生對待藝術(shù)之嚴謹可見一斑。同時他又拿出以前畫的一張《蘭草圖》和在另一塊小紙上畫得不太滿意的一只鷹一并送給我，囑咐我?guī)Щ厝プ鱾€參考，我捧著畫作與先生依依惜別。

說起這張老宣紙，得來也純屬巧合。有一次，我在蘭州橋門附近街邊畫速寫，旁邊有個買醪糟的小販，主動問我他家有一張老宣紙要不要？我很好奇，跟到他家，他拿出一張有點發(fā)黃的宣紙，我初看也沒感覺有什么特別的，他舉起紙對著門外的光線一照，宣紙中央顯出水印“六吉宣”三個字。我也不清楚是什么來頭，知道不是普通紙就買下保存起來，這次專門帶給苦禪先生求畫。
在那個年代，像苦禪這樣的傳統(tǒng)藝術(shù)大家社會地位并不高，甚至被邊緣化。在這種情況下，像我這樣一個仰慕他的年輕人，從千里之外而來討教于他，給他寂寞的生活帶去了一絲新意。我與他也沒有任何利益交集，他把我當作一個難得的傾聽者，談了很多平常無法談及的苦衷，幾次往來我們成了忘年交。也只有在那個特殊年代，我一個偏遠地區(qū)無名青年，才有幸與當時兩位畫壇巨匠相識、相交、相知。特別是苦禪先生對我諄諄教導(dǎo)、與我促膝談心，他的率性與真誠讓我永生難忘。他教導(dǎo)我作畫先做人，“人品不高、用墨無法”實乃金玉良言，我終生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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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禪與黃胄先生贈我的幾幅畫，有時也拿出來和朋友共賞，結(jié)果引來插曲。我的好友詩人郭扶正看到后，向我苦苦相求，希望我轉(zhuǎn)贈他一幅。他說他在甘肅也算個文化人，卻實在沒一樣能拿出手的東西。時間長了我拗不過他，就把苦禪先生送我的《蘭草圖》轉(zhuǎn)贈于他，他回贈我一個彩陶罐。我的另一位好友，在甘肅人民防空指揮部工作的李大明，用一方端硯換走了那張小紙上畫的鷹，這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發(fā)生的事，再晚幾年我是萬萬不肯的。前幾年，這兩位朋友都先后離世。兩幅畫上都有先生為我題的款，每當想起此事，我多少有點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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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西北野戰(zhàn)軍的王世泰將軍，解放后一直在甘肅工作，他的夫人魏乃是華北聯(lián)合大學(xué)的畢業(yè)生，和我是同事。她父親是北京大學(xué)文學(xué)院院長、著名教授魏建功。她常去北京。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委托她帶黃胄與苦禪先生的幾幅畫到北京榮寶齋裝裱。他的父親看過后，贊不絕口，認為是李、黃二人盛年的精品之作，當時著名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也在場，還特別指導(dǎo)裱的時候上邊要加詩堂，以便后人題跋。當時榮寶齋不接受外來字畫裝裱，她父親讓魏乃去請教研究東方美術(shù)史的專家常任俠。常先生介紹了一位名叫潘思遠的裝裱行家給裱了，是位七十多歲的老先生。我與苦禪先生及魏乃的往來書信我都一直珍藏，這些都是這些畫作的珍貴物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