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人，包括很多令人尊敬的學者，以及負責任的報刊，在反思中國歷史及批判現實的時候，所針對的最主要的靶標是“封建專制”。封建專制已經成為一個形容專制、愚昧、腐敗的制度及其社會現象、價值觀念的固有名詞。人們也把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歸咎于“封建專制”。（來源：秩序的根基/江淳編輯）

然而，如果稍微梳理一下歷史，及注意一下近代以來嚴肅的歷史學家們的討論，就會發(fā)現，“封建專制”這樣一個概念，簡直是一個笑話。人們可能從來沒有意識到，或者有意識地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封建”跟“專制”是完全相反的兩樣東西。

“封建”一詞不是現代人的發(fā)明，而是自古即有。夏商時代是什么制度，可以爭論，但周人滅商之后，卻明白地進行過至少兩次大規(guī)模的“封土建國”活動，此即中國的“封建制”。由天子分封的大小諸侯盡管對周王室承擔必要義務，但在其封地之上，享有相當完整的管理權，而周天子對諸侯內部事務是沒有多少干預權的。

到戰(zhàn)國時代，這一套封建制逐漸陷入危機，諸侯兼并而成為七國，都開始建立王權專制制度。到秦滅六國，秦始皇依據法家理論，明明白白地將自己確立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堅決地拒絕了封建制。對于地方的管理則采用“郡縣制”，也即地方官員全部由中央政府委派，對中央政府負責。

因此，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話語中，“封建”與“郡縣”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安排。秦漢之際、隋唐之際、明清之際的賢哲們一直在討論“封建”、“郡縣”的優(yōu)劣得失。這樣的討論讓人以為封建、郡縣僅僅是中央與地方政府關鍵的兩種不同安排。但其實，仔細地探究相關論述就會發(fā)現，封建與郡縣其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體。

這一點，一旦與西方歷史相對比，就會更為清楚。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者開始了解西方歷史，翻譯西方歷史著作。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fā)現，西歐中世紀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安排與西周十分相似，于是很自然地就將西方學者用來描述西歐那段歷史的概念feudalism，對譯成中國古代賢哲所說的“封建制”。

事實上，上個世紀前半葉，嚴肅的歷史學家都承認，西周、中世紀歐洲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安排，確實大同小異。從本質上說，封建制度是一種分散的多中心治理秩序，不論中西，均是如此。在西歐，每個領主都自己個小國王，而國王卻不過是地盤最多的領主而已。同樣，周的封建制也是如此，否則，周王室也就不可能眼看著諸侯互相吞并而毫無辦法。

奇妙的是，西歐在封建秩序崩潰之后，也進入了王權專制時代，類似于周的封建制瓦解之后秦的皇權專制。西歐用以形容這種制度的詞匯是absolutism，其要旨就是廢除封建領主的權力，將權力集中到國王手中，由國王直接統(tǒng)治臣民。這一專制時代從十六世紀、十七世紀一直延續(xù)到十八世紀，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所說的“朕即國家”，就是這一專制制度的座右銘，而封建時代的任何一個國王都不敢想象這樣的現實。

因此，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歐，封建與專制都是處于前后相接的歷史時期而性質上完全相反的兩種政體。封建制秩序下的政治不可能是專制的，起碼不可能像后來的專制政體下的皇帝那樣專制。你不可能想象周天子可以把周公、或者把齊侯拉到午門去打屁股。反過來，一個典型的專制政體必然是自覺地排斥封建因素的，而致力于把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

不幸的是，二十世紀中期以來，歷史學家隨意地解釋“封建”一詞的含義，硬是把封建制已經瓦解、代替它出現的專制政體稱為封建社會，結果導致巨大的概念混亂。這樣的概念混亂當然會妨礙人們準確地認知歷史，比如，既然封建與專制混為一談，那西周與秦究竟有什么區(qū)別？

概念混亂進而導致價值的混亂，比如，很多人對家庭、家族、行會等組織結構痛加指斥，因為，據說這些是封建的因素，而真正的專制反而被輕輕放過，甚至不少歷史學家對專制帝王摧毀社會的多中心治理秩序、建立集權獨裁統(tǒng)治的努力大聲喝彩，而完全忽略了這些所謂的封建因素，其實正是抵御專制權力的庇護所。

所以，不論你對封建、專制有何價值判斷，至少別再扯什么“封建專制”的概念了。“封建專制”一詞既是對封建的污蔑，也是對專制的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