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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毛主席作為代表出席了會議。 大會有一項流程是,要求每一名參加會議的代表填寫自己的入黨介紹人,但唯獨毛主席自己沒有填,而根據(jù)毛主席后來描述,他自己是沒有入黨介紹人的,因為他是黨的創(chuàng)始人。
中國共產黨建立是在1921年黨的一大召開以后,但在此之前,全國各地已經陸續(xù)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根據(jù)黨史資料記載,長沙共產黨早起組織建立于1920年初冬,毛主席在七大上回憶起這一段經歷時曾說:
所以毛主席的入黨時間是1920年。 同樣,周總理的入黨時間也比建黨時間要早幾個月,但他其實是有入黨介紹人的,而介紹周總理入黨的,是當時以蔡元培秘書名義在法國深造的張申府、劉清揚夫婦。 不過,這件事情在相當一段時間,并不為人所知。 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在全國政協(xié)工作過的張復先生有幸曾去拜訪過當時已經年過九旬的張申府。 值得一提的是,張申府在八十年代連續(xù)當選為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 一建國后,張申府的工作一度成問題,后來還是周總理拍板決定,讓他到了北京圖書館當了一名研究員。 張申府人生的后30年,基本上都是在孤寂清冷中度過。 如果把時間往前推幾十年,回到那個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張申府也曾有過意氣風發(fā),作為中國共產黨主要的創(chuàng)始人,張申府是一個繞不開的人。
張申府1893年出生,家里是富農出身,父親和伯父都中國晚清進士,出生于這樣家庭的張申府,自幼接受的也是最傳統(tǒng)的私塾教育,因此張申府本人具有很深厚的古文功底。 因為家庭條件本身很優(yōu)越,張申府自然容易接觸到西方的思想,1914年張申府考入北大后,先后在哲學系、數(shù)學系學習,并對羅素的自由和平學說產生了興趣,一直到建國初年,張申府還有幸見了羅素一面。 應該說,張申府的一生,深受羅素影響,這一點從他后來的經歷不難看出。 1917年,張申府以助教的名義留在北大工作,并經同學郭曉峰,結識了在北大擔任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因陳獨秀時常到李大釗處,所以張申府也與陳獨秀逐漸熟識。 李大釗擔任圖書館主任時,工作十分忙碌,所以張申府也曾去幫過忙,后來在李大釗不在的時候,張申府曾代理過北大圖書館主任一職。 毛主席是1918年到北大,負責為赴法勤工儉學的同學籌募費用,在圖書館工作過一段時間,并與張申府結識,一直到建國后,章士釗同毛主席聊起張申府的情況,毛主席還都笑稱:
張申府為人嚴厲的風格,給毛主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來毛主席還幾次對人說起,張申府后來還回憶:
1920年初,陳獨秀、李大釗兩人約定在北京、上海進行活動,籌建黨的早期組織,這是黨史上特別有名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典故。 張申府也是在陳獨秀、李大釗的影響下,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籌建黨的早期組織,是張申府數(shù)次南下,同陳獨秀商談,然后又返回北京,同李大釗一起建立了北京的早期黨組織。 1920年8月,陳獨秀甚至在給張申府的信中這樣寫道:
簡單一句話,足以看出張申府的分量。 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創(chuàng)建了北京早期黨組織,當時兩人商定,準備發(fā)展黨員,第一個找到的是劉清揚(張申府的妻子,天津學生運動和覺悟社的領袖),但劉清揚當時并沒有同意,于是李大釗、張申府發(fā)展了張國燾入黨。 當然,這其中糾葛頗多,有興趣的可以自己查閱相關資料。
張申府于同年年底前往法國。 張申府去法國,是受蔡元培、李石曾推薦,到法國里昂大學中國學院教授邏輯學去的,里昂大學中國學院是專門為赴法勤工儉學的學子創(chuàng)辦的。也就是在張申府離開前,李大釗、陳獨秀分別委托他,到了法國以后繼續(xù)發(fā)展黨員,并建立黨的組織。 1921年初,張申府先是介紹劉清揚入黨,后來他們夫婦又一同介紹了周恩來入黨。同年春,張申府與劉清揚在法國成婚。 張申府與周恩來,是在妻子劉清揚介紹下認識的,劉清揚與周恩來都是天津學生運動的領袖,也是覺悟社的領導成員,據(jù)張申府回憶:
因為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章程,中國共產黨 早期發(fā)展成員的手續(xù)也各不同,張申府記得,當時履行的入黨手續(xù)是,先由他一人同周恩來談話,確定入黨后,由他寫信向陳獨秀報告。
不久之后,上海早期黨組織成員趙世炎、陳公培經陳獨秀介紹也來到了巴黎,他們兩人同周恩來、張申府、劉清揚共同成立了巴黎共產主義小組。 從此開始,張申府成為了周恩來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 1962年,周恩來在《論知識分子》一文中,還回憶起當年入黨時的經歷:
不僅如此,張申府還是朱德與孫炳文的入黨介紹人。 1922年8月,當時還是滇軍名將的朱德與老友孫炳文一同赴德國,兩人在國內是已經深受共產主義熏陶,決定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來在德國柏林,碰到了張申府夫婦以及周恩來。 那時,張申府因支持留法學生抗議里昂中法大學校長吳稚輝拒絕接受勤工儉學的學生而辭去了教授,與劉清揚、周恩來一同到了德國,在張申府的介紹下,朱德實現(xiàn)了多年的入黨心愿。
張申府那時對朱德印象非常好,時隔多年后仍回憶:
二中國共產黨從創(chuàng)建到發(fā)展,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 盡管大多數(shù)人始終保持堅定的意志,可最終還是有人沒能走下來。 張申府顯然是其中之一。 1924年,張申府經莫斯科回國,并在北京見到了李大釗,李大釗當時建議他去廣州,因為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大革命運動如火如荼,正是缺人手的時候,張申府接納李大釗的意見南下廣州,并在上海見了陳獨秀一面。陳獨秀簡單的介紹了一下國共合作的情況與國內革命的形勢。 這年2月,張申府抵達廣州,作為第一個從歐洲留學回國的“左派”學生,張申府受到了當時國民黨要人的熱烈歡迎。
張申府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籌備建立黃埔軍校,并擔任蔣介石的德文翻譯。張申府經莫斯科回國時,就與當時正在蘇聯(lián)考察的蔣介石有過一面之緣,那時蔣介石得知張申府在歐洲時的活動,對他還很客氣。 1924年5月,孫中山任命張申府為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當時的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 這段經歷讓張申府一直到晚年仍然津津樂道:
張申府不僅參與了黃埔軍校的創(chuàng)建,還負責了黃埔一期學生的口試、筆試、監(jiān)考以及閱卷工作。 不過話又說回來,黃埔軍校在建立之初,一度不大重視政治工作。 戴季陶當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也僅僅只有一個月的功夫就辭職,據(jù)后來人分析,戴季陶當時之所以辭職,是因為同蔣介石關系親密,當時有人反對兩人都在軍校工作,為了保住蔣介石的校長職務,戴季陶選擇了辭職。 張申府代理了一段時間政治部主任。 不久之后,邵元沖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位孫中山機要秘書出身的人,沒有絲毫政治工作經驗,一個三民主義信徒,上臺講課居然大談孔孟之道,不僅是學生,就連學校的教官對他也沒好感。
廖仲愷那時建議張申府,不如從國外留學生中推薦幾個有才的回來,張申府寫了一個15人的名單,他把周恩來列在第一個。 原本負責國民黨駐歐支部工作的周恩來因此奉調回國,并于1924年秋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來到黃埔軍校后,給軍校的風氣帶來很大的改觀,他也成為歷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中最出名的一個。 不過,因為張申府很看不慣蔣介石的做事風格,1924年6月,張申府辭去了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職務。 然而也就是在幾個月后,張申府就宣布了退黨。 八十年代,張申府與張復在聊起這段經歷時,先是遲疑然后又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
1925年1月11日,黨的四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周恩來等20多名黨員代表出席了會議,代表全國994名黨員。 盡管當時大革命運動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但中國共產黨參與革命、領導革命的經驗畢竟不夠,所以國共雙方的合作始終存在沖突,更為關鍵的是,當時一部分國民黨右派攻訐中國共產黨,甚至污蔑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為了“消滅共產黨”。 張申府那時在黃埔軍校工作,常與蔣介石在一起,他對蔣介石等國民黨右派的“真實面目”有著更為清晰的了解,于是他在黨的四大上反對同國民黨結盟,并與張?zhí)住⒉毯蜕a生了爭執(zhí)。 盡管那時不少人都贊同張申府主張,但因無法說服大多數(shù)人,張申府一怒之下選擇了退黨。周恩來再三勸說,最終仍無濟于事。 時隔多年后,張申府談及當年爭執(zhí)時仍然這樣講:
張申府退黨后,以教書和翻譯著述為生。 三張申府晚年回憶自己生平最后悔的兩件事,第一件就是1925年他聲明退出了自己參與創(chuàng)建的中國共產黨。 可終其一生,他沒有在回到過黨組織。
關于張申府退黨的經過,許多資料中其實并沒有詳細的記載,一直到許多年以后,其女兒張燕妮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才對記者提到具體的經過,并且她認為:
不過,從后來事實的發(fā)展來看,果然如張申府所預見的那樣,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發(fā)動了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與革命群眾,張申府的妻子劉清揚那時也因為懷孕,為保證自身安全,迫于無奈選擇退黨。 張申府后來還參與過鄧演達組織的“第三黨”,該黨后來成為農工黨的前身。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張申府與妻子劉清揚積極投身抗戰(zhàn),并且還發(fā)起建立民主同盟,并擔任了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 1948年10月23日,張申府在《觀察》雜志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呼吁和平》,要知道當時解放戰(zhàn)爭已接近尾聲,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已經日暮窮途,他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很不合時宜,民盟總部在香港重開后(解放戰(zhàn)爭爆發(fā)后被國民黨當局查封),召開第四次擴大會議,宣布開除曾是創(chuàng)始人的張申府的盟籍。 這是張申府生平感到最后悔的第二件事。 文章寫出來以后,當時已經進入東北解放區(qū),并準備參加新政協(xié)的妻子劉清揚當即在報上登出“離婚啟示”,表示要與張申府一刀兩斷。 多年后,張申府為此曾有過辯解,自己這篇文章其實早就寫了出來,只是到1948年10月23日這天才發(fā)表在雜志上,因為他當時在北平教書,不知道形勢已經發(fā)生了變化。
這句話對張申府確實是極為精準的評價。
也因為這個行為,張申府注定自己后半生要在凄冷中渡過。 不過,讓張申府欣慰的是,老友周恩來并沒有忘記自己。 抗戰(zhàn)時期,張申府與周恩來之間書信往來始終不曾中斷過,甚至一直到許多年后,他還保存著兩人往來的書信,因為生活工作均出現(xiàn)困難,周恩來也曾數(shù)次接濟他,幫助他渡過難關。 建國后,張申府的工作也成了問題,生活陷入困頓,是周恩來拍板決定,安排他在北京圖書館當了研究員。 張申府晚年還興致勃勃的談論,1958年在香山碧云寺舉行的孫中山誕辰紀念會上,他與周恩來見了一面,周恩來知道他長期研究羅素哲學,還對他說了羅素即將來中國的消息。
張申府回憶自己見到周總理的最后一次:
總而言之,張申府有過他波瀾壯闊的經歷,但晚年相對平淡,盡管受到過不少打擊,但自始至終沒有受到太大的壓力,他很感激周總理,總是在他最艱難的時候出手幫助他,不僅給了他一份工作,還給他專門安排了住處,讓他得以安享晚年。 隨著年齡增長,張申府晚年并不愛出門,來往的人中也就只有梁漱溟等一兩個老熟人。 一直到1986年,張申府去世,享年93歲。
享有如此高壽的張申府,他認為自己其實不大懂得什么養(yǎng)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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