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一個符號和神話。

近現代中國對魯迅的解讀，有著顯著的矛盾性質——一方是官方解讀的短期政治化的旗幟魯迅，一方是亞洲乃至世界文學視野下的文學魯迅，一方則是抽象掉政治的、文學的，獨立思考與蔑視權威、大寫一個自我的人格魯迅。這最后一方，于今天的主流甚至還格格不入。

誠如藤井省三所述，理解魯迅文學，可以有不同層面和文脈，讀者自身的閱讀體驗，魯迅的個人史，近代中國文化社會史，東亞乃至世界文學史等等。

藤井基于東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的考據學傳統(tǒng)和現在盛行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在這本小冊子里著重關注魯迅與日本的關系，歷時十二年之久逐步積累撰述而成。

魯迅與近代日本的關系，可以簡要縮略為三點：

其一是留學日本和北京-上海時期，魯迅通過大量閱讀日文書籍，學習日本文學乃至世界文學；

其二是上世紀30年代之前，魯迅深受日本夏目漱石、森鷗外、芥川龍之介的影響（夏目漱石、森鷗外，敝號在去年隨筆的《少爺的時代》中有詳盡介紹，值得一看，這可是難得的漫畫版日本明治維新晚期共運史和文學史的融合史），以及40年代之后，太宰治、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樹深受魯迅的影響；

其三是借助魯迅對日本文學影響以及日本對魯迅的解讀，可反觀日本文化社會史的變遷。

藤井從魯迅在上世紀初到30年代去世前，在東亞幾個城市間的定居和遷徙，來描繪魯迅與日本文學之關聯(lián)，由紹興而南京，由南京而東京，由東京而仙臺，由仙臺而北京，由北京而廈門、廣州、香港，最后到達上海——他的行跡和筆跡遍布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東亞的幾個大都市。

有趣。

藤井說起他對魯迅的感受，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時正是席卷全世界的社會運動興盛之時，除了日本對面的那個大國正在發(fā)生的一切，還有歐洲、美國，都發(fā)生了青年一代反抗資本、官僚、戰(zhàn)爭的社會運動，日本正在經歷六十年代的高中校園運動。

藤井正是看到毛澤東盛贊魯迅為中國革命的圣人，就開始閱讀魯迅。由此開啟了一生與魯迅的不解之緣。作為高中生的他為魯迅作品中濃厚的暗色dark feelings產生強烈共鳴。

看到這里我突然想起，也是從小即接觸魯迅，因為父親有一套不全的魯迅全集，其實從小學開始就翻，一直翻到中學，那個時候相比吶喊，我更喜歡彷徨。

三十多年前某次在某個雜志上讀到了一篇有關魯迅收在彷徨中的《在酒樓上》這篇小說的分析文章（隱約記得還是在機械廠廠房昏黃的燈光下），一下子給吸引住，讀了不下五遍。

文章揭示出了一個我從前從未意識到的魯迅作品層面——第一次讓我能夠脫開中國教科書習慣的階級、舊社會、反動派這些詞匯構建的語境，從純粹文學和人性的視角去看待小說想要說什么，頓時感到了魯迅作品中恰如藤井所說的那種濃厚的暗色，看透了一切后的基于命運和人性的悲涼。

于是趕緊去找當年我看了不下五遍的這篇文章，找出來一看——赫然寫著作者，村上春樹。

有多巧。

周氏家族在明代正德之前，世居湖南道州，也就是今天湖南永州市的道縣。正德年間始祖周逸齋遷移到了后來的紹興。到紹興之后第六代考取功名，由此進階士紳階層。到太平天國時期，家族開始衰落。到他祖父周福清手中，再次通過考取進士而中興了一段時間——他祖父最高做到了內閣中書，中央政府副秘書長級的高官。

魯迅的母親魯瑞是個十分開明睿智的女性，喜歡讀書，后來在北京時還自己訂閱報刊，居然還很喜歡讀張恨水的現代戀愛小說！她很早就不纏足了，在北京聽到大家宣傳女權，就讓師范學院的女學生來幫自己剪短發(fā)。可見這位母親的頭腦和個性，對魯迅的影響。

《父親的病》帶有很強的“私小說”性質，魯迅在其中表達了激烈的反傳統(tǒng)傾向，如詛咒中醫(yī)以及各個神仙醫(yī)生。

其實，被他斥責為無厘頭的藥方，如蟋蟀、平地木，在本草綱目中都有記錄，確實可用作利尿的藥物；敗鼓皮丸，也有記載，從前的鼓皮都是驢皮、牛皮，也有利尿的作用。

他父親是患水腫，應該是尿毒癥導致的浮腫，所以，當時的中醫(yī)基本判斷也沒有錯。至于那位陳連河，也是紹興當地的名醫(yī)，確有其人，叫何廉臣，查一查就知道，此人是清末紹興的名醫(yī)。

魯迅1898年離開三味書屋，去了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學習，只學了一年，就轉到了礦務鐵路學堂。礦務鐵路學堂是維新派主辦的學校，在這里，魯迅讀到了嚴復翻譯的天演論。

他自己寫到，18歲的他讀到天演論，想到，居然有這么一個英國人赫胥黎，坐在斗室之間，能想得出這么神奇的事來，覺得實在不可思議?！獛缀跛信Ｈ嗽趩⒚呻A段，讀到啟蒙書本的時候，都是這么個感受。

就這么的，他一路讀了蘇格拉底、柏拉圖，開始全面接觸西方學術。

當初我也是在18歲這年讀到了笛卡爾和帕斯卡，讀他們用幾何學方法論證神的存在性，也是驚訝到下巴掉下來，居然還有人這么去想事情。

1902年1月，21歲的魯迅以第三名成績從學堂畢業(yè)，前往日本留學。那個時候，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只有600人。從此開始了他在日本長達七年半的求學生涯。

在日本，他主要活動于東京和仙臺兩地，大部分時間都在東京。此時的東京，正是明治維新中后期的鼎盛階段，東京是不折不扣的亞洲帝都。日本全國的鐵路里程已經達到了8000公里，電信、郵政均已開始飛速發(fā)展，小學就學率達到了92%。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日本文化文學事業(yè)的快速發(fā)展——隨著工商業(yè)崛起，城市擴大，社會各階層智識水平提升，寫作、閱讀、出版、期刊雜志業(yè)就有了巨大的市場，對閱讀內容的需求擴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事寫作和文化事業(yè)。

敝號去年隨筆的《少爺的時代》中曾經提到，1907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教授夏目漱石毅然辭職，進入朝日新聞社當專欄作家，就是一個標志性事件——有人可以靠寫作為生了，寫作開始成為一門職業(yè)。

魯迅在的這幾年，恰好是東京現代化的起始階段。

魯迅1903年在東京進的是日本政府專門為清國留學生準備的弘文學館，用于補習日語和一些基礎學科知識。受到東京當時文藝氛圍的影響，魯迅開始了在文學上的初步嘗試——1903年他從日文翻譯并發(fā)表了雨果的作品《哀塵》，還有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球旅行記》、《地底旅行記》和《北極旅行》。

1904年他畢業(yè)就從東京分配到了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仙臺是個小城市，相比東京，差了十萬八千里。之所以魯迅會從仙臺醫(yī)專退學，我們都是說因為那個著名的幻燈片故事。其實那也可能是魯迅之后在從文之后構建出來的一個故事而已，因為當時正值日俄戰(zhàn)爭，日本戰(zhàn)勝了俄國，全國人民心氣都很高，到處都會有這樣那樣的宣傳片。

藤井認為，仙臺偏僻無趣可能才是魯迅退學回到東京的原因——因為東京離仙臺有足足12個小時的車程，可是在仙臺讀書的一年里，魯迅居然有三次回到東京休假！

1905年魯迅回到東京后，把學籍掛在德國學協(xié)會下的德語專修學校，從此開始全身心投入到文學中去——每天流連于丸善書店，大量閱讀歐美文學作品，并開始撰寫文學評論。

當時，夏目漱石已經開始在朝日新聞報上連載小說《虞美人草》，魯迅每天的生活就是這么開始的——靠在榻榻米上，叼著敷島牌香煙，翻看朝日新聞的小說版面?！乙幌伦泳吐?lián)想起谷口治郎在《少爺的時代》漫畫里畫的當年夏目漱石、石川啄木這幫子閑散文人，那懶洋洋趴在榻榻米上，叼著煙看小說和詩集的畫面。

夏目漱石毫無疑問是魯迅最崇拜的文人。他甚至跟自己弟弟周作人一起，把夏目漱石曾經住過的本鄉(xiāng)西片町的宅院租了下來居住。

夏目漱石作為明治維新中后期最重要的作家，以普及日本國語和提出了個人與國家如何相處這一新興民族國家崛起時都要面臨的深刻問題，而為魯迅所重視。早年的魯迅也認為，改變中國首先是從文化、思想上入手。

回到東京的魯迅，還在老鄉(xiāng)章太炎的攛掇下，加入了革命團體——光復會。還差點去執(zhí)行了一個刺殺任務，他自己說，是臨行前才想起，要么殺了人坐牢，要么被殺，誰來照顧老母親。就問來分給他任務的人，那人聽他這么一問，就嫌他瞻前顧后，干不了殺人的勾當，走了。

1906年魯迅因為老母親要求回家完婚，回了趟紹興老家，對象是一個叫朱安的女性，結婚四天后，魯迅就又跑回東京去了。

1907年魯迅開始了文學事業(yè)的第一次嘗試，首先是創(chuàng)辦一個叫《新生》的雜志，沒有成功；接著又跟弟弟周作人編輯《域外小說集》，收集歐美人氣短篇小說，由于當時中國的出版業(yè)還很弱，所以也沒有成功。

倒是此前為《新生》準備的各種文章，都發(fā)表在了其他刊物上，其中就有著名的《摩羅詩力說》，這篇評論文章彰顯了魯迅此前三年對歐美文學的研究積累。

國內很少人知道魯迅的日文文學水準——藤井專門列示了一下，魯迅在離開日本后，還經常向日本國內雜志投稿，大部是翻譯作品，還有就是他把自己的作品翻譯為日文的作品。他的日文水平也相當可以，在中文中的節(jié)奏感，依然可以帶進日文。

1909年，魯迅結束留學回國。主要原因是家里沒錢了，得要找份工作，供弟弟周作人在日本的學習生活。不然，魯迅還打算到德國去轉轉。

回國首先是到杭州師范學堂擔任化學生物學教職，1910年又回到了紹興中學堂教書，之所以到這里是因為有職位——中學堂聘請他擔任監(jiān)督，也就是校長。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各處騷亂，魯迅帶領中學堂學生負責紹興城內的警備，迎接革命軍進城。正是在這個階段，魯迅接觸、觀察并飽嘗了對革命運動的失望之苦，對草根民眾麻木狀態(tài)的深切體驗。

1912年2月，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邀請他前往南京教育部任職，擔任科員。也是從此時開始，魯迅與蔡元培建立起了融洽的私人關系。蔡元培應該是在東京就了解到了魯迅，畢竟魯迅那個知名的老鄉(xiāng)——章太炎的名頭實在是太大。

1912年起，蔡元培到了北京中央政府繼續(xù)擔任教育總長，開始了教育改革，由此想到把當初在南京的原班人馬都帶過來。于是，他把魯迅調到了教育部，給了一個副處長的實職，這樣，1912年底魯迅就到了北京，開始了北京時期的生活。

一開始他也和今天剛到北京工作的人們一樣，屬于“漂”一族，一直住在宣武門外的紹興會館。今天這個會館已經成了快遞的中轉站，縊死過一個女人的那棵槐樹下堆滿了快遞包裹。

有年夏天我跑去看這個地方，幾個快遞小哥正在往樹下壘包裹。見我走進來，詢問有什么事，我說沒啥，就是看看這里，看看這棵樹。

快遞小哥們看著我問，這里有啥東西可看的。我說，這不是紹興會館嘛，挺有名的地方，我指了下對面那個已經破敗的屋子，這棵樹也挺有名的。小哥們茫然地看著我，看看周圍，無法理解的樣子。

我想這可能就是黑格爾、雅思貝爾斯、湯因比們說到的，很多人并沒有生活在歷史中，甚至一些民族和國家都沒有歷史的緣故吧。所謂生活于歷史中，就是有歷史感，知道自己處于歷史中的位置。

魯迅在紹興會館租住了七年半之久！期間就是老老實實上班，講課，抄古碑，潛心研究。之所以住在這里這么長時間，我想主要原因也在于房價太高，要買下一座能供全家七八口人一起住的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民國年間公職人員、教職人員那么高收入的情況下，魯迅也花費了七年的時間，外加還把紹興老家的房子賣掉，才湊足了錢買下了今天北京八道灣魯迅紀念館那所四合院。

后來他的弟弟們回來，周作人一家子、周建人一家子，加上母親魯瑞，真是熱鬧了。有趣的是，周作人和周建人都娶的日本妻子，孩子也出生在日本，這一大家子既說漢語也說日語。

北京實在是一個比南京大太多的平臺，魯迅從南京到北京之舉，實為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飛躍和轉折。

1919年的北京，已經擁有國立學校19所，私立學校6所，學生人數達到1.3萬人，超過全國其他所有地域學生人數的總和。可謂當時中國當仁不讓的大學生城市。不僅如此，教師隊伍中也集中了幾乎當時所有留學歸國的精英人士，到1918年，北京大學教授的平均年齡不到40歲，不論學生還是教員，南方人士都占了大多數。

這就是為什么新文化運動乃至五四運動，只能發(fā)生在北京。

魯迅在教育部當官的同時，兼任北大講師，主講中國小說史。他還參與完成了北大?；蘸汀秶鴮W季刊》的封面設計——他自日本時期起，就對美術、版畫、插圖都有極高的興趣和研究。

由于當時政治空氣沉悶，教育改革事業(yè)也停滯不前，所以魯迅更多的時間花在了整理和抄寫石刻古碑上。

接著就是吶喊自序中的那一出，同為留日的友人錢玄同跑來要他寫點東西給剛出刊的《新青年》。1918年5月，狂人日記就出來了，一下子開啟了中國近代小說新序幕。

狂人日記是有原型的——魯迅有個同鄉(xiāng)的表弟阮文恒，曾經在山西繁峙縣做過縣丞（縣委辦公室主任），后來因為犯案受到恐嚇而至精神失常，1916年被送到魯迅這里，魯迅安排他住院治療。

藤井細心的收集了狂人日記發(fā)表時，同期北京各類報刊的信息，發(fā)現，幾乎就是在同月，北京的好幾個報紙頭條都有這樣的新聞：痰婦食子奇聞，孝子割股療親，賢婦割肉奉姑等等。

被這種環(huán)境氛圍包圍，像魯迅這種受過七八年純西化教育的人，怎么受得了，怎么不覺得國內這幫人全都是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