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寧變法年間王安石主持變法，引得朝野震動，遭到了朝廷上下各級官員的普遍反對。于是王安石收到整個文官集團的攻訐，拉開了北宋新舊黨爭的序幕。在反對變法的文武大臣中，表現(xiàn)最為激烈的是司馬光和韓琦兩位重臣。他們帶領群臣和王安石公開辯論，要求他廢除新法。而王安石的意志非常堅定，逐條批駁了對方的言論，雙方政治斗爭非常激烈。對于他們的矛盾沖突點，后世的歷史學者們爭論不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結論。本章節(jié)就王安石的熙寧新法與司馬光、韓琦的保守派官員的政見矛盾，進行一下初步的解析。

王安石推行熙寧新法，其主要的理念是“發(fā)富民之藏以救貧民”，這個理念貫穿了這次變法改革的始終。王安石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富國強兵，解決宋朝面臨的國勢日衰的問題。從理念上來看是很好的，道德上也是占據(jù)制高點的，但卻遭到了朝廷官員的普遍反對，這讓很多人感到不解。很多歷史教科書的評價只有一句，說這次改革侵犯了保守勢力的利益。但書中并沒有解釋，王安石是如何侵犯保守勢力利益的，保守勢力又吃了什么虧？而這兩個問題，才是司馬光、韓琦等保守勢力官員拼死都要將王安石拉下馬的關鍵所在。

很多的書中提到了王安石變法引發(fā)的惡果，認為這次變法是惡法弊政，所以才遭到了司馬光和韓琦等重臣的強烈反對。可是仔細地從變法的過程看，這種說法完全是斷章取義和避重就輕的，也是在對司馬光、韓琦等人的曲筆回護。王安石變法的確有很多不妥的地方，也對老百姓產生了一些危害。但這些危害從根本上看，與變法并沒有直接關系，而是社會和朝廷腐敗導致的。比如變法中的青苗法本是對老百姓很有用的條例，也是幫老百姓度過難關的法律。但最終卻在社會和朝廷的腐敗下，變成了危害百姓的惡法弊政。

青苗法也叫“常平新法”，是起源于唐朝常平倉舊法的一種制度。中國古代有常平倉制度，國家在各地設常平倉、廣惠倉等儲存糧食，用來在各種自然災害引發(fā)饑荒時用于賑災。到了唐朝后期，為了平抑市面上的糧食價格，也為了給皇帝掙錢，常平倉的糧食可以在市面上流通。當糧食豐產導致谷賤傷農時，常平倉大量收購糧食。當糧食減產導致城市里糧價飛騰時，常平倉售糧以平抑糧價。這個制度本是很好的，但到了宋朝的時候已經走形了，成了官員們中飽私囊的制度。于是王安石提出對這個制度進行改革，這便是青苗法。

古代農業(yè)是靠天吃飯，所以老百姓常有青黃不接的時候。為了維持生計，他們不得不向大戶和高利貸者借貸度過饑荒。這些借貸的利息很高，讓老百姓陷入債務陷阱之中，使他們受到極大的損害。王安石改革常平倉舊法，讓官府組織利用常平倉和廣惠倉的糧食低息放貸。這既能幫助老百姓度過難關，也能讓朝廷財政有所收益，算是雙贏的善政?？梢驗樯鐣统⒌母瘮?，使得執(zhí)行這個制度的官員利用其中的漏洞欺壓百姓，讓這個善政變成了惡法。而反對變法的領頭者司馬光、韓琦等人便裹挾了這股民意，向王安石發(fā)起政治攻勢。

從各種史料記載來看，青苗法執(zhí)行過程中的問題大多集中在官員腐敗身上。比如有的官員為了自己的政績，強行升高青苗法借貸的利息。也有的官員用權力強迫百姓借貸，搞得百姓苦不堪言。甚至有官員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拖延放貸的時間，而讓老百姓承擔更多的利息，老百姓深受其苦。而這些官員甚至官商勾結，將手伸進青苗法的利息中，各種貪污腐敗橫行。由于強行攤派的現(xiàn)象嚴重，官府又利用權力威逼壓榨，給老百姓帶來了極大的傷害。但從根本上看，這些危害并不是新法本身的問題，而是宋朝建國百余年來吏治敗壞導致。

青苗法還有個比較大的問題是，因為宋朝經濟結構的不統(tǒng)一，造成了執(zhí)行的困難。宋朝北方以土地經濟為主，老百姓絕大多數(shù)是靠天吃飯。而南方則已經有了繁榮的商品經濟，民間的手工業(yè)和商業(yè)活動非常發(fā)達。青苗法的一刀切，在南北差異的面前出現(xiàn)了水土不服。北方由于是土地經濟，大量的糧食掌控在大地主手中，常平倉和廣惠倉的能力非常有限，這給青苗法的推行造成了阻礙。南方經濟活動發(fā)達，糧食產量也遠超于北方，所以常平倉和廣惠倉有充足的余糧進行青苗法放貸。這樣的差別，也使得青苗法在南北方推廣產生差異和問題。

實事求是地來講，這些問題并非是不能解決的。如果能夠通過調整青苗法的執(zhí)行細節(jié)，加強監(jiān)督反腐，是能夠使青苗法成為真正的善政，讓老百姓和朝廷獲得雙贏得實惠。但是在青苗法的推進過程中，保守勢力的官員從中作梗，讓這個善政走向了惡法的一面。從各種史料來分析，司馬光和韓琦在其中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在整個新法的推行過程中，這兩位宋朝名臣，也是朝廷重臣，并沒有起到忠君愛國的作用，反而做出了大奸大惡的行為。他們?yōu)榱送品醢彩奈鯇幾兎ǘ粨袷侄?，不惜殘害百姓，可以說是罪大惡極。

司馬光作為當時朝廷的御史中丞，對新法在推廣過程中的問題負有重大責任。御史中丞是宋朝臺諫體系的領頭人，有著監(jiān)督百官和對國家政策查漏補缺的責任。而司馬光在新法推廣過程中，完全是處于瀆職的狀態(tài)。他不但沒有積極配合王安石處理新法的弊端和不足，也沒有加強監(jiān)督官員，處理新法在推廣過程中產生的腐敗問題。他組織了大量臺諫官員彈劾王安石，發(fā)起政治斗爭，讓整個臺諫體系處于癱瘓狀態(tài)，使新法推廣時貪腐橫行，給老百姓造成極大的災難。正是由于他的縱容，才使地方官員肆無忌憚地利用新法漏洞殘害百姓。

韓琦是三朝老臣，當時十幾年的宰相，在宋朝的政治體系中擁有極高的影響力。他雖然在宋神宗即位后遠離了朝廷中樞，但在地方上依舊有著說一不二的話語權。由于北方土地資源兼并嚴重，大量的糧食和財富積極在各大家族手中，使得地方官府在推廣新法時拿不出更多的資源。作為國家的柱石老臣，韓琦本應表現(xiàn)出公忠體國的一面，為富國強兵盡一份力?？墒撬鳛楸狈接袛?shù)的大地主家族，領頭反對地方的改革措施，在經濟上擠兌改革，挑撥其民怨沸騰的輿情，以此來裹挾民眾攻擊變法，企圖逼迫王安石下野。

正是因為有了這兩人的起頭，士大夫階層的官僚們才敢于正面與王安石做對，陽奉陰違的破壞變法。即便是宋神宗出面力挺王安石，也壓不住這些自私自利的官僚們，甚至使得政治斗爭有了失控的風險?？梢哉f從整個變法的過程看，司馬光和韓琦作為保守勢力的首領，不但沒有做出忠于國家和朝廷的行為，而且是大奸大惡自私自利。從歷史上的記載來分析，他們之所以敢于如此強硬與皇帝和宰相硬頂，其根本依托便是宋朝強大的士大夫階層。他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維護士大夫階層的利益，也是他們自己家族的利益。

實際上從整個變法過程中司馬光和韓琦的行為來看，也體現(xiàn)出他們道貌岸然下藏著的虛偽面目。司馬光和韓琦反對變法，表面上的理由是新法與民爭利，侵奪官員權利。只從這兩個理由看，可以以說明他們的虛偽。他們認為新法與民爭利，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但新法的確是在與士大夫階層爭利。由于宋朝土地兼并嚴重，尤其是全靠土地農業(yè)經濟的北方，土地兼并尤其嚴重。大量的老百姓為了生存只能依附于擁有土地的大地主，于是這樣的大地主成為了地方上說一不二的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有著很大的話語權。

王安石推行的熙寧新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士大夫階層對地方的統(tǒng)治，讓他們盤剝百姓的手段受到很大的遏制。以青苗法為例，在青苗法實施前，地方百姓只能以高利貸的方式向大戶人家借貸。經過多次借貸盤剝后，百姓不得不出賣祖產還債，這就造成了大量的土地兼并和流民。而青苗法則要求官府低息用常平倉和廣惠倉的糧食向百姓借貸，同時由當?shù)氐拇髴糇鰮！Ｈ绱艘粊?，大戶就不樂意了，他們不但賺不到高利貸的錢，反而要負責幫借貸的百姓想辦法還債。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地方的大地主們自然強烈反對。

通過這樣的方式削弱的士大夫階層的利益后，朝廷能夠得到更多的財政收入，百姓能夠緩解生存壓力，這對于國家是雙贏的。而士大夫們對地方的掌控也會松懈掉，這更加有利于國家大政方針在地方的實施，也有效減少了文官集團對國家和朝廷權利的把持。新法正是符合王安石“發(fā)富民之藏以救貧民”的理念，對國家和朝廷是很大的益處。所以這種新法不是與民爭利，而是與士大夫階層爭利。司馬光和韓琦的理由不過是裹挾百姓，以此來粉飾自己得利的合法性。實際上他們這些大地主家族得利，根本上講就是宋朝政策性腐敗造成的結果。

關于新法侵奪官員權利的說法，更是無稽之談了。國家的權力是公器，不是哪個人私家的東西。國家給官員授權管理地方和朝廷事務，自然有收回權力的手段。司馬光和韓琦的這種論調，典型的把公權當私權來用，簡直就是公私不分，道德敗壞了。一旦公權滿足不了官員的貪欲時，這些官僚虛偽的面目就被扯下來了，貪心不足蛇吞象的嘴臉暴露無遺。由此可見，韓琦作為北方有數(shù)的大地主家族，其龐大的家產來歷是如何的？他把持宰相之位十余年，通過腐敗政策給家族撈取的“合法利益”可以說是數(shù)不勝數(shù)的。

綜上所述，韓琦和司馬光等人反對新法并非為了國家和百姓，而是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破壞新法，其根本是因為自己的利益被新法所削弱。其實另一位保守派領袖文彥博說得最直白，他在回答宋神宗的提問時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這句話完整的詮釋了這些士大夫官僚貪婪成性的嘴臉。在他們眼里，百姓就是被盤剝的牲口，根本不用管其死活的。從這個方面看，文彥博好歹是真小人，而司馬光和韓琦是典型的偽君子。面對這樣滿朝的偽君子和真小人，王安石變法不能成功，也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