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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丹 | 《左傳》寫人藝術綜論

 晉廬書屋 2022-08-07 發(fā)布于上海

《左傳》作者著書的一大目的,在于 "懲惡勸善"。通過人物描寫來記載歷史,并寄寓其勸懲傾向,是《左傳》的重要特征?!蹲髠鳌啡珪霈F的人物有三千多個,個性鮮明者不下數十人。要寫好如此眾多的人物形象,并非易事。作者創(chuàng)造運用了多種藝術手法,將這眾多的歷史人物生動地再現于自己的著作之中。對于《左傳》寫人藝術的研究前人已做了不少工作,只是多就某一方面加以闡發(fā),本文試圖對《左傳》塑造歷史人物的藝術手法進行綜合論述,以探尋這一部中國敘事文學的開山之作的巨大文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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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并行的雙重結構

《左傳》是歷史著作,如何在總雜繁密的史料聚集之中刻畫人物,結構安排之合理與否,是成敗之關鍵?!蹲髠鳌啡珪目傮w結構形式是按年代編次的,但是在描寫人物時,作者采用了內外并行的雙重結構方式。此所謂內,指以某一人物為中心,圍繞某一人物集中多年事件加以總敘;所謂外,指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而分年散見,但始終有一中心人物貫穿其間。

集中多年事件加以總敘,須打破時空的限制,以某一人物為綱,將不同年代不同地點的歷史事件集合一處來寫,其目的在于完整地具現人物形象。如寫鄭莊公、晉公子重耳、晉靈公等人物都是這樣。鄭莊公這一人物的主要性格,在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一章中基本得到揭示,其后的事跡,大體上是其性格的不同表現。晉公子重耳之亡,是僖公五年之事,作者把重耳十九年的流亡經歷,集中于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兩年之中,用倒敘的手法加以綜述,清晰地展示了重耳性格的發(fā)展史。魯僖公二十三年是他流亡的最后一年,二十四年是他返國即位的頭一年,這樣安排,前后銜接,在時序上顯得非常條貫。晉靈公即位,在魯文公七年,至魯宣二年已有十四年之久,《左傳》宣公元年云:"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不入,故不兢于楚。"可見晉靈公"不君"及與趙盾的矛盾,由來已久,并非只在魯宣二年才發(fā)生。宣公元年之記,是作者的伏筆。等到宣公二年晉靈公死前來總敘其不君之狀,便顯示晉靈公之死的必然性,晉靈公與趙盾。這兩個主要人物也非常突出。再如襄公二十三年寫臧紇其人,作者先寫了三件廢長立少的事,三事都與臧紇有關。先是臧用計幫助季孫廢公子祖而立悼子,下來寫孟孫氏的立羯廢秩,是為了反襯臧紇的陰謀,第三件事寫臧紇自己也是由廢長立少起來的,用一"初"字回敘前事。這樣,把發(fā)生在不同時間性質相同的三件事集中敘述,刻畫出臧紇的奸回不軌,追溯其奸回不軌之行產生的原因,完整了臧紇的形象。作為單獨的人物故事,上述三例,其矛盾沖突組織得曲折迂迴,事件展排照應巧妙,整個故事引人入勝。集中多年事件總敘,可以把一些細小事件,尤其是一些細微末節(jié)盡收其中,使人物形零有血有肉,毫發(fā)畢現,又將歲時和事件上承下接,條貫有序。

逐年分寫,本是編年體之成式。對于寫人來說,有的人物時間跨度大,行狀分年散見,人物活動主要反映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并與他事件有密切的關系,因此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逐年分記,但并不遠離中心人物。衛(wèi)國的孫寧廢立,起于成公七年, 終于襄公二十九年,散見于三十四年之中。作者圍繞衛(wèi)獻公與孫林父、寧殖之間的矛盾斗爭這條線索,相互銜接,蟬聯成為一個完整的故事。塑造出衛(wèi)獻公、孫林父、寧殖、寧喜等一系列人物。子產是《左傳》中寫得最有風采的人物之一,其一生事跡,從魯襄公八年第一次登場,到昭公二十年死去,歷經四十余年。可以說鄭國這四十余年的歷史,就是子產這一人物的活動史。子產的活動, 散見于這期間鄭國的軍國大事記中。子產的政治抱負,言論才干,記敘得娓娓不倦,風采洋溢。

上述兩種結構方式,與全書的編年結構相輔相成。在寫人時,作者并非一成不變,以此二法為常式,交互使用根據需要,靈活多變。這種內外并行的雙重體式,實際上包孕著后代史家的兩大體例,即編年體與紀傳體。編年體自不必說,而以寫人為中心的紀傳體,亦可從《左傳》之中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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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說化的屬詞比事特色

《禮記·經解》云:"屬詞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此言可用于《左傳》?!蹲髠鳌纷髡邔τ趯僭~比事是非常重視的。屬詞,指文詞的結構,比事,指史事的貫串,連言之,則指撰文記事。《春秋》的屬詞比事是將史事簡單地排列出來,《左傳》之"深于《春秋》者",是用詳盡、生動的情節(jié)與細節(jié)記卷人物活動,通過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來反映歷史?!蹲髠鳌返倪@一特色,乃是將歷史著作文學化、小說化的開端。

小說化的體現首先是增加了大量的故事情節(jié)。作者在記敘事件和人物時總是避免平板地介紹,而采用故事化的手法。正如茅盾說過的,中國文學人物形象塑造的民族形式的一個特點,"就是使得人物通過一連串的故事,從而表現人物的性格。"這一點,《左傳》可謂開其端。情節(jié)是組成事件的內在機制,情節(jié)又成為展示人物性格發(fā)展的藝術手段。在復雜的情節(jié)展開之中,人物性格得到揭示,形象也愈加鮮明。襄公二十五崔杼弒齊莊公一事,《春秋》記曰:"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再看《左傳》的描寫:作者先由孟公綽之口指出崔杼"將有大志",預言崔將作亂,接下來,是崔杼娶棠姜,齊莊公通棠姜,以崔子之冠賜人等一系列情節(jié)的展開與深化,揭示崔莊矛盾發(fā)展、沖突爆發(fā)的必然性。這其間,又插入齊莊公鞭賈舉一事,看似閑筆,純屬偶然,意在說明齊莊暴戾無道,必然多處樹敵,加速他走向滅亡的過程。于是情節(jié)發(fā)展進入高潮:崔杼稱病不朝,引誘齊莊公入崔府探視,賈舉勾結崔杼伏兵包圍齊莊公:

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 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之。

"崔杼弒君"這一事件,整個過程史事的排列有序不亂,情節(jié)復雜,最后結局尤其寫得扣人心弦。事件發(fā)展過程中崔杼并未直接露面,可是我們始終可以感覺到躲在幕后的直接導演這一場有聲有色的弒君鬧劇的崔杼其人。隨著情節(jié)的深入,齊莊公的荒淫和可悲,也躍然紙上。故事安排曲折起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宛然是一篇小說的雛形。

有的情節(jié)具備激烈的矛盾沖突背景,作者把人物放在一種極端緊張而又復雜的矛盾斗爭場合來刻畫,在激烈的沖突中塑造人物,可見作者已注意到人物形象與場景的關系。昭公二十七年鱄諸刺吳王僚,可謂驚心動魄的一幕。整個場面充滿了陰冷的殺機,殘酷的氛圍,然而版專諸卻從容自若,在防范森嚴之中刺殺了吳王僚,在場景的描繪與氣氛的烘托中突出了鱄諸的膽量和勇敢。另一些章節(jié)之中則不但融洽地寫出人物與事件環(huán)境的關系,還寫出環(huán)境對人物性格的影響。哀公二年寫衛(wèi)太子蒯蒯為趙簡子車右,將與鄭師戰(zhàn)。蒯蒯見鄭師眾,"懼而自投于車下", 怯儒膽小如此??墒窃谮w簡子中肩受傷的危急時刻,他又一反怯懦之態(tài),以戈救簡子,且代趙簡子指揮軍隊大敗鄭軍。在極其緊張尖銳的矛盾沖突的環(huán)境中,人物性格產生了突發(fā)性的改變。

小說化的另一體現,是精彩的細節(jié)描寫?!蹲髠鳌分械募毠?jié)描寫,大都不重寫形而專力傳神,對于寫人達到畫龍點睛之功效。如襄公二十六年,記載"衛(wèi)侯(衛(wèi)獻公)入, 大夫逆于竟者,執(zhí)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 ;逆于門者,頷之而已。"作者用細膩的動作細節(jié),寫出衛(wèi)獻公對三種迎接者的不同態(tài)度,活畫出衛(wèi)獻公氣量狹小、忌刻懷恨、驕橫無信的性格。其他如桓公二年,用"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來表現華父督的貪色丑態(tài);用"染指于鼎,嘗之而出"的細節(jié),寫公子宋的羞怒心理;用"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浦胥之市"等動作寫楚莊王狂怒之狀,都是以細節(jié)寫人的精彩之筆。細節(jié)是人物形象的 "血肉",大量而精彩的細節(jié)描寫,使人物形象"連性情心術,聲音美貌,千載如生"。大量的細節(jié)描寫,使史書的敘事更富于生活化的意味,更帶上感情色彩,也更加小說化。

豐富的情節(jié)與細節(jié),說明作者所掌握的歷史材料的深度和廣度,并由此獲得了極大的縱橫馳騁的創(chuàng)作自由,表現出作者鮮明的個性特征,同時也說明作者已經把視角深入到那些為一般史家所不屑或未加注意的事件情節(jié)之中,通過深入的觀察分析,挖掘深層的歷史內蘊,把握歷史人物的性格特征與精神本質。這樣的屬詞比事方式,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典小說以故事情節(jié)見長的傳統(tǒng)風格,成為歷史小說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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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眾美兼善"的表現手法

《左傳》作者寫人曲具體手法,可謂"眾美兼善",限于篇幅,此舉其犖犖大者論之。

首先是獨特的人物心理活動描寫?!蹲髠鳌樊斎贿€不可能有如現代小說或外國小說那樣細膩冗長主觀評說式的心理描寫。其獨特之處,是將人物心理描寫融化于敘事之中,用細微的動作和精妙的語言刻劃人物在特定環(huán)境中的心理。襄公二十六年,公子圍(即楚靈王)因鄭俘皇頡與穿封戌爭功,請伯州犁裁斷。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伯州犁對二人身份不同的介紹再加上妙的動作 ——"上下其手",微妙傳遞了他有意偏祖公子圍的心理信息。

從性格與環(huán)境的沖突中去揭示人物特定心態(tài),也是作者所用之常法。魯莊公八年, 齊襄公"游于姑棼,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齊襄公指使彭生拉殺魯桓公,為平息魯人之怨又殺了彭生,因此潛意識中有一種犯罪者的心虛恐懼心理。朦朧之中將大豕當作彭生,雖兇相畢露地要射殺大豕,卻仍遏制不住內心的恐懼而嚇得從車上跌落下來。突然出現的事件使人物處于一種始料不及的特殊環(huán)境之中,人物的復雜心理通過特定時空的行動表現出來。

其次是對比和映襯手法的運用。對比和映襯,是中國古典敘事文學中刻劃人物的傳統(tǒng)手法,溯其源,亦可見于《左傳》。施氏婦,是《左傳》中一個具有反抗性格的婦女形象。成公十一年,作者集中多年事總寫其人。作者從郤犨倚勢貪色而奪人之妻,聲伯息事寧人而無視骨肉之情,施孝叔怯懦膽小又自私殘忍的鮮明對比中,顯示施氏婦不畏強暴敢于反抗的性格特征。寫衛(wèi)獻公的出場, 則用襯托之法。成公十四年,衛(wèi)定公卒,立衎為太子。喪禮中,眾人哀悼,唯太子析 (衛(wèi)獻公)不哀不慟。作者從夫人姜氏悲嘆,眾大夫聳懼,孫文子置重器于戚等旁人一系列的言行之中,襯托太子衎的為人,透露出人物性格發(fā)展趨勢的消息,暗示衛(wèi)獻公將敗亡衛(wèi)國的結局。再如襄公八年寫子產的出場,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客觀的敘事之中,寫出眾多人物的神態(tài)各異的言行,用對比映襯之法,突出中心人物的特異之處,《左傳》之例甚多,不勝枚舉。

再者是頗具個性的語言描寫。傳神的語言,揭示了人物內心世界。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章中,鄭莊公發(fā)誓與武姜"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可是當他饋食潁考叔時,又哀嘆:"爾有母遺,繄!我獨無。"反映了鄭莊公此時此刻復雜的心理活動與內心矛盾——既有兒子對母親感情的真實流露,又有欲掩其棄母不孝惡名的企圖和自悔無法挽回的惋惜。潁考叔心領神會,準確地把握住鄭莊公 的心理內涵,不失時機地導演了一出母子大隧相見的鬧劇。

《左傳》以記事為主,精彩的人物語言 描寫卻比比皆是。實可謂"言事相兼",聲情并茂。綜觀《左傳》所記人物語言,具有三種不同的風格,即既有明顯的訓誥體遺制,又已開戰(zhàn)國縱橫之風,兼之大量的活潑潑的口語化語言。

章學誠曰:"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為一矣。其中辭命,即訓誥之遺也。""訓誥之遺",最見于諷諫之辭令之中。襄公四年魏絳論和戎,就是一例。晉悼公反對和諸戎,魏絳以其高瞻遠矚的政治眼光,謂"獲戎失華"之不可為,魏絳在論和戎之中,以有窮后羿為題,歷數后羿、寒浞和少康、辛甲等人事跡,以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教訓,勸導晉悼公不可沉溺于田獵,不可窮兵黷武,不能失去賢人,而應以哲王為則,昏君為戒,滔滔不絕,反復申說,最后歸結到和戎的五大好處。這一段話,無論從內容到體式以及風格,均酷似《尚書·無逸》。其言直貫如注,氣暢勢盛,論證典雅古奧,繁富綿密,說服力很強。其他如邲之戰(zhàn)申隨武子論戰(zhàn)、楚莊王論不為京觀,鄢陵之戰(zhàn)前申叔時預言楚師之敗,師曠論衛(wèi)人出其君。均有此風格。這一類人物語言的存在,一是本之于舊史之成文,二是這類語言吉樸典奧,博聞強志,雄辨有力,最合勉人君,最顯人物睿智,收記其中,可為人物增色。

戰(zhàn)國策士縱橫辯難之風,如成公十三年 "呂相絕秦"書,已具規(guī)模,前人多已論 述。其他如"展喜犒齊師"(僖公二十六年)、 "鄭燭之武退秦師"(僖公三十年),其言都具游說駁難的特點。這些使者,多奉命于危難之際,身負解憂排難的重任,論辯時能準確抓住對方的心理,乘勢發(fā)揮,剛柔相濟,或夾縫中求生,或步步進逼,談鋒則時而委婉曲折,時而針鋒相對,鋪陳夸肆,馳騁捭闔,蠱服人心,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口語化的人物語言,形象生動,最善于揭示特定場合下的人物性格,充滿生活氣息。如前所述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曰"美而艷",脫口而出,貪婪女色之嘴 臉,如在目前。文公元年寫江羋怒罵楚太子商臣,之言:"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 用楚地方言俗語罵人,摹狀江羋盛怒之態(tài),聲口畢肖。再如公三年寫盧蒲嫳以己發(fā)之短作比,申明因慶封敗亡,自己衰老不復能為害,哀鳴卻是奸詐語,極合盧的性格。

《左傳》記言的三種不同風格,代表了作者從三個不同角度塑造人物的手法,又為我們勾勒出先秦敘事散文記言風格的變化軌跡?!渡袝贰蹲髠鳌贰稇?zhàn)國策》——《史記》,即其變化軌跡和幾個代表座標,其中《左傳》有承前啟后之功。《左傳》 中三種風格并存,《戰(zhàn)國策》則以縱橫捭闔鋪張揚厲為其主導,到了《史記》,生動形象的口語化語言,已是記言的主要方式。上述這一軌跡,顯示出先秦敘事文學中人物語言向更加語體化、散體化發(fā)展的歷史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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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虛實相生的夸飾描寫

前人批評《左傳》"其失也巫"浮夸","好語神怪,易致失實"。"巫"、"浮夸"云云,主要指《左傳》中出現的虛構情節(jié)與夢境妖異神怪禛祥等荒誕描寫。若從文學創(chuàng)作與人物塑造的角度來說,巫妄浮夸之詬病,倒有必要為之一辯。要而言之,此非左氏之敗筆,乃創(chuàng)作之精華。

虛飾情節(jié),如宣公二年鉏麑觸槐而死前的自嘆。人死前的獨白,誰能聽見?當出于作者的懸想。僖公二十二年春,晉太子圉質秦,將逃歸時與嬴氏的一段對話,此乃夫妻間的密謀,外人何以知曉?無非來自作者的潛擬。但是這些虛飾的情節(jié),并不影響史事的真實,反而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鉏麑之言,又暗含著作者對人物的評價與感情色彩。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 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乎入情合理。"懸想事勢""以揣以摩",則不局限于事實之中,所謂"入情合理",即符合人物性格邏輯之謂也。

夢境神怪等情節(jié)的運用,亦非完全出于宣揚唯心主義的荒誕迷信,而是作者塑造人物,表現作者或人物主觀意念的手段。這類描寫,在記史上看似荒誕不經,在文學上卻顯得奇幻瑰麗。如眾所熟知的燕姑夢蘭而生鄭穆公的記載(宣公三年),就是一段非常優(yōu)美動人的文字。春秋中期,鄭穆公算得上是鄭國的一位賢君,作者常褒其賢。鄭穆公夢蘭而生,象征其本性高潔。鄭文公殺了那么多兒子,公子蘭(即鄭穆公)卻得以嗣位而治,是所謂有天助也。燕姑夢蘭,天使贈蘭正表現了作者這種意念。這個夢幻故事給人物涂上了一層靈光。此后作者又把不凡的蘭草貫穿于鄭穆公的一生,臨終還"呼蘭""刈蘭"而卒。這一株神奇的蘭草,成為鄭穆公人格的象征。魯國的叔孫豎牛,也托生于一個奇異的夢(昭公四年)。魯叔孫豹夢天壓己,得救于一個"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的人,遂有其子豎牛。就是這個豎牛,后來釀成大亂。這個噩夢中陰森恐怖的氣氛,夢中人的猙獰面目,給人一種形象的惡感,又暗示人物的性格基調與行為趨向。作者借這種超自然超現實的夢境,將自己心中的某些意念形象化。夢境也常被作者用來展現人物心境,作為暗示情節(jié)發(fā)展的一種方式。城濮之戰(zhàn)中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反映了文公優(yōu)柔寡斷的心理狀態(tài)。子犯占為吉夢,則暗示了城濮之戰(zhàn)的結局。夢境的暗示與預言,起到直接敘述所達不到的妙用,在結構上又顯得通體渾圓,天衣無縫。

夸飾描寫中的一些神異故事情節(jié),意在突出人物非凡的命運和出眾的才干。宣公四年寫楚令尹子文的誕生,頗具神話色彩。楚斗伯比"淫於云阝子之女,生子文焉。云阝夫人使棄諸夢中?;⑷橹?。云阝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故命之曰斗谷於菟"。子文之生,頗似《大雅·生民》中的后稷非凡靈異,子文乃楚國有名的賢臣。毀家紓難,讓令尹之位于子玉,是個不以個人得失為喜慍的人。子文降生的神異傳說,無疑的加重了這位杰出人物的傳奇色彩。

上述這些虛誕夸飾的描寫,對于嚴肅的歷史著作,本不屬于入史的材料,作為藝術范疇的文學作品,卻因其奇幻的傳說,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動,更加豐滿。它極大地增強了《左傳》的文學性,增強了作為文學作品給人的審美感受與愉悅,因此更富藝術魅力。誠如劉知幾所評:《左傳》"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虛實相生,筆比造化,《左傳》客觀上體現了歷史真實與藝辯術真實的證統(tǒng)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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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作者是善于寫人的。上述眾多藝術手法的運用,是《左傳》具有強烈的文學性并產生激動人心的藝術魅力的重要原因。從中國古代敘事性文學的發(fā)展歷史來看,《左傳》寫人的成功,標志著我國敘事文學突破舊的傳統(tǒng),向著"人學"的領域邁進了一大步,為后代的史傳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可貴的經驗。后代的敘事文學,包括小說戲劇, 塑造人物形象的眾多的藝術手法,《左傳》中都已出現。當我們對后代敘事文學藝術進行探研時,若要"尋根",便不能不追尋到《左傳》身上來。

原載《中國文學研究》 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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