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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抗日戰(zhàn)爭進入了相持階段最困難的時期。此時的正面戰(zhàn)場，日軍大本營一改武力進攻為主為誘降為主，并命名為“桐工作”。在日軍的威逼利誘之下，汪氏公然發(fā)表《和平宣言》，要求重慶立即停戰(zhàn)，并在南京成立了汪偽。在“誘降”的同時，日軍在正面戰(zhàn)場發(fā)起了棗宜會戰(zhàn)，又相繼對太行、太岳、冀中、沂蒙山、魯南、皖南、皖東等敵后抗日根據(jù)地發(fā)起“掃蕩”。在日軍的高壓下，英國宣布將滇緬路封閉3個月。正面戰(zhàn)場的節(jié)節(jié)敗退，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后卻屢屢給日軍的“掃蕩”以致命打擊。與此同時，為了鞏固和擴大敵后根據(jù)地，八路軍陸續(xù)成立了第2、第4、第5縱隊，分別由左權、彭雪楓、黃克誠任司令員兼政委。而華中地區(qū)也成立了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由葉挺任總指揮。在主席發(fā)表《團結到底》后不久，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發(fā)起了百團大戰(zhàn)。持續(xù)3個多月的百團大戰(zhàn)，徹底粉碎了“投降派”的企圖，也給了華北日軍沉重打擊。但是，讓日軍和重慶大吃一驚的是，僅僅華北地區(qū)八路軍就出動20余萬人，這還不算山東的八路軍和華中的新四軍。百團大戰(zhàn)讓日軍重新審視華北形勢，也讓重慶開始評估八路軍的真正實力。重慶方面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限制和打壓，是肉眼可見的。但是，在敵后積極抗日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由于深得人心，隊伍的迅速發(fā)展和急劇擴張也是肉眼可見的：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以后的短短3年時間，八路軍129師就已經(jīng)從出征時的9100人發(fā)展壯大到8萬余人。1940年5月前后，八路軍129師為了擺脫“編制”的局限，率先用“新編旅”的番號擴編了9個旅，加上官方的番號385旅和386旅，百團大戰(zhàn)前夕的129師，實際上已經(jīng)擁有11個旅的正規(guī)部隊。和129師相比，原本就最強大的115師，在三次分兵以后已經(jīng)“遍地開花”：副師長聶榮臻率領的115師直屬隊、楊成武獨立團、劉云彪騎兵營3000余人，已經(jīng)建立了敵后第一個模范根據(jù)地晉察冀，正規(guī)兵力不少于7萬人；代師長陳光、政委羅榮桓率領的115師部和343旅686團、蕭華東進縱隊，在山東根據(jù)地站穩(wěn)腳跟，從2萬人發(fā)展到7萬余人。另外，115師344旅一部，開辟了呂梁山根據(jù)地；344旅一部，開辟了冀魯邊根據(jù)地。另外，八路軍第4縱隊、第5縱隊的彭雪楓、黃克誠部各1萬余人，則分別從豫東、冀魯豫根據(jù)地南下豫皖蘇和蘇北，建立了豫皖蘇邊和淮安、寶應根據(jù)地，皖南事變后，分別改編為新四軍4師和3師。1941年底到1941年初，山東115師新編了7個“教導旅”。所謂“教導旅”，原本是八路軍三個師的“教導訓練隊”，平時起到“練兵和訓導”作用。因為115師在山東2年多時間，在本土的山東縱隊幫助下115師的兵員數(shù)量早已翻倍，從2萬人擴張到7萬之眾，原有的343旅、344旅早已容納不下這么多精兵強將。為了突破“編制”的束縛，115師陳光、羅榮桓采用了“教導旅”編制。教1旅（蘇魯豫支隊），旅長是湖南常寧人彭明治，政委是湖北陽新人朱滌新。教1旅在皖南事變后南下蘇中，改編為新四軍3師7旅。山東縱隊第1旅改為115師教1旅，旅長是山東曹縣人孫繼先，政委是江西瀘溪人王麓水，1945年8月犧牲于滕縣戰(zhàn)役。旅長孫繼先、副旅長錢鈞，在1955年授銜時，都被授予開國中將。教2旅（陳士榘支隊1團、魯南支隊、蘇魯支隊），旅長是廣東五華人曾國華，解放戰(zhàn)爭時期到了東北，1955年中將；政委是江西廣昌人符竹庭，1943年11月26日，在和日軍的遭遇中，不幸犧牲于濱海軍區(qū)贛榆縣黑林鎮(zhèn)富林村，年僅31歲。教3旅（運河支隊及115師獨立支隊一部），旅長是湖南瀏陽人楊勇，1955年上將，副旅長是河南安陽人王秉璋，1943年楊勇調走后代任旅長，1955年中將；政委是湖南平江人蘇振華，1955年上將。教4旅（343旅黃河支隊），旅長是湖南安化人鄧克明，1955年少將；政委是江西永新人張國華，后率18軍進軍西藏，1955年中將；張國華繼任者是湖南瀏陽人唐亮，1955年上將。教5旅（東進支隊），旅長是江西吉安人梁興初，也是四野38軍軍長、抗美援朝“萬歲軍”軍長，1955年中將；政委是湖南湘潭人羅華生，1955年少將；政治部主任是劉西元，1955年中將。教6旅（津南支隊，魯北支隊），旅長是江西吉安人邢仁甫，由于不滿“南蠻子”副旅長黃驊接任自己的工作，加之平時生活腐化不滿被調到延安學習，一手策劃親信馮冠奎制造了大趙村血案，黃驊、陸成道、陳云彪等8人被殺害，另外還有4人受重傷。邢仁甫后來逃到天津投靠了日偽，被任命為津南六縣剿共司令。1949年1月，天津解放，邢仁甫落網(wǎng)。1950年9月，罪大惡極的邢仁甫在公審以后被執(zhí)行了死刑，祭奠了烈士亡靈。教6旅政委是江西吉安任周貫五，1955年中將；繼任者河南濮陽人王卓如，后轉入地方工作。教7旅（新3旅，新2旅4團），旅長是湖北紅安人韓先楚，也是四野著名的“旋風司令”，解放海南島的首功之臣，1955年上將；政委是湖北麻城人趙基梅，后任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12縱司令員、江漢軍區(qū)司令員，1947年12月17日病逝于隨縣三里崗。時年37歲。115師新編7個教導旅（實際為8個旅），前后共有19位軍政主管。其中產(chǎn)生了13位開國將軍，其中上將4位：楊勇、蘇振華、唐亮和韓先楚；中將7位：彭明治、孫繼先、曾國華、王秉璋、張國華、梁興初和周貫五；另外還有少將2位：鄧克明和羅華生。在19位軍政主官中，有2人在建國后轉入地方工作：一位朱滌新，一位王卓如。朱滌新在建國后任武漢市副市長、警備副司令兼公安總局局長、湖北副主席、機械工業(yè)部副部長、航空工業(yè)部顧問等，2002年去世，享年92歲。王卓如，建國后任山東分局財委副書記、商業(yè)廳廳長、省財委主任、副省長兼計委主任等職，1991年因病去世，享年80歲。在19位軍政主官中，犧牲和病逝的3位都是政委，其中有教2旅政委符竹庭、新編教1旅政委王麓水，都是犧牲在抗戰(zhàn)中后期。而教7旅政委趙基梅，則是病逝于解放戰(zhàn)爭最艱苦的1947年底。115師7個教導旅19位主官最讓人扼腕嘆息的，就是唯一的叛徒、冀魯邊區(qū)軍區(qū)司令員教6旅旅長邢仁甫，在抗日戰(zhàn)爭即將發(fā)生轉折的1943年，因為一己私利和喪失革命信仰而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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