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祥的隨筆集《騎狗錄》，錄存了兩首時人吟詠紹興的風俗詩。一鼓吹一諷刺，讀來甚是解頤。抄錄于下：會稽本是舊皇都，況復山陰出鳳雛。東渡上虞江接海，南連諸暨水平湖。余姚文士魁金榜，嵊縣溪山入畫圖。惟有新昌人物好，蕭山風景天下無。又和詩云：會稽短筆遍名都，況復山陰出破靴。挖小上虞錢店管，逞兇諸暨殺人屠。余姚自昔鹽梟窟，嵊縣由來綁匪區(qū)。惟有新昌娼婦好，蕭山毛廁世間無。作者署名分別為“古剡得天居士”和“今申失地走卒”。 

紹興府在明清兩代，轄管會稽、山陰、上虞、諸暨、余姚、嵊縣、新昌和蕭山八縣，故八縣人士相互有同鄉(xiāng)之誼。原作是王曉籟所寫。王是嵊縣人，上海灘有名的大亨。他筆下的紹興，自是人文淵藪，風物清嘉。詩卻寫得不怎么樣，最后一聯(lián)，尤其說得空泛。不過，對于不熟稔紹興人文的讀者，有幾處典故還須加以標舉。這江，指曹娥江;湖，指白塔湖；“風雛”，指陸放翁。陸放翁曾作《蜀酒歌》，開篇“漢州鵝黃鸞鳳雛，不騺不搏德有余；眉州玻璃天馬駒，出門已無萬里涂”云云，就以鸞鳳雛、天馬駒自比。另外，余姚自昔文教鼎盛，人才輩出，以“魁金榜”三字概括，名副其實。今查有明一代的會試成績，就可以一窺全豹了。據(jù)統(tǒng)計，明代府級進士人數(shù)，全國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蘇州府（894人）、紹興府（836人）和吉安府（820人），而低一級的余姚縣竟然貢獻了387人，遠超山陰（213人）、 會稽 （135人）、上虞（95人）、 蕭山（56人） 、嵊縣（35人）、 諸暨（28人）、 新昌 （21人）。又，余姚同時還出了狀元三名，和名揚海外的大儒三位。（王陽明、朱舜水和黃宗羲） 

和詩的作者是位流落上海的失地農民。他所看到的，自然是社會基層的一面。周作人曾云“本來師爺與錢店官同是紹興出產的壞東西”，這詩中遍布名都的“短筆”，即指那些混師爺飯吃的落第士子?！捌蒲ァ?，指山陰的“破靴黨”。周冠五在《魯迅家族和當年紹興民俗社會環(huán)境和人物》一文中注云：紹俗對高等流氓稱“破靴黨”，一般流氓則呼為“破腳骨”。他在文中還列舉了幾個出了名的“破靴黨”首領，雅號稱“六蘭三竹一梅花”的?！巴谛　?，是越地方言，意指想盡一切辦法占便宜。晚晴民國，市場上流通的貨幣是銀元。私人鑄造的銀元常被摻入銅、錫。故在使用時，需要錢店官鑒定成色。如成色不足，使用人須付一筆補償費，而錢店方會在銀元的面上，加蓋一印有銀店名號的藍皮印，如此，銀元就可算作足值。這行為稱“貼水”。但是，藍印泥常因時間久而褪色。于是人們須多次敲印保值，多次支付“貼水費”，這就是過去上虞錢店官們，貪蠅頭小利的一貫手段。余姚人販賣私鹽，自古有之，綿延至民國，更是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胡蘭成的《今生今世》“ 胡村月令”章有一節(jié)文字云：胡村人下半年田稻收割后，身剛力壯的就結隊去余姚挑私鹽，他們晝伏宵行，循山過嶺，帶著飯包，來回兩百里地面，要走六七天，用頂硬的扁擔，鐵鑲頭朵柱，力大的可挑一百六十斤至一百九十斤，一個月挑兩次，一次的本錢兩塊銀洋錢變六塊。除鹽梟外，浙東四明山一帶，又多出土匪、強盜，以嵊縣為最劇。如王金發(fā)和馬寅初，都被戲稱過“嵊縣”強盜。當年的“嵊縣幫”，就在江浙一帶暗通軍警，橫行肆虐，犯下過許多震驚全國的幫票案，如37年的京杭國道案和48年的上海灘榮德生案等等。 

蕭山毛廁，跟許廣平在《紹興婦女的生活》一文中記錄得無大不同：家家門外都有一兩只大缸，上設木座，周圍茅草作為小房，來儲蓄這些糞尿……說到天下僅有，或許是因為蕭山地處平原，沿河的大缸排列得更集中和壯觀吧。至于新昌和諸暨的兩句，很遺憾一直找不到史料來坐實。只好付諸闕如。不過，諸暨人的不屈和抗爭，在近代是出了名的，有包村一役可作旁證。咸豐十一年十月，太平天國軍圍攻包村，歷時八九月，才下之。包村團練一萬四千人殉難，卻殺敵“數(shù)十萬”。俞樾《春水堂隨筆·卷四》詳記了此事。感興趣的朋友，自可前去勾沉一番。

至于兩詩的藝術性，唱反調那首明顯高出一籌。“走卒”所持的觀點雖然偏頗，但列舉的事例很典型，讀來使人怵然心驚。不過，寫文字評論事物，說優(yōu)點的容易跌入雷同的窠臼，唱反調的倒容易占些視角上的便宜，這也是大家熟知的事實。

這兩首詩，也曾發(fā)表于1932年林語堂所編的《論語》第二期上。詩中所記的風俗事略，都是些朝報野史上的陳年芝麻，本來無甚意思。現(xiàn)今紹興各地的發(fā)展，日新月異，早已不是舊時可比。不過，對于那些喜歡長點見聞的讀者，有閑時翻看翻看，也未嘗沒有一點現(xiàn)實的意義。畢竟，如果我們都忘記了過去，那就無以談未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