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廣東書院的歷史發(fā)展軌跡

早在五代十國時期，中國就奠定了官刻、院刻、家刻、坊刻四大出版系統(tǒng)。與此相對應，中國的刻書機構包括：書院、寺廟、私人藏書樓、書坊等。當現代出版機構出現之后，官刻、院刻、家刻、坊刻的出版模式均落沒消亡。從舊有的出版機構消亡，到現代出版機構建立，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這個階段是一個過渡期。洋務運動開始之后，中國的官刻有所改進，主要體現在官書院的主導者的思想開始接納西方的知識體系。“晚清出版在古代出版和當代出版中起著重要的承前啟后的作用，為中國出版業(yè)的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晚清，廣東書院出版事業(yè)對于整個廣東文學形態(tài)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廣東的廣雅書院是洋務派張之洞創(chuàng)立，張之洞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他的出版思想最大的特點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輯刻的書目也呈現這一特點。同時，阮元于19世紀20年代創(chuàng)立的學海堂與陳澧主持的菊坡精舍同樣在培養(yǎng)人才、肥沃廣東文化土壤方面同樣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對于傳統(tǒng)文化典籍的保存與傳播，對于自身學術觀點的彰顯都做出很大的努力。順德朱次琦的禮山學堂也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私人書院。朱次琦的經世致用思想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康有為的政治思想在1譚躍：《中國出版業(yè)現代化的開端期》，《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2008 年。晚清獨成一派，主張對晚清政治體制做根本性的改革，梁啟超提出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文界革命”影響了整個晚清中國文壇。風起于青萍之末，這也證明書院對于人才的培養(yǎng)的重要作用。

1. 書院的緣起

“書院”的本義是指藏書修書及士人讀書之所，書院的概念產生于唐朝，這一概念有民間與官府兩大源頭，前者是指讀書人治學的書齋，后者是指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門。歷朝歷代書院都有分官府書院與私人書院。唐玄宗時的麗正書院便是最早的官府的書院之一，麗正書院原名修書院，后來又改為集賢殿書院，其職能是用來收藏天子的書籍及修撰史籍。官府書院的主要職責，《唐六典》記作：“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征求焉?！?因此，藏書和修史是官府書院最早的職能，隨著時代變遷，除了這兩大職能以外，書院還逐漸具備以下功能：祭祀、教育、刊刻……可見，官府的書院是官方的出版機構，對于經典作品具有保存與傳播的作用。聚集于書院的文化精英實際上承擔了編輯出版的工作。而書院的教學功能產生于宋朝。此時期，私人講學風氣及理學興起，書院遂多用作民間講學之地，教學功能凸顯，不獨限于藏書與刊刻書籍之用了。書院區(qū)別于官學和私塾。書院在學術上有更為獨立的追求。書院的領導者往往在學術上有著深厚的學術功底。在歷史長河中，書院這一機構時而與朝廷保持密切關系，時而又被冷落、壓制。

再將目光聚焦于廣東地區(qū)書院，最早的書院產生于南宋，到了明清時期，廣東的書院達到了頂峰。“記于史籍最早的有講學活動、規(guī)制基本完備的廣東書院是禺山書院，建于南宋嘉定（1208-1224）年間，此時已比北方書院發(fā)展遲了兩百余 2鄧洪波著：《中國書院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 55頁。年?！?從書院歷史的發(fā)端來看，廣東書院的建設與發(fā)展是滯后的。此時期書院的建設得益于朝廷的貶官，例如韓愈、蘇東坡、周敦頤等。元代之后，朝廷對書院的發(fā)展給予支持。書院的地位提升，但是由于政局動蕩，元代廣東的書院數量并未有 太大的提升，但是得到了良好的發(fā)展。明朝前期，開始實行八股取士，大興社學，朝廷將書院視為絆腳石，因此書院的發(fā)展在明初停滯了百余年。縱觀全國書院發(fā)展態(tài)勢，明朝中后期是書院發(fā)展史的高峰期，此時，廣東書院同步達及歷史高峰，且居全國前列。此時，廣東學界產生了兩位大儒：陳獻章和湛若水。其中，湛若水熱衷于推動書院的建設。

2. 清朝以后的廣東書院

歷史的腳步進入了清代，整體來說，清朝廣東書院的發(fā)展脈絡如下：清朝前期，廣東書院沉寂無聲；清朝后期，廣東書院則進入了一個高速發(fā)展的時期。清初，縱觀全國，朝廷對書院的建設是實施壓制的政策，目的是控制思想。因為書院當時并未納入皇家教育體系，具有自由講學的特點，朝廷擔心思想的傳播不利于政 權的穩(wěn)定，加之政權建立初期，漢人不服清朝統(tǒng)治，時常打起“反清復明”的旗號，而當時起領導作用的又多是前明的官員士紳。因此清初全國的書院都十分稀少。據劉伯驥的《廣東書院制度》，清代廣東的第一家官立書院是公元 1662 年建立于信宜的同春書院。整個順治朝，廣東新建書院只有 4 家?？滴跄觊g，朝廷對書院的管束漸趨寬松，廣州官府在康熙年間新建了6所官辦書院。雍正初年開始鼓勵創(chuàng) 辦書院。從乾隆元年（1736）到光緒三十年（1904），廣東共創(chuàng)辦書院 310 家，標 志廣東書院發(fā)展進入高峰期。 3廣州市越秀區(qū)地方志辦公室，廣州市越秀區(qū)政協(xié)學習文史委員會編：《廣州越秀古書院概觀》， 第 3 頁。

清初，廣州政局動蕩不安，整個文化圈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劣。一是清兵入粵，兵災連連。“劫后廣州十室九空。其后三十余年，官諭招民，民始陸續(xù)返居，可見兵災之酷烈”。4其次，順治帝為了孤立臺灣鄭成功，頒布了“禁海令”和“遷界令”。從山東至廣東沿海一律內遷 50 里。界外，不準居住、謀生，違者格殺勿 論。在這樣的政局之下，書院只能茍延殘喘，整個廣東的教育質量下滑，人才隊伍亦是令人堪憂。

到了雍正初年，朝廷開始鼓勵創(chuàng)辦書院。“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又下詔命地方創(chuàng)辦省會大書院，并提供經費膏火，由官方規(guī)定書院章程，官吏參與書院的運作過程，如招聘院長、招考課試生徒等，并以科舉考試為辦學宗旨，變消極的限制為積極的引導。從而達到政府控制書院的目的。雍正此舉，使書院在發(fā)展了幾百年之后正式取得了完全的合法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資助，書院教育正式納入了國家教育體制一部分并得到推行，這是書院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5在此之前，書院一直是作為官方教育機制的補充而存在。從政治目的的角度來看，此時書院設置為了維護社會穩(wěn)定，掌握主流話語權。書院的發(fā)展，經歷了從清初的凋零敝落，到清中期逐漸繁榮，再到清朝中后期，書得到了政權統(tǒng)治者的關注，而成為他們統(tǒng)治的抓手之一。

隨著全國書院漸漸興起，清代廣東省有書院 531 所，居全國首位。清代，遠離行政中心的廣東所擁有的書院數量能夠居全國前列，究其原因，除上述清朝政府對書院發(fā)展的傾斜政策外，主要原因還有兩點。一方面，與歷史傳統(tǒng)相關，廣東歷來 4廣州市越秀區(qū)地方志辦公室，廣州市越秀區(qū)政協(xié)學習文史委員會編：《廣州越秀古書院概觀》， 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13 頁。 5廣州市越秀區(qū)地方志辦公室，廣州市越秀區(qū)政協(xié)學習文史委員會，編：《廣州越秀古書院概 觀》，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5 頁。重視文教。而且早在明代，廣東已是全國書院最為發(fā)達地區(qū)之一。數量合計 207 所。6 在明代，如此繁盛的書院生態(tài)也孕育了兩位大儒：一位是陳獻章，一位是湛 若水。湛若水是陳獻章的弟子。從陳獻章開始，明代的儒學實現了由理學向心學轉變，其學說是儒學發(fā)展史的重要轉折點。湛若水和王守仁共同繼承和發(fā)展了心學。湛若水身居高位，十分關注家鄉(xiāng)教育，致力于興辦書院、四處講學。因此，廣東的書院發(fā)展是有歷史根基的。另一方面，晚清廣東書院之興盛，與廣東的經濟繁榮密切相關。早在漢、唐時期，廣州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中心，自海路來的外國商船都要經廣州進入中國。為了加強對外貿易的監(jiān)管，唐、宋時代在廣州就設有市舶司，在宋、元代期間，廣州的地位曾一度被福建泉州所替代。到了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重開海禁后，在廣州設立粵海關，乾隆二十二年（1757），封閉了閩、浙、江三關后，廣州成了中國獨一無二的對外開放通商口岸，這一地位維持了有一個半世紀——長達 156 年之久。由此廣州積累了豐厚的商業(yè)資源，同時孕育了許多富賈。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觀念無時無刻不影響著這些富賈們，促使他們追求文人身份、文化資源，追求一種認同感，積極融入文人圈子。廣東富商積極捐建書院，廣州幾家書院都有鹽業(yè)背景，例如粵秀書院、越華書院、菊坡精舍、廣雅書院。廣東富商熱衷于收藏珍稀圖書，建成不少藏書樓，同時出資刻書?？梢姰敃r廣東地區(qū)有著重視文教、重視人才培養(yǎng)的氛圍，文學創(chuàng)作也呈現旺盛的態(tài)勢。

能夠說明廣東書院發(fā)達的一個明證，便是廣州越秀古書院群的存在。“清代以 廣州府衙為圓心半徑為 1 公里的范圍內集中了 3 個學宮、5 所省級書院、1 所府級書院、2 所縣級書院、數百間宗祠書院及 1 個全國第二大書坊市場，為全國罕有的6鄧洪波：《中國書院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 278 頁。高密度歷史人文景觀?！?古書院群曾是廣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象征。古代廣州書院級別中高層有省級官辦的應元書院、學海堂和菊坡精舍三大書院。其中應 元書院是舉人才能入讀，培養(yǎng)狀元級和進士級人才。中層主要有粵秀、越華、羊城、禺山、西湖五大書院，亦是省級官辦，需秀才方能入讀，培養(yǎng)目標是參加鄉(xiāng)試舉人，有上千學生同時入讀。低層書院則有府、縣級三大學宮，他們直接為府衙、縣衙輸送“官員”。

二、晚清廣東書院的出版品種以及出版方向

清代，書院的存在與統(tǒng)治階層的科舉考試有著密切的聯系。作為出版機構，書院所刊刻的書籍品種以古籍經典為主。這一點是明顯區(qū)別于民間書坊，書坊則注重于盈利，佛經、歷書、類書、小說等實用性、娛樂性讀物是它們刊刻的對象。同時也區(qū)別于私人刻書，私人刻書取決于私人的喜好。書院又分為官書院與私人書院。在清朝，由于書院已經被納入教育體制，所以大部分書院都是官書院，但是也存在小部分私人書院，例如朱次琦所在的禮山學堂，與康有為的萬木草堂都是屬于私人書院。一般而言，官書院更有財力、人力牽頭勘刻書籍。

從清代開始，官書院有兩大精神追求，一是與中國科舉制度相結合，幫助學子們打下良好學識基礎，順利通過科舉；另一精神追求，則是樹立本書院的學術標桿與追求。二者此消彼長。當書院過于追求應試成績，學術的發(fā)展會相對滯后，而當它們過于追求學術，則影響他們的生存發(fā)展，引起當權者的焦慮而進行干涉。在晚 7廣州市越秀區(qū)地方志辦公室，廣州市越秀區(qū)政協(xié)學習文史委員會：《廣州越秀古書院概觀》， 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13 頁。 清的廣東，書院的這兩種精神追求在此消彼長中保持了一種很好的粘合的狀態(tài)。晚 清廣東的學術與廣東書院互為促進著向前發(fā)展。此時，廣東的學術處于全國領先地位。大量書籍的編印，印證了其領先地位。若從出版的角度來看，書院從兩個方面推進了出版業(yè)的發(fā)展，一是書院以刊刻學術著作、經史類著作為主，在出版品種數量上豐富了出版業(yè)；二是圍繞書院的文人群體在良好的環(huán)境中得到了發(fā)展，從而產生了相關著作，并產生了刊刻的需求，從而推動了出版業(yè)發(fā)展。

從傳統(tǒng)刻書的模式到現代出版模式，晚清的官書院起到了一個變革、過渡的作用。西學東漸、洋務運動是晚清時期的思潮先鋒，此時涌現大批軍事、民用企業(yè)，官書院自然受到了西方經營模式的影響。清代官書院的刻書更有計劃性、自主性和現代性，官書院采取的是團隊操作的模式，打通了編、印、發(fā)的管道，是現代出版 業(yè)的雛形。由于清朝的衰敗、科舉制度的結束、官書院的經濟自身過度依賴清朝政 府等原因，官書院只能是一個朝代的產物，生命也跟隨清朝一同走向尾聲。

在廣東地區(qū)，印刷業(yè)的發(fā)展處于前沿，當廣東書院發(fā)展到達高峰，掀起古籍刊刻高峰時，本地印刷技術可以配合書院的刊刻需求，而不需要求之于外地。廣東的雕版印刷在明朝時候已經享譽全國，到了清朝，雕版業(yè)務市場已經在全國占有一席之地。有其他地方的書商慕名而來定制雕版，再帶回本地印刷?！吨袊∷⑹贰诽峒?/span>“乾隆間詩人袁枚寫給他在廣東做官的弟弟信中說：'又聞廣東刻字便宜，不過不好耳，然刻《子不語》，原不必好也，弟為留意一問?！瓕帒训绿脮椭軐W先往粵賣書，以粵省刻工較江南價廉，曾將《國朝詩別裁集》翻刻本，帶回江南刷賣。又蘇州板中也有類似情況，蘇州書商往廣州賣書，順便在順德馬岡一帶刻好書板，把書板帶回蘇州刷印。因為馬岡多女工，刻價便宜，所以江南作家與書商多喜歡在廣東刻板，再把書板帶回印刷?！睆V州、順德馬岡和佛山是當時重要的印刷重鎮(zhèn)。

晚清，廣東社會刊刻古籍的風尚形成于學海堂創(chuàng)建之后。官書院刊刻的主要品種是經典古籍，而且是以叢書為主。晚清廣東的大型叢書均由幾間知名書院牽頭組織完成，例如《廣雅叢書》《粵雅堂叢書》《嶺南遺書》《守約篇叢書》《如不及齋會鈔》《尺進齋叢書》《碧琳瑯館叢書》《藏修堂叢書》《學海堂叢刻》《翠瑯玕館叢書》《知服齋叢書》《螺樹山房叢書》《自著叢書》等。其中，菊坡精舍的原套人馬組建了廣東書局，廣雅書院下設廣雅書局。在這幾間知名書院刊刻大型叢書的帶領下，整個廣州地區(qū)掀起了刊刻經史古籍的潮流，廣州地區(qū)學術土壤也因此肥沃起來。要完成大型叢書的刊刻，需要專家擔當圖書總校，還需要足夠的資金。幾位德高望重的書院山長或學長是廣東文化界乃至全國知名的學者。他們對版本十分了解，對刻書有自己的獨特思路。大型叢書往往是由他們策劃而成。

學海堂、菊坡精舍、廣雅書院是廣東的幾家重要的書院，他們的運營發(fā)展其實體現了一種朝現代化發(fā)展軌跡，像越秀、羊城、粵華這類老書院重“四書”，以科舉訓練為主。學海堂在重科舉的同時，注重發(fā)揚、傳播樸學。菊坡精舍也不單純注重科舉，在講學方式上有所創(chuàng)新。阮元主持的學海堂以及陳澧主持的菊坡精舍更能夠代表清朝以前的傳統(tǒng)的書院，刊刻的書籍多為學術書籍，這兩間書院肥沃了廣東文化熱土，培養(yǎng)聚集了許多人才，營造了一個場域?！俺藲v史著作和詩之外，一大批往昔或當代廣東作家的詩文選集在十九世紀的廣州被生產出來。有幾種廣東的選集是在明末或清初就已編成的。根據科大衛(wèi)的研究，十九世紀是廣東迎來珠江三角洲精英文化的時期”。8 8【美】麥哲維著，沈正邦 譯：《學海堂與晚清嶺南學術文化》，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 年，

在廣雅書院的課程設置上，就凸顯了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他將課程分為經、史、理、文四科，又將掌故、地理、算術等學科加入學院課程。張之洞的廣雅書院的刊刻也是以經史子集為主，但是可以看到具有現代性的書目出現。

1. 學海堂出版思想

江蘇籍經學大師阮元來到廣東之時，廣東當時的學風仍然以科舉為中心并且以陳白沙、湛若水的心學為重。“制舉之外，求其淹通諸經注疏及諸史傳者屈指可數，其藏書至萬卷者，更屈指可數，故州郡書院止以制藝試帖與諸生衡得失，而士子習經但取其有涉制藝者，簡煉以為揣摩，積習 相沿，幾乎牢不可破”。9阮元從嘉慶二十三年（1818），創(chuàng)辦學海堂，營造了廣東的漢學的學術研究的氛圍，刊刻《皇清經解》等書，在嘉慶道光年間卷起了樸學之風。簡而言之，與其他傳統(tǒng)官書院相比，學海堂最大的特點是摒棄八股，注重學術研究。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云臺，江蘇人，25 歲中進士，是歷仕干、嘉、道三朝的達官顯宦，也是輝映儒林文藝的碩士巨擘，在清中葉的政治舞臺與學術領域長袖善舞，有著顯赫的地位。1817 年，時年 53 歲的他調任兩廣總督。阮元 1818 年開始創(chuàng)建學海堂，1821 年決定選址興建學海堂書院。1824 年學海堂終落成于粵秀 山。1826 年阮元頒定學海堂章程，并解決學海堂長期運營的經費問題。該年，阮 元又調離了廣東。雖然，阮元在廣東只待了 9 年的時光，但學海堂對廣東學界的影 第 179 頁。 9清?崔弼：《學海堂集》卷十六，《新建粵秀書院學海堂記》，轉引自鄧洪波：《中國書院史》， 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 530 頁。響，延續(xù)了長達大半個世紀。學海堂是廣東的最高學府之一，聚集與孕育了廣東文化精英，以最新的學術思想引領著廣東學人。晚清，學海堂的學生可以說幾乎“壟斷”了廣東學界，并且對其他省份也產生了影響，“據有的學者統(tǒng)計，學海堂的學 長和生徒共有 40 人次執(zhí)教過 23 所書院，地域涉及廣東、廣西、湖北、河南等省， 遠遠超過了昌明時期漢學影響的地域?！?0 值得一提的是，學海堂培養(yǎng)了陳澧這一大儒，陳澧繼續(xù)挑起了學海堂的旗幟，傳播樸學。

不得不承認，阮元是一個極具號召力與影響力的學人，他在年富力盛，可以說學識與地位都相應到達高峰的時候，帶著關于訓詁學的研究與教育的成熟經驗，來到了廣州。阮元具有官員與學者雙重身份，其影響力十分大。廣州的學人很快地接受了阮元的樸學思想。由此，整個廣東學術圈形成了二元格局。一派是以廣州為中心的漢學研究，另一派是廣州以外的珠江三角洲鄉(xiāng)鎮(zhèn)或村莊的宋學或明學的堅定擁 護者。這兩種思潮并非涇渭分明。例如，陳澧與朱次琦的思想中都有漢宋調和的思 路?？v觀中國學術思想流變，先秦孔孟、兩漢經學、宋明理學、乾嘉漢學等構成了儒學發(fā)展的幾個重要階段。從橫向來看，整個清朝的對思想進行高壓鉗制的大環(huán)境，也是促使這個朝代漢學昌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注重發(fā)展學術的同時，學海堂與科舉制度之間的聯系依然密切。每個季度，學海堂會為其周邊的端溪、粵秀、越華、羊城四家書院的注冊學生以外的其他學生舉行考試，提高應試能力。

學海堂十分重視刻書，因為刻書可以輔助確立學海堂在廣大學人心目中的位置，同時利于學術果實的保存，以及學術思想的確立與傳播。學海堂的刻書思路有10鄧洪波：《中國書院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 536 頁。以下幾條：一是刊刻乾嘉學派的學術成就，二是刊刻地方文獻，三是刊刻經典史籍，四是刊刻學海堂學人的著作。

雖說廣東的刊刻業(yè)于明朝時期已經十分繁榮發(fā)達，但是廣東的古籍刊刻風氣還是始于學海堂。“同治、光緒之際，以廣東書局和學海堂為標志，廣州地區(qū)形成了一次規(guī)模較大的刊刻經史古籍的高潮，與其他各省尤其是江南各省官書局互相呼應，推波助瀾，趕上了時代的潮流?！?1 學海堂存世 79 年，學海堂主持刻書事宜的是陳澧、譚瑩、陶福祥等著名學者，所刻印的書籍質量較高。1840 年出任學海堂學長的陳澧，先后刊刻了《四庫全書提要》《通志堂經解》《通典》《續(xù)通典》巨著。

2. 菊坡精舍出版思想

陳澧（1810-1882），字蘭甫，號東塾先生，廣東番禺人，仕途一直不順，主攻學術與教育，先后任學海堂學長、菊坡精舍山長，著有《東塾類稿》《漢儒通義》《聲律通考》《東塾讀書記》《東塾集》等影響深遠的著作。

陳澧是一個廣泛涉獵的知名學者，早年在仕途追求的道路上屢受打擊，仕途的不通反而造就了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對經學、聲韻學、地理學均有深入研究。他擁有任學海堂學長、菊坡精舍山長的豐富經歷。阮元、張之洞有官銜在身，更多的身份是書院的設計者與管理者，而陳澧則是專家型的管理者。陳澧是一代大儒，是東塾學派的創(chuàng)立者，在廣東學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菊坡精舍成立于 1867 年，由清代大儒陳澧（1810-1882）所主持?！扒逋瘟辏?867）廣東巡撫蔣益澧倡議及撥款創(chuàng)辦菊坡精舍，聘請陳澧為院長，從此菊坡 精舍取代了學海堂。舍址仍在越秀山，教學內容、方法多仿效學海堂。招生對象從 11李緒柏：《清代嶺南大儒陳澧》，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浶?、越華、羊城三間書院的肄業(yè)選拔，再深造培養(yǎng)。菊坡精舍至清光緒二十年（1903）結束，這已經是臨近辛亥革命前夕了?！?2 菊坡精舍繼承了學海堂的優(yōu)良 傳統(tǒng)，破除清代書院僅為科舉制度考試服務的陳規(guī)陋習，不習舉業(yè)；同時也有自身突出特點——只是作為一個講學的講壇，傳播思想?！瓣愬⑻岢杂芍v學，不僅在廣東是首創(chuàng)，在全國也是開風氣之先。”②當時的應元書院，則與之相反，專課舉人。菊坡精舍經費穩(wěn)定，教職人員可以安心運營教育事業(yè)。菊坡精舍“共刊印圖書 12 種，合計 2872 卷以上，其中包括該書院的優(yōu)秀課卷集《菊坡精舍集》二十卷，以及一些本院生徒的著作，形成了具有一定影響的學術門派，為本地學者學術思想的傳播創(chuàng)造了條件?！?3

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成立，由陳澧主持。廣東書局并無具體辦公地點，而人員實際上仍然是出自菊坡精舍。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首先刊刻的書籍是《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 卷，《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20 卷。接著刊刻了《十三經注疏》346 卷、《通志堂經解》1792 卷、《古經解匯函》附《小學匯函》 283 卷等。同治十三年（1874），因捐資者離開廣東，廣東書局停止了刊刻事業(yè)， 存在了 7 年。

“陳澧主持廣東書局和學海堂刻書，有自己鮮明的特色，最顯著的表現就是所刻大都是學術經典名著，基本上沒有刊刻宋學性理方面的書籍，與其他各省官書局 有明顯區(qū)別。從所選刻書的內容性質來看，廣東書局所刻主要以經學書籍為主，而學海堂所刻明顯偏重于典章制度方面的書籍，屬于工具書，二者正好互為補充，相輔相成。這就再清楚不過地體現了陳澧刻書選題時的指導思想和主要傾向。由于陳 12馬迅：《廣東學海堂始末記》。 13蔣建國：《晚清廣州出版業(yè)與文化的繁榮》，《出版發(fā)行研究》，2007 年第 8 期。 澧身兼學海堂學長和菊坡精舍院長二職，這種特殊的身份和有利地位，使得陳澧能夠在兩處刻書活動中發(fā)揮核心主導作用，也使得他能夠有條件去協(xié)調兩處刻書重點，不至于重復雷同，浪費寶貴有限的人力、物力和經費資源?！?14

粗略統(tǒng)計，東塾學派的骨干有：于式枚、文廷式、胡錫燕、趙齊嬰、廖廷相、王國瑞、譚宗浚、黎永椿、饒軫、林國庚、林國贊、馬貞榆、沈葆和、陶福祥、楊裕芬、溫仲和、陳伯陶、汪兆銓、馮焌光、陳樹鏞、虞必芳、張鳳翰、葉天船、羅海田、殷?？?、陳昌治、梁起、汪兆鏞、梁鼎芬、鄭權、姚筠、何如銓、劉昌齡、黃紹昌、鄒伯奇等。15

3. 廣雅書局出版思想

 廣雅書院由張之洞創(chuàng)立于 1888 年。梁鼎芬解釋“廣雅”詞義為“廣者大也， 雅者正也，大而能正，公無愧焉”。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又號壺公、無競居士等。清直隸南皮人。同治二年（1863）進士。歷任兩廣、湖廣、兩江總督，官至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在廣雅書院內又創(chuàng)立了廣雅書局，又名廣州書局、廣東官書局。梁鼎芬是 張之洞的得力助手。他們在教育上理念相近，在刻書事業(yè)上也不謀而合。張之洞一直十分注重教育， 在書院之下又設廣雅書局，專門運營圖書刊刻一事，可見一 斑。

從刊刻書籍的內容以及課程設置上來說，阮元主創(chuàng)的學海堂與陳澧主持的菊坡精舍較為傳統(tǒng)，廣雅書局則是主張洋務運動的張之洞主創(chuàng)，廣雅書局則向出版現代化更邁進了一步。 14李緒柏：《清代嶺南大儒陳澧》，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23 頁。 15曾凡亮：《菊坡精舍與東塾學派》,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2009 年第 30 卷第 2 期。

張之洞派人往全國各地廣征書籍，聘請精于刊刻目錄的學者主持書局，刊印經史之集及各類叢書，以供書院里的學生研究學習。在人員分工方面，亦做了細致精心的安排。張之洞安排兩廣鹽運司綜理局事，候補知府方功惠為提調，又延請順德李文田學士為總纂，南海廖廷相太史、番禺梁鼎芬太史、番禺陶福祥孝廉為總校。提調專門負責印刷事宜，負責書局事務的正常運轉。李文田為狀元，學問淵博，而廖廷相、梁鼎芬、陶福祥皆當時名士。大部分是東塾學派弟子。后張之洞在武昌創(chuàng)建兩湖書院，還聘請?zhí)崭Ｏ闉榻泴W講席，聘請梁鼎芬為助手?？梢姀V雅書院的人員專業(yè)知識底蘊深厚，是刊刻事業(yè)方面的專家。不少人有自己的藏書樓，例如方功惠有碧琳瑯館，李文田有泰華樓，梁鼎芬有葵霜閣。大部分人有自己的論著，甚至自籌資金刻書。例如，方功惠刻有《碧琳瑯館叢書》，廖廷相著有《三禮集》10 卷。廣雅書局刊刻書籍的數量，粗略統(tǒng)計約為 362 種。16

張之洞是封建社會的重臣，其刊刻的出版物始終服務于統(tǒng)治體系，對于學子而言，仍然是有考取功名的功利性閱讀在其中。但是張之洞對于中國教育還是做了十分深刻的思考。經世致用，始終貫穿張之洞的思想。從少年開始，經歷了“經世致用”哲學的益處，促使其堅信身體力行這一理念。年輕時讀書的最終目的為了科舉考試，后步入仕途，成為晚清忠重臣，成就一番事業(yè)。張之洞十分注重教育，在湖北創(chuàng)建經心書院，在四川創(chuàng)建尊經書院。政教并舉，是他從政的一大特色。他認為人才的培養(yǎng)是重中之重。對人才的培養(yǎng)仍然是以舊學為主。對舊學的整理、宣揚也是其出版理念中的核心。對于讀書的目的、途徑，張之洞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其著于中法戰(zhàn)爭前的《書目答問》是清末版本目錄學的名著，共著錄圖書兩千 二百余種，而《輶軒語》則是著重于讀書與治學的方法。16李緒柏：《清代廣東樸學研究》，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 年，第 120 頁。

中法戰(zhàn)爭前，張之洞的思想是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西方科學知識并未納入他的眼界之中。中法戰(zhàn)爭之后，張之洞親眼目睹了西方的堅船利炮，逐漸意識到一個國家需要強大的確倚靠人才，但是培養(yǎng)人才的方式和手法需要重新考量。張之洞逐漸認可了西方的科學知識，在中學與西學的關系上，他認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治學最初應多讀經書，打好功底，以明事理。舊學，始終是其思想中不可動搖的支 柱。張之洞認為中國之文學經史是萬古不磨的。無論刊刻書籍還是收藏書籍，依舊以舊學為主。在浩瀚如海的經學當中，張之洞推崇經學，主張不盡學諸子，要懂得去偽存精。兩湖書院，創(chuàng)建的目的是講求中學，引入西學，試圖以中西結合的方法，尋找出傳統(tǒng)的書院事業(yè)發(fā)展的新路徑。

張之洞發(fā)現科舉制度與書院的矛盾之處，后聯合上奏廢除科舉制度。1905 年 科舉制度廢除。張之洞后發(fā)現書院改革的弊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視越來越稀薄。此時張之洞推動朝廷頒令建存古學堂，但是為時已晚。整個中國都沉浸在擁抱西學的新奇與狂歡之中。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斷層也是始于此。

張之洞熱衷于刻書，尊重知識，珍惜人才。在《勸刻書說》中提及：“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yè)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但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校精雕。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豈不勝于自著書、自刻集者乎？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后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庇纱丝梢姡瑥堉凑J為刻書者可以歷史留名，其所具有的永恒性可以抵抗時間，甚至認為通過刻書傳播經典的功德遠遠大于自身知識積累所貢獻于社會的功德，而且是揚名立萬捷徑。

書院本身是一部可以孵化學術文化思想的巨型機器。他們可以集眾力去完成各項重大的文化事業(yè)。在共事中形成很好的默契，然后，在學術文化上互為補充、切磋、激勵、促進，有共同的學術目標追求。逐漸形成學派。

在廣雅人眾教師與學者中，就有“嶺南四大家詩”，即梁鼎芬、黃節(jié)、曾習經、羅惇曧四人。梁鼎芬提倡宋詩，粵中詩學轉變，梁鼎芬功不可沒。黃節(jié)被稱為民國以來詩學宗師。蘇曼殊稱贊其為“南國詩人”，著有《蒹葭樓詩》。曾習經是梁鼎芬的弟子，常年研究、寫作詩歌，著有《蟄庵詩存》。羅惇曧，著有《癭庵詩 集》。

三、結語

書院是物化了的精神高地，書院也是出版主體?？疾烊珡V東的出版以及文學創(chuàng)作，可以從考察環(huán)繞在書院四周的文化精英的文學創(chuàng)作入手。

以書院為圓點，廣東文化精英匯聚在一塊兒，同時產生了較大影響力，輻射至廣東各區(qū)域。由于文化精英的匯聚，書院的名聲漸累積而擁有更為綿長的生命力。而這些廣東文化精英也因倚靠書院同時而具有三重身份：教育者、出版人與文學創(chuàng)造者。書院所聚集的文化精英不少是編輯專家，對版本十分熟知。他們中的不少人是廣東學術圈、文學圈的中堅。清末，涌現了學術大家兼文學家有阮元、陳澧、朱 次琦、譚宗浚、梁鼎芬、康有為、梁啟超等，他們大都有在學院求學、教學，甚至有辦學的經歷，有的是以書院為終身舞臺?？梢哉f，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離不開學院的滋養(yǎng)，書院已進入了他們的生命。書院同時是一個有效的傳播平臺，能夠目標精準地針對有效讀者宣傳傳播?？梢姡瑥V東文化精英與書院有天然的互相依賴的關系。

澳門大學中國文化論叢2020年第一期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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