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青年、中年和老年來劃分其一生的話，可能他更懷念青年時代的意氣風發(fā)，也快慰老年時代興辦實業(yè)的得心應手，唯獨那涉足政壇的中年時代，與無數(shù)被卷入那場名利漩渦的人們一樣，到頭來才發(fā)現(xiàn)，所謂名利不過是一場過眼云煙。
　

　　小檔案： 　
　　姓名：龔心湛，原名心瀛 　
　　字號：號仙舟 　　
　　籍貫：安徽合肥人 　　
　　出生：1869年 　　
　　去世：1943年 　　
　　先祖：龔鼎孳，曾任康熙年間禮部尚書，與錢謙益、吳偉業(yè)并稱為“江左三大家”。龔心湛是龔鼎孳的第十三世孫。

一、名門望族出合肥
　　
在民國初年的這段歷史上，是混亂的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在16年的時光中先后有29人44次組閣，“你方唱罷我登場”。在這29人中竟有4位是合肥人，他們分別是段祺瑞、李經羲、龔心湛和賈德耀。
　　
合肥有四大姓，“龔張李段”。這后面的3位，分別是張樹聲（清末淮軍將領）、李鴻章和段祺瑞，而這個“龔”姓，在明末至清順治康熙年間出了個禮部尚書龔鼎孳，到了光緒年間又出了個四川布政使龔照瑗，再到民國年間，龔家又出了龔心湛這個民國總理。龔家在幾百年間人才輩出，堪稱名門望族。
龔心湛的先祖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中國文學史上的“江左三大家”之一（另兩位是常熟錢謙益和太倉吳偉業(yè)）。龔鼎孳在清初歷任刑、兵、禮三部尚書，他與其弟龔鼎孠是合肥稻香樓主人。
　　
安徽合肥有個著名的“逍遙津公園”，人們提起它就會想起三國名將張遼“威震逍遙津”的故事。時光荏苒，到了清末光緒年間，逍遙津成為合肥官僚龔心釗的私家花園。這個龔心釗不是別人，從名字上就能看出來，他與龔心湛是堂兄弟，而合肥龔家到了龔心湛這一輩，已經繁衍了13代。龔家祖籍江西臨川，歷經20代，元朝末年轉遷合肥，到7世孫龔鼎孳時，合肥龔家發(fā)展至頂峰。
　　
龔照瑗與龔心湛是堂叔侄關系，龔照瑗做官的時候，龔心湛正因為家境貧寒而讀不起書。8歲那年，龔心湛在父親的安排下到上海投奔龔照瑗，與龔照瑗的兩個兒子龔心銘、龔心釗一起讀家塾，然后一起入國學館。心銘、心釗兄弟循著他們父親龔照瑗的老路，考科舉求功名，而龔心湛卻喜歡新學選擇了英語。龔心湛9歲時只身去上海投靠時任蘇淞太道的三伯父龔照瑗，與龔照瑗之子一道入國學為監(jiān)生，后來他仰慕新學，考入金陵同文館。
1890年，21歲的龔心湛從金陵同文館畢業(yè)，奉派隨出使英、法、比、意欽差大臣薛福成常駐倫敦。龔心湛年輕好學，辦事干練，深得薛福成賞識。1893年其伯父龔照瑗接替薛福成任大使，龔心湛由隨員被提拔為參贊。在此期間，清廷組建北洋艦隊過程中，涉及大量訂船和借款事宜，多由薛福成、龔照瑗交龔心湛承辦。
　　
龔心湛幾代均為外交領域的知名人士，龔照瑗的兒子龔心釗1909年被任命為駐英屬加拿大總領事。龔心湛的侄輩龔安慶1933年任駐伊爾庫茨克總領事。龔安慶的侄輩龔鎮(zhèn)洲曾被孫中山派往南洋諸國宣慰僑胞，籌集款項，他病故后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聯(lián)名電唁“有德有年，功在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龔鎮(zhèn)洲的兩個女兒龔普生、龔澎，分別官至外交部國際司司長、駐愛爾蘭大使和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部長助理。毛澤東主席還曾風趣地對龔澎說：“你們家革命派占了多數(shù)嘛！”

二、密謀誘捕孫中山
　　
龔心湛在駐英公使的隨員任上，參與了震驚世界的密謀誘捕孫中山的事件。當年孫中山被誘捕后的幽禁地波德蘭區(qū)覃文省街49號，即龔心湛供職的清廷駐倫敦公使館，現(xiàn)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英國大使館。
　　
1895年，孫中山廣州起義失敗后，先出走日本，后輾轉至美國。但他并不知道，清廷早已對他的行蹤進行了嚴密的監(jiān)視。
　　
1896年9月25日，孫中山乘坐“麥竭斯底”號輪船輪船橫跨大西洋，從紐約出發(fā)到達倫敦，此時接替薛福成任清政府駐英大使的龔照瑗，接到駐美大使發(fā)來的密電：“現(xiàn)據(jù)紐約領事施肇曾探悉，孫文已于9月23日搭白星輪船公司的麥竭斯地號，至英國利物浦登岸?！?br>清政府正在到處緝拿孫中山，曾令駐英公使龔照瑗“不惜一切代價捉拿孫中山，死活不論”。龔照瑗接到密電已是深夜，第二天立即派使館參贊——英國人馬格里前往英國外交部，要求英國政府協(xié)力緝拿孫中山，并提出可否依照香港、緬甸引渡條款行事？英方表示，該條款不適用于大不列顛國本土，不能引渡孫中山。見依靠英國政府無望，龔照瑗便另想一招，雇傭私家偵探誘捕孫中山。
　　
9月30日，孫中山抵達利物浦，并于當晚乘火車到達倫敦。
　　
10月11日，那是個英國人享受生活的星期天，孫中山對清政府暗中派人監(jiān)視沒有絲毫察覺，正在路上行走時，引起了兩位“廣東老鄉(xiāng)”的注意，兩人“且行且語，步履舒緩”，孫中山的左右分別增加了“兩人陪同”，他們請孫中山到家里坐坐“烹茶進點，略敘鄉(xiāng)誼”，孫中山原本謝絕，但在一陣“情意誠摯非?！钡耐评螅瑢O中山已經到了路邊的房子，“正趔趄間，忽聞鄰近之屋門窘然而辟，左右二人挾予而入。”于是，孫中山在到達倫敦11天左右就被清朝駐倫敦公使館誘捕幽禁。
龔照瑗派人把孫中山關押在使館內三樓的一間小屋中。孫中山被囚期間，龔心湛主持過幾次審訊，但并沒有審出個所以然。孫中山在自撰的《倫敦蒙難記》中回憶起當時的情況：“被誘擒于倫敦，牢于清使館十有余日，擬將弟捆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船已賃備，惟候機宜。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這段話現(xiàn)在讀起來時那么真實和感動，一句“人之情也”，將孫中山在倫敦被幽禁時的無助和擔憂表露無遺。
　　
被軟禁的孫中山不甘坐以待斃，他向窗外扔求救紙團，向使館中英籍職員申訴并試圖感化他們。終于孫中山感動了英國人柯爾，他在女管家賀維的鼓勵下，答應替孫中山送求援信給康德黎。
康德黎是香港西醫(yī)書院的創(chuàng)始人，孫中山在香港時的醫(yī)學導師和朋友，1887年孫中山21歲時，由廣州博濟醫(yī)院附設醫(yī)校轉學到西醫(yī)書院就讀，與康德黎交往彌密，感情甚篤?？档吕枳≡谂c清廷駐倫敦公使館不足百米的覃文省街46號，得知消息后挺身而出，向倫敦的地段警署和新聞界揭露了清使館在英國本土濫抓中國公民并欲偷運回國的消息，一時間社會輿論嘩然。英國《環(huán)球報》以《驚人消息！》為題，首先披露了孫中山在倫敦被綁架事件。接著，倫敦各報均以特大標題相繼報道，許多倫敦市民到使館外抗議。
　　
龔照瑗覺得，再囚禁下去使館方面將陷入更大的被動，只好決定放人了事。但龔照瑗把這個宣布放人的差事交給了他的侄子龔心湛。
　　
1896年10月23日下午4點半，駐英使館參贊龔心湛出面宣布，恢復孫文的自由！來接孫中山離開使館的英國外交部特派專員，蘇格蘭場警署偵探長和康德黎應龔心湛請求，帶孫中山從側門悄然步出清使館。
龔照瑗因此事落了個“辦事不力”的評價，被慈禧撤了職。1898年龔心湛歸國，后到廣州，被李鴻章任命為廣州知府兼洋務局會辦。
　　
有趣的是，1924年直奉戰(zhàn)爭后，段祺瑞入京任臨時執(zhí)政，龔心湛被任命為內務總長。1925年孫中山去世時，段祺瑞以“足腫”為由派內務總長龔心湛代表他和執(zhí)政府前往吊唁， 3月24日，北京臨時執(zhí)政府內務總長龔心湛、次長王來等，致祭于前臨時大總統(tǒng)悼孫中山之，并致祭文曰：“嗚呼！惟公誕靈嶺表，騰跡海隅。憤一姓之專制，為革命之先驅……”。
　　
待到第二天新聞界有感于龔心湛從孫中山倫敦蒙難到此時治喪將近30年，居然兩次親歷，于是調侃龔心湛與孫中山真乃“生死之交”。

三、精于商略擅財經
　　
辛亥革命爆發(fā)后，龔心湛在前兩廣總督周馥的兒子周學熙的推薦下，當上了中國銀行漢口分行的行長，開始了繼外交官之后的財經生涯。
　　
周學熙也是安徽人，與龔心湛算是同鄉(xiāng)。周是繼盛宣懷之后，聲名最隆、成就最大的官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父親周馥早年追隨李鴻章，官至兩廣總督，也是一個著名的洋務派大臣。他跟袁世凱關系緊密，一度成為北洋政府的財政操盤手。周氏實業(yè)龐大，是民國初期規(guī)模最大的實業(yè)集團之一。周學熙一方面精于商略，另一方面與官府人士淵源很深。周學熙與當時正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山東巡撫袁世凱意氣相投，袁世凱的一個兒子與周學熙的妹妹結婚，于是親上加親，結成官商同盟。
　　
周學熙推薦龔心湛當上中國銀行漢口分行的行長，自己則出任陸征祥內閣的財政總長，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他迅即任命龔心湛任武昌造幣廠廠長，接著，又舉薦龔心湛出任安徽財政廳廳長，安全把持了安徽的財經命脈。
龔心湛利用當上安徽財政廳廳長的有利時機，與段祺瑞往來密切，頻頻向段祺瑞示好。皖系為提高湛的資望，促使總統(tǒng)徐世昌于1918年11月任命龔心湛為安徽省省長，龔成了安徽政商兩界通吃的人物。1919年1月11日龔被任命為北京政府財政總長，龔任安徽省長雖然時間不長，但卻為他涉足北京政權，成為皖系骨干在京、津兩地發(fā)展的基礎。在龔心湛任安徽財政廳廳長期間，他就與周學熙等人在北京籌辦中國實業(yè)銀行，龔心湛調任廣東財政廳廳長時，他也沒有赴任，而是轉而擔任采金局局長，開始了由政到商的“采金”之路。
　　
經過多年的努力，周學熙以天津為基地，創(chuàng)建了一個為世人矚目，在其后幾十年中享譽海內外的“周氏企業(yè)集團”，投資領域包括了燃料、建材、紡織、五金、交電、機械、金融多種行業(yè)，形成了以啟新、灤礦、華新三公司為核心的龐大資本集團。掌握著公路、鐵路和運河的運輸主動權；企業(yè)內部擁有自己的電力系統(tǒng)和給水系統(tǒng)?？傎Y本高達四千多萬元，這是一個在當時令人咋舌的數(shù)字。此時周已成為中國北方最盛名的實業(yè)家，與南方的狀元資本家張謇有著“南張北周”的稱號。
周學熙在財界商界取得的成就，為龔心湛退職后在天津發(fā)展實業(yè)奠定了基礎。龔心湛1926年去職后興辦實業(yè)，先后擔任中國實業(yè)銀行總經理、中孚銀行董事、開灤礦務局議董長，唐山啟新洋灰公司總經理。其中，唐山啟新洋灰公司即是周學熙創(chuàng)辦的，在龔心湛的手中，唐山啟新洋灰公司的發(fā)生脈絡，充分印證了民國初年官商勾結在民族工商業(yè)發(fā)展中的作用。
啟新洋灰公司的前身是1889年建立的唐山細綿土廠，1906年北洋大臣袁世凱命令周學熙從英國人手中收回重辦，改名為啟新洋灰公司，周學熙在創(chuàng)辦啟新洋灰公司之初，以極少的代價收買了唐山細綿土廠的全部資產，實際上這是借國家的“公帑”開辦私人的企業(yè)，顯然不是一般人所能辦到的。就這樣啟新洋灰公司本身沒有掏出一分錢，卻完成了自己資本原始積累。
　　
在龔心湛任總經理期間，啟新洋灰公司靠官宦的勢力還取得了貸款的便利和利息的低下，在資金匱乏的近代企業(yè)發(fā)展史上，如此優(yōu)惠的條件恐怕不多見。啟新洋灰公司在創(chuàng)辦與發(fā)展的過程中，靠以周學熙、龔心湛為代表的官僚勢力，完成了資金的原始積累。
龔心湛利用在官場的人脈關系，使啟新洋灰公司在經營過程中獲得了大量的特權，如設廠專利特權、市場銷售特權、運輸經營特權、原料優(yōu)先采購特權等。單靠官勢圈地運動的特權，就獲取了巨大利益，對中國底層民眾來說，土地是生活的依靠，也是唯一最大的財產，公司發(fā)展用地本應按市場價來操作，但是，啟新洋灰公司憑借政治上的特權“所需地畝，竟持官威，隨意圈用”，而且，如果當?shù)厝嗣駬?jù)向理論“即加以違抗罪名，而受差傅之累，遠逐他鄉(xiāng)者有之，更有拘至縣府，陷身監(jiān)獄者有之，直至完全將地畝強賣之后，方能脫此，因而傾家敗產流為游民者，何至百數(shù)十人”，造成了廣大人民的痛苦。然而，在啟新洋灰有限公司成立30周年之際，蔣介石竟親筆題詞：“挽回利權”。
　　
靠著啟新洋灰公司等的運作，龔心湛也隨之成為天津赫赫有名的實業(yè)家。
四、緩沖百日代總理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后，國內人要求“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外爭主權，內懲國賊”，“誅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收到國內團體大量來電，要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北京政府批準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辭職”。6月10日徐世昌申請辭去大總統(tǒng)職，被議會挽留。內閣總理錢能訓也一籌莫展，只好辭職。
　　
龔心湛在幾派斗爭中，成為緩沖人選，龔雖屬于皖系，但與徐世昌也有交情。在雙方相持不下時，徐世昌于1919年6月13日任命時任財政總長龔心湛代行國務總理。
　　
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其反帝愛國運動爆發(fā)的導火線是“山東問題”。龔心湛剛剛出任代理總理，全國就掀起拒簽巴黎和約的請愿浪潮。6月19日早，山東省議會、山東學生聯(lián)合會、山東報界聯(lián)合會、山東農會、山東教育會、濟南總商會等6團體選派的請愿團赴京請愿，群眾相送，萬人巷空，代表誓言：不達目的，絕不生還，與送行者揮淚相別，場面如易水悲歌。
龔心湛所面對的局勢是：國內進一步壯大的、同政府尖銳對立的人民群眾的力量，國會的不合作，吳佩孚等將領的強烈抗爭和英、美在華勢力的不滿。這一切使簽字問題上的斗爭更加復雜、尖銳，使政府“既不敢輕為簽字之主張”，“又不敢輕下不簽字之斷語，左右掣肘，而地位益臻困難”。本來就十分脆弱的龔心湛內閣，幾乎完全失去控制局勢的能力。
　　
既然龔心湛無法在簽字與拒約之間作出選擇，他就干脆不作任何決斷，任其發(fā)展，推諉到底。龔心湛對報界發(fā)表談話時說：“巴黎和會，英、法委員暨美大總統(tǒng)威爾遜氏，暨擔保歸還膠州與中國，中（國）政府對于和約簽字問題，則決定按照協(xié)約國所建議者辦理。故近日政府電飭巴黎各委員，對于和約簽字問題，令其審度情形，自酌辦理?！?br>　　
這是個十分圓滑的談話，既表示按列強的意見辦，以討好列強；又不給中國代表團任何明確的指示，而令其“自酌辦理”，以免承擔任何責任。
6月20日上午，山東請愿團前往新華門遞交請愿書并請求面見總統(tǒng)，徐世昌避而不見，代表遂同跪于新華門外，號哭之聲感天動地，時值傾盆大雨，無起立者。李大釗曾說“我們要常記念著新華門前的哭聲”。自中午堅持至晚10時，最后軍警督察長宣布21日由代總理龔心湛接見。當時山東請愿團提出三項要求：拒簽和約；廢除高徐、濟順鐵路合同草約；懲辦賣國賊。
　　
6月21日，山東請愿團前往國務院，面謁代總理龔心湛。龔心湛奉派接見請愿代表，對三項要求一味敷衍，代表們遂再次要求面見總統(tǒng)。
　　
6月23日，徐世昌接見山東赴京請愿團代表，徐世昌卻驕倨昧良，無動于衷，以外交困難為藉口，轉彎抹角地進行敷衍應付。并說山東代表提交的請愿書，須由國務院代總理龔心湛批復，又把皮球踢到了龔心湛這邊。
隨著6月28日和約簽字日期的迫近，拒約的斗爭進入到最后階段。25日，眾議院通過一項給政府的建議案，指出：“倘政府不顧輿論冒（貿）然簽字，勢必惹動全國反抗……應請政府即日訓令巴黎議和專使，如山東問題不能另行保留時，全約切勿簽字，以示決心而順輿情?！?br>　　
6月25日，山東請愿團接到國務院書面批示后，內容竟與徐世昌的口頭答復大同小異。代表們十分憤懣，全體代表趕到國務院，面見龔心湛，鄭重聲明：若奉此批不能歸見山東父老并將原批退回，要求重批。龔在代表們“語皆悲憤，堅決不可動搖的氣氛下，只好答應重批。”
　　
6月27日，山東請愿團會同北京學聯(lián)等團體數(shù)百人，集體到總統(tǒng)府請愿，表示如不切實答復，誓死不離開。徐世昌拒不接見，代表們在新華門坐等，徐被迫再次接見。
代表終于接到了代總理龔心湛對請愿書的第二次批復：“關于山東問題，所有各代表陳請不能保留，即拒絕簽字等情，昨亦經電達專使遵照在案?！Q高徐、順濟路約一節(jié)，查該路約原系草約，自必多方磋議，力圖收回，絕不續(xù)訂正約……”北洋政府迫于全國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壓力，不得不接受了民意，未敢在喪權辱國的和約上簽字。
　　
與此同時，圍繞南北議和以及北方議和代表問題，國內各派勢力鬧得不可開交。徐世昌派朱啟鈐為南北議和北方總代表，南方軍政府特派唐紹儀為南方總代表。朱啟鈐表示拒絕再任南北議和北方總代表之后，廣州護法軍政府總裁岑春煊與龔心湛商談南北統(tǒng)一問題。安福系推出王揖唐為北方議和總代表，這一提名遭到了廣州軍政府和直系吳佩孚的堅決反對，紛紛通電指責。為此，龔心湛以總理名義通電各方：“王公才識過人，為元首所識拔，于法律確能負責……，并經確定，克日成行，勢難挽回，若因人問題使會延滯，和平中梗，啟釁二字別有所歸?！?br>直系大佬吳佩孚接電后，固執(zhí)己見，兩次發(fā)電給龔心湛，堅決反對王揖唐為北方議和總代表，并對安福系的行為大加指責，甚至連龔心湛也捎帶著一起罵了。
　　
龔心湛在外交、學潮、內政、南北和談，以及各派勢力相互斗爭中，既感支撐困難，又感到正式組閣無望，遂于1919年9月24日向總統(tǒng)徐世昌遞交辭呈，辭去本兼各職，龔在辭職書中寫到：“張良借箸，愿有補于一時；傅說和羹，本難調以眾口?！?br>　　
龔心湛從上臺到辭職，代理總理任職時間總共103天。
　　
在北洋政府交替更迭的執(zhí)政集團里，國務總理并不是一個“稀缺”職務，因此龔心湛的大名并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他僅僅3個月的任職，在他個人的政治生涯中，雖然堪稱為頂峰，但卻多有勉強之意，于他內心深處其實是最不得意的一段時間。

五、遁入佛門度晚年
　　
龔心湛辭職后，由陸軍總長靳云鵬暫代國務總理，財政次長李思浩暫兼代部務。1924年10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時，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導致直系失敗，馮等請段祺瑞入京維持局面，聯(lián)名電請段祺瑞任國民軍大元帥，并聯(lián)合奉系軍閥張作霖，推舉段祺瑞為北京臨時政府執(zhí)政。
　　
段祺瑞入京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zhí)政，任命龔心湛為內務總長。在內務總長任上，龔心湛參與處理了清室人員和善后委員會的工作。1925年冬，國民軍進駐天津等地，段祺瑞為擺脫困境，改組臨時政府，龔心湛改任交通總長，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后，內閣總辭職，龔從此脫離政壇，定居天津。
　　
如果龔心湛的一生以青年、中年和老年來劃分的話，他自己可能更懷念青年時代的意氣風發(fā)，也快慰老年時代興辦實業(yè)的得心應手，唯獨那涉足政壇的中年時代，與無數(shù)被卷入那場名利漩渦的人們一樣，到頭來才發(fā)現(xiàn)，所謂名利不過是一場過眼云煙。
　　
1926年龔心湛回到天津做寓公，從此遠離政治。
年輕時的龔心湛因為做過參贊，深得周馥賞識。在周馥的大力推薦下，龔心湛曾協(xié)助其子周學熙在發(fā)展實業(yè)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此時遠離了政治的龔心湛再度與周學熙合作，滋滋有味地辦起了實業(yè)。周學熙認為龔心湛性情溫和，善于理財，社會聲望高而又不獨斷專行，往往可以代他出面化解各種爭端，因此兩人在長期合作中工作順利。
　　
遠離政治的紛擾之下，清靜下來的龔心湛逐漸對佛教產生了興趣，常以“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自勵。民國后大悲院曾長期被有關部門占用，龔心湛等著名居士，前后奔波，向有關方面交涉收回了大悲禪院。作為一名居士，龔心湛積極捐款，把錢用在弘揚佛教文化事業(yè)上，這不能不說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
　　
盧溝橋事變后，日寇動員龔心湛出山主持華北偽政權，龔斷然拒絕。但日軍又覬覦上了龔心湛創(chuàng)辦的一些實業(yè)公司，多次欲實行軍管。日本輕工業(yè)株式會社強行拆走了江南水泥廠的電機、鋼磨等。龔心湛此時年逾七旬，仍不辭勞苦多方奔走。日軍不但沒有歸還，反而給遭到日本人的羞辱。龔心湛對此惱憤不已，遂一病不起。
　　
1943年12月，龔心湛病逝于天津家中，終年7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