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的士，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階層，從王庭到社會底層，從文到武，從高雅的理論界到汗水滴淌的勞動場面，從神秘的外交到對壘廝殺的戰(zhàn)場，到處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這里只能簡單勾勒一下他們的歷史發(fā)展特點以及他們在政治思想文化中的歷史貢獻。

一、士的歷史發(fā)展概況

殷商時期士暫且不論，就西周到戰(zhàn)國而言，士的含義極廣，中間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大致可從三方面考察：

1.士的含義

先秦文獻中，以“士”為中心組成的稱謂和專用名詞，不下一百五十種，無論在西周或戰(zhàn)國，士都有多種含義，必須連同上下文具體把握。分類論之，大體有如下幾種含義：

第一、男子通稱?！对姟ま擞锌嗳~》：“士如歸妻，待冰未泮?！贝笠馐牵盒』镒佑H到家，不要等到寒冰融化。

第二、等級系列中的一個特定等級。（下詳）

第三、軍士?！对姟分杏性S多篇敘述了士從事爭戰(zhàn)的心態(tài)。春秋時期戰(zhàn)爭連綿不斷，有關軍士的記錄不勝枚舉。戰(zhàn)國時期隨著各國軍事革新，軍士的名稱十分繁雜，如“選士”、“練士”、“銳士”、“精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教士”、“爪牙之士”、“虎賁之士”等等。

第四、文士。主要從事勞心和精神活動的人。（下詳）

第五、西周春秋卿大夫亦稱士?！对姟で鍙R》：“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笨追f達疏：“士，朝廷之臣也?！薄蹲髠鳌废骞攴Q鄭三卿子駟、子國、子耳為“三士”。到了戰(zhàn)國，高級官吏泛稱為“士大夫”。

第六、獄吏與低級官吏。?尚書·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薄睹献印ち夯萃跸隆罚海⑹繋煵荒苤问?，則如之何？”許多注家一致認為，士指獄官。低級臨民官吏或高級官員的屬吏也多稱為士，如《管子·八觀》把里尉稱之為士。

從西周到戰(zhàn)國，士有多層含義，不可以偏概全，如有的說，春秋以前的士即武士，或把士視為知識分子，還有的認為士與民基本相同等，均不確。

2.由特定等級向社會階層轉變

士盡管有多種含義，如從社會地位考察，從西周到戰(zhàn)國，其地位曾發(fā)生了一次重大變化，即從等級系列中的一個特定等級轉化為社會的一個階層。在西周春秋，士是等級系列中的一個等級，《左傳》昭公七年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十等為：王一公一大夫一士一皂一輿一隸一僚一仆一臺。從春秋的實際看，士上面有王、諸侯、卿大夫，下面有庶民、奴隸。西周與春秋，每人都隸屬于一定的等級，士作為一個等級有它特定的規(guī)范，衣、食、婚、喪等與其他等級有別?！盾髯印じ粐份d，天子穿紅色的龍袍，戴冕；諸侯穿黑色的龍袍，戴冕；大夫穿次一等的衣帽；士戴白鹿皮的帽子，穿士的衣服。《莊子·天下》載：“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懊献釉崞淠概c其父不同，為母辦喪事以三鼎，為父以五鼎，因為“前以士，后為大夫'（《孟子·梁惠王下》）。士作為一個等級是固定的，但它的成員卻又具有流動性。士的來源大致有三個渠道：其一是王、諸侯、卿大夫的庶孳后裔。按照宗法制規(guī)定，只有嫡長子（也有例外）才能繼承父輩的爵位。其他子孫，如不能因某種原因獲得封賞晉升，他們只能下降到士這一等級。其二，庶民中的“優(yōu)秀”分子，經(jīng)過一定程序可以晉升為士，“三禮”中講的“選土”、“貢士”制度雖然有可疑之處，但也不是子虛烏有，在史籍中可以找到庶民晉升為士的證據(jù)。其三，士之嫡長子繼承為士，余其子弟下降為庶人。士這一等級中的成員比其他等級中成員的流動性既快又廣，使士成為各等級中最活躍的一個等級。

從春秋中后期起，士這一等級開始發(fā)生重大變化。到戰(zhàn)國雖然士仍有等級的意義和痕跡，但已轉變?yōu)橐粋€階層。社會階層不同于等級，等級是由政府明令或由習慣法約定俗成的規(guī)定，社會階層則由多種因素形成，其中主要的是社會活動方式。戰(zhàn)國時期士作為階層最主要的特點是，他們居于官民之間，主要從事各式各樣的精神活動。

士從等級轉變?yōu)殡A層是當時歷史運動的結果。春秋戰(zhàn)國是舊的等級制破壞和新的等級制再造時期，在這種變化中，士沒有納入新等級制之中。為什么士沒有納入新的等級又有各種原因，其中主要一點是因為士的上下浮動較大，成員復雜，不可能再作為一個穩(wěn)定的等級。反過來，由于士不再是一個固定的等級，他們的活動范圍也更大了，上交王侯，下與氓隸為伍，在社會各個領域和角落都可找到他們的足跡。

3.由以武為主轉變?yōu)橐晕臑橹?/strong>

有一種說法，春秋以前的士皆武士，細加考察，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但就其社會角色而論，大致是不錯的。春秋以前的士，從社會地位看，它是一個等級；如果就其社會角色而言，他們的多數(shù)以充當武士為業(yè)。從文獻中到處可以看到，士與兵戎緊密連在一起。春秋初，管仲佐助齊桓公改革，其中有一項為士、農(nóng)、工、商四民分業(yè)措施。管仲規(guī)定士主要職能就是從事軍事訓練和打仗。當然戰(zhàn)爭并不是士的唯一職業(yè)，還有相當一部分士在國家機關與大貴族家中充任各種職事官和家臣?！吨芏Y·天官·冢宰》中記述了士在王宮充任宮正、膳夫、庖人、醫(yī)師、獸醫(yī)、酒正、司書、司裘等各種職事官。《左傳》中有關士充任卿大夫家臣的記錄比比皆是，如孔子年輕時為士，就曾在季氏家作過委吏（管理倉庫的會計）、乘田（管理牧場的小吏）。

從春秋中后期到戰(zhàn)國，士的社會角色逐漸由主要為武士轉為主要為文士?！俄n詩外傳》卷七說：“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辨士之舌端?！辈俟P桿的和說客都應是文士。墨子對文士的職能特點和類分做了這樣的概括：”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埃ā赌印ど匈t上》），戰(zhàn)國時期有關文士的稱謂不下三、四十種。以類分之，可以分為三類：一類以從事理論思維和追求道德理想為人生追求。用孔子的話，”士志于道“（《論語·里仁》）。先秦典籍常見的“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正士”等等，均指這一類。另一類可以稱之為智能之士。這些人重在知識之用，所謂的“法術之士”、“智能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游說之士”、“策士”等等，均屬之。還有一些有專門技術和一技之長的人。他們以技術參加社會活動與交換。《商君書·算地》：“技藝之士資在于手?！睉?zhàn)國時期的士，除從文之外，還有許多角色，這里不一一論述。

士由以武為主到以文為主的歷史轉變，并不是由武士變?yōu)槲氖浚窃瓉硎恐械奈幕瞬糠肢@得了迅速的發(fā)展。社會變革對智能、知識的需求是其發(fā)展動力。這時期的士也不是不從武，不過軍士主要由庶民充當了。

二、士在政治、思想文化轉型中的偉大貢獻

關于先秦的社會性質問題，我們不去討論，但有一個基本事實是確確鑿鑿的，即春秋戰(zhàn)國是中國歷史上的巨變時期，姑且稱之為轉型。士在轉型過程中極為活躍，他們社會活動的特點是多線條多方向的。這里僅就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貢獻，撮要加以述評：

1.由氏族貴族政治到官僚政治轉變的主力

以春秋為界，前由氏族貴族壟斷政治，即所謂宗法分封和世卿世祿的結合；到了戰(zhàn)國普遍實行官僚政治，即除君主以外，官職常設，任職者流動。官僚制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但有一點非常消楚，春秋時期家臣制中包含了官僚制的因素，如家臣無封邑（有作為俸祿的食邑），不能割地自主，也不世襲，權力是暫時的，并對君主負責，可上可下。從歷史淵源看，官僚制是由“家臣“制發(fā)展而來的，家臣主要由士充任。君主需要集權，分封制與世卿世祿是一大障礙，而家臣制則是最便宜的形式。君主集權的強化與發(fā)展同官僚制的推行是相輔相成的。在君主集權和推行官僚制過程中，士是最積極的參與者，追求集權的君主與士在反對氏族貴族壟斷權力這一點上相互為用。到春秋后期君主已很少實行分封，大量起用士。士在政治與輿論上也極力反對氏族貴族的世卿世祿制，以便為自已開拓仕途。墨子就是在理論上最早為士吶喊的人物之一。他的《尚賢》篇就反對“親戚”、“富貴”之人壟斷權力，大聲疾呼重用士人：“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迸c這種理論相伴行，李悝、吳起、商鞅等人倡議變法改革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就是打擊和革除分封與世官制度，從而為士人開辟了廣闊的仕途。

從氏族貴族壟斷權力到官僚制是政治史上的大變革。后者較前者是一大進步，這是因為：其一，官僚的智能、理性程度比世官制要高的多。世官制下很少選擇性，掌握權力的資本主要是靠血緣；官僚制具有很強的競爭性，知識、才能、品德等成為競爭的資本。知識、才能、品德給政治活動增加了理性因素。其二，官僚在競爭與升降黜陟中，政績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比較政績就會增加政治的社會功能成分。這里所說的社會功能與鎮(zhèn)壓被統(tǒng)治者和純消費有別，它指對社會的經(jīng)濟、文化、治安有所裨益。象魏國西門豹治鄴，革除陋俗、破迷信、修水利等，有利于社會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政治社會功能性成分增強是政治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其三，有利于統(tǒng)一。統(tǒng)一不是無弊，但較春秋以前邦國林立、割地稱霸的局面無疑為社會的發(fā)展與進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當然，如從其他方面考察，官僚制又伴生了許多污穢、骯臟的現(xiàn)象，這里暫且不論。

2.改變了殷周以來的思維方式，促進了思想文化的轉型

殷和西周時期人們的思維方式以神秘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為主要特征。從春秋開始，一些先進的人開始對神表示懷疑、甚至否定；對經(jīng)驗的描述已不滿足，開始深入探索經(jīng)驗背后的哲理，開辟了理論思維的道路。在這一進程中出現(xiàn)了兩位巨擘，這就是老子和孔子。兩位夫子的重要貢獻在于，老子把人還給自然，從自然與人的統(tǒng)一性上把握人；孔子把人還給了社會，從人際關系上把握人。其后諸子百家沿著兩位夫子指明的方向，對宇宙和人生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的探討。創(chuàng)立各種學說和發(fā)幽闡微者幾乎全部都是士或士出身的人。

諸子百家看起來互相牴牾，繽紛雜亂，莫衷一是，但這正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認識能力大解放的表現(xiàn)。當時，人們已用學術思想上的黨派觀點對諸子進行了類分，后來司馬談分為六家，班固又分為十派。其實還可以說，派中有派，柯杈交錯，如果理出了頭緒，又不免陷于斷首截足之境。我們暫且把對各家各派的具體分析放在一邊，從歷史發(fā)展上作一點概要的考察。

第一、與殷、西周相比，思維方式與思想文化面貌發(fā)生了轉型。如何概括這種轉型，哲學史家還在爭論，其中有一說是從神文主義到人文主義。這一說雖不是無懈可擊，至少不失為覆蓋面較大的一種概括，這里姑從之。當然，這種人文主義不同于資產(chǎn)階級啟蒙時期的人文主義，是中國古典式的。這種人文主義有兩個基本點：其一是輕神而重人；其二是天（主要指自然界）人合一，以人為目的（也有相反的傾向）。思維方式與思維方向的變化引起了整個思想文化風貌的變化。

第二、認識的深化使認識具有超前性并形成范式。人的認識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并受實踐的水平?jīng)Q定。一般地說，什么樣的時代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思想，或者說，認識總要受歷史環(huán)境的局限。但是，我們還應看到，人們的認識又可能超前，而真正的超前是以認識的深化為基礎的。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認識的深化程度被后來的歷史證明，并形成范式（即較穩(wěn)定的體系）。這可從兩方面考察。一方面，諸子百家共同造就的思想庫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坳坡，在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人們很少能超越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提出的問題。眾多的智人才子，窮思竭慮也難超出儒、道、法、墨、陰陽等諸派的基本范式；另一方面又為社會實踐家，特別是統(tǒng)治者提供了可供選擇的各種思想體系。就以秦漢時期統(tǒng)治思想的選擇為例，秦選擇法家，漢初選擇黃老，漢武帝改主儒家。在選擇中盡管融有時人的精神，但作為思想體系是諸子百家早已準備好了的。直到近代以前，中國思想文化風貌的基礎是由先秦諸子奠定的。

為什么先秦的士在思想文化上會作出這么大的貢獻，這是一個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依我看，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當時的百家爭鳴相當自由，在認識對象面前爭鳴者人人平等，可以自由地思想，社會的競爭又給思想理論競爭以強大推動力。而這一切又以認識主體具有人格獨立性為前提。這決不是說當時沒有統(tǒng)治者被統(tǒng)治者以及等級制等，而是在諸侯林立、智能競爭環(huán)境中，士人與統(tǒng)治者的君臣、主仆關系被沖淡，具有較明顯的主客關系。認識主體的人身自由是自由爭鳴和理論深化的前提。

3.社會改革的設計者與推動者

春秋時期改革之風方興未艾，到了戰(zhàn)國則蔚然成風，各國幾乎程度不同地進行了改革。如魏李悝變法，楚吳起變法，秦商鞅變法，齊威王改革，燕昭王改革等。這些改革涉及經(jīng)濟、政治、軍事、思想文化、習俗各個方面。關于改革的具體內(nèi)容與意義，從任何一本教科書中都可以查到，不再贅述。這里需要對士在改革中的作用稍加說明。就實而論，不是所有的士都擁護改革，但從主流看，士確確實實是改革的中堅力量。從總體考察，士為改革作了如下幾方面的事：

第一、為改革創(chuàng)造了思想文化和輿論環(huán)境。社會改革是由多種原因促成的，但如果沒有改革的理論和輿論，也難以進行。改革的理論和輿論是經(jīng)過知識分子群體長期的多方面的探討爭論而逐漸形成社會思潮，從而為改革造成了思想文化環(huán)境。從春秋戰(zhàn)國歷史看，改革的思想文化環(huán)境的形成，可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現(xiàn)實社會弊病、缺陷的批判和認識，并相應地提出改革的設想。比如很多人深刻的批判了“親親“用人之弊，同時為“尚賢”之利作了詳盡的論證，又如，很多人對暴君昏主誤國害民進行了鞭撻，同時又對如何成為明君、賢主作了種種設計；又如一些人對當時存在的“公田“耕作制的低效率作了分析批判，與之相對提出實行“分田”（即“授田”制）、“分貨“（即地租制），以調(diào)動生產(chǎn)者的積極性等等。改革就是醫(yī)治社會病。要治病，首先必須把癥狀、病因弄清楚，所以揭發(fā)社會弊病是實行改革的起點。當時的士人在這一點上是相當勇敢的，如孟子竟然用“率獸”“食人”批評當時的弊政。揭發(fā)社會弊病的并不一定都主張改革，但改革一定要從分析社會弊病入手。另一方面對社會觀念作了再探討、再認識，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許多適應改革的新觀念。以人性為例，諸子關于人性的說法不下十幾種，性善、性惡、有善有不善、無所謂善惡、性好利等。有關人性問題的討論，幾乎無一例外的都與改造社會理論密切相關。法家認為人性好利，他們的一切改革方案都是建立在這一理論基礎之上的，概言之，即利導、利用、利誘、利禁。人性問題的討論引起了人們整個價值觀念的變化。

第二、制定和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方案。以商鞅為例，他原本是士，他向秦孝公建議時提出“王道”與“霸道”兩套方案。秦孝公選擇了“霸道”，即法家路線。由于秦國的改革方案主要是由商鞅設計的，所以當時人們便稱為“商鞅之法”。其他諸侯國的改革也多是由士出身的人設計的。

第三、士是改革的主要實行者。改革要啟用一批新人，這些人多半來自士。

戰(zhàn)國時期的改革是由上而下地進行的。改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層民眾的要求和意愿，但在當時，下層民眾在改革中是被動者；許多改革于他們有利，但他們卻不理解，甚至在最初還抵觸，只是到改革收到明顯的效果時，才從觀念上加以接受，如商鞅變法之始，秦民并不喜歡，改革經(jīng)過十年的實踐，收到了成效，才使“秦民大悅＂。在這種情況下，士充當了時代的先覺者，推動了改革。

4.在科技方面初建了理論體系

春秋前，科技還只限于經(jīng)驗和工藝技術，到了戰(zhàn)國開始上升為理論。天文歷法學、農(nóng)學、土壤學、醫(yī)學、地理學、工藝學都有了飛躍發(fā)展。在這些領域都是由士人充任主要角色的。從科學理論上看，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一是歸納法的發(fā)展。比如通過對土壤與植物生長關系、地表現(xiàn)象與礦藏關系的歸納，作出了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概括。有了理論無疑又為演繹準備了前提。二是整體理論。這一點在醫(yī)學上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疾病不只是生理上的原因所致，它同自然、氣候、社會、飲食、生活方式、心理等密切相關。這種整休理論雖然是古典的，但它的思維方式包含著豐富的智慧，對現(xiàn)代科學仍有啟迪作用。

5.教育轉向社會

春秋以前“學在官府”。從春秋后期開始，以孔子大規(guī)模私人辦學為標志，教育開始面向社會。到戰(zhàn)國，私人辦學蔚然成風。教育舞臺由士充任主角?！坝薪虩o類”使眾多的下層人得以受教育，文化知識通過教育傳播到社會各個角落。私人辦學的興起除傳播知識外，還有兩個偉大的歷史作用。一是思想家與教育家緊密結合，促進了百家爭鳴，對各種學說的創(chuàng)立與傳播起了推動作用；二是教育與官僚制相伴行，通過“學而優(yōu)則仕“，使教育成為中轉站，溝通了社會的上層與下層，平民中學習優(yōu)秀者可以進入仕途。上下溝通使社會變得有生氣。當然，對統(tǒng)治者來講，把社會優(yōu)秀分子吸收到自己隊伍中，對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是極為有利的。

上述五方面不是分離的，在歷史過程中多交織在一起。對士在歷史上的作用，目前學術界的研究還很不足。若本文能起拋磚引玉的作用，筆者就很滿足了。

原載《文史知識》198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