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在安陽殷墟第三次發(fā)掘現場獲得唯一一片彩陶

1923年，李濟（后右一）與哈佛人類學研究所師生合影

李濟在結束西陰村發(fā)掘的歸途中

1929年春，李濟主持在河南安陽殷墟的第二次發(fā)掘

◎郭靜超

1926年冬天，李濟與地質調查所的袁復禮先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發(fā)掘到很多破碎陶片，共裝了70余箱。他們決定將其全部運到北平去研究，于是雇了九輛大車，從夏縣啟程。走了九天，這個浩浩蕩蕩的車隊才到達山西第一條出省鐵路——正太鐵路的榆次站。

一路上，這個車隊引起了不少謠言。當時的省政府有點不放心，派人在榆次縣關口檢查。檢查員開箱一看，“第一箱是破碎陶片，第二箱是破碎陶片，第三箱，還是破碎陶片！”他們有點不耐煩地問：“你們化（花）了這些錢，運這一堆貨物到北平，難道說都是這些破磚爛瓦嗎？”李濟等人答道：“都是一樣的。請你們每一箱都打開看就是了！”

這些檢查員聽了，雖說有點信不過，卻心灰意懶地搖搖頭，不再看了。在他們眼里，李濟這些人做的事“有點荒唐、滑稽，近乎瘋癲，不可以常識理論”。于是他們將信將疑地放行了。

這個真實的故事情節(jié)，是李濟先生于1956年在文章中回憶的。

在百年前的1920年代，中國考古學的開拓者所做的事，被地方政府盯著，為普通百姓所不解。他們的確想不到，李濟就是用這些“破磚爛瓦”開啟了中國考古學的新篇章，啟動了一場驚心動魄又曲折感人的中國古史重建之旅！

“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

1896年6月2日，李濟出生于湖北省鐘祥縣的一個書香世家。4歲起，他便開始接受國學教育。10歲時，進入縣立的高等小學堂。11歲隨父親到北京。

1911年，15歲的李濟考取清華留美預備學堂（清華大學前身）。1918年，李濟赴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入校即讀三年級。一年以后，獲得心理學文學士學位。之后他又在該校攻讀社會學碩士。

1920年，李濟進入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師從虎藤、托策、狄克森學習體質人類學、考古學和文化人類學，主攻方向為體質人類學。

李濟的學習方向之所以從心理學轉到社會學，又最終確定為體質人類學，既是他的興趣使然，又是他在當時國家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尋找報國路徑的結果?！八闹鞠蚴窍氚阎袊说哪X袋量清楚，來與世界人類的腦袋比較一下，尋出他所屬的人種在天演路上的階級出來?！崩顫缘谌朔Q的方式寫了一份簡歷，透露自己希望通過考古的方式實現一個終極目標：“要是有機會，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跡，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始源出來?！?/p>

“李濟在學業(yè)上的不斷探索，其實是為了弄清楚中國人的原始，即探索中國文化的來源?！敝袊鐣茖W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解釋說，“他的這一志向與當時中國人的民族危機感緊密相連，也體現了他濃濃的愛國情懷。”

李濟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即是他對中華民族如何形成的初步探索。這篇論文嘗試用西方人發(fā)明的人類學方法來研究中華民族，并在研究中運用了中國人人體測量、歷史文獻、姓氏起源和人口等多方面資料。該論文顯露出李濟學術研究的基調和風格：以多學科“兼行并進”的方式研究中國古史。他的學術方向也為中國考古學奠定了人類學格調。

李濟等組織和領導的西陰村發(fā)掘是中國人的第一次科學考古

1923年，李濟獲得了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成為獲此學位的第一位中國人?；貒?，李濟即受聘于南開大學，教授社會學與人類學。這一年，李濟結識了時任中國地質學會會長的丁文江先生（1887-1936年）。

丁文江非常支持李濟采集第一手資料。1923年夏末，河南新鄭發(fā)現了李家樓鄭公大墓。丁文江為李濟準備了兩百元經費，動員他去該處進行田野考古調查。不過，因當時時局混亂，李濟的考古調查僅持續(xù)了兩周，只挖到了一點人骨。雖然這次調查未有重大收獲，卻讓他學到了不少經驗。

1925年，李濟應聘回母校任教。此時的清華已由學堂改制為大學。年僅29歲的李濟在清華大學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擔任特約講師，與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四位大師成了同事。李濟一邊在校講授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學、古器物學和考古學，一邊籌劃田野考古工作計劃。

1926年二三月間，李濟與地質調查所的袁復禮先生對晉南汾河流域進行了調查，在夏縣西陰村發(fā)現了大片布滿史前陶片的遺址。之后，他返京與佛利爾美術館、清華大學商定合作發(fā)掘事宜，于當年10月再赴西陰村。

他們發(fā)掘了一個多月，采集了70余箱古物，并將其運到北平。結果，浩浩蕩蕩的運載車隊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注意，招來了文首提到的山西榆次火車站的官方查驗。

第二天，當搬運工人將這些箱子裝上火車時，他們覺得箱子這么沉，里面必定有寶貝，卻不知為何放行了。李濟曾撰文回憶：“正值這些工人七嘴八舌講到熱鬧的時候，有一位自命不凡的、在火車站工作的站員，出來向這些懷疑的工人講：'這些箱子所裝的東西都是科學標本；運到北平后就要化驗；化驗后就可以提煉值錢的東西出來?！甭牭秸締T這樣一說，大家也就散了。

李濟以后再也沒有遇到過這位替他們“解圍”的站員。但他說的話，給了李濟極深的印象，直到幾十年后，依然啟發(fā)和“刺激”著他。

“這次西陰村的發(fā)掘是中國人自己領導和組織的第一次科學考古發(fā)掘。西陰村成為另一個仰韶文化遺址，從而擴大了仰韶文化分布的版圖?！标愋菭N總結說：“通過這次實際考察，李濟對當時安特生提出的彩陶文化'西來說’已經產生了疑問，認為這一假說仍是一個'懸案’?！?/p>

不過，李濟并沒有沿著尋找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思路繼續(xù)挖掘，因為在此時，擺在中國考古面前的是一個更加迫切的工作。1899年，河南安陽小屯村出土了帶文字的龜甲；到民國初年，龜甲獸骨更是成了收藏家眼中的“新寵”；國際學術界也開始關注這種大量出現的甲骨文。

1917年，王國維從甲骨文中發(fā)現了與《史記·殷本紀》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商王世系。1926年，他又提出了“二重證據法”，即將“地下之新材料”與“紙上之材料”二者相互驗證，以達到研究古史的目的。再加上當時“古史辨派”對中國古史中“盤古開天辟地”和“三皇五帝”說法的否定，令史學界“痛感要建立科學的上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而對甲骨文的發(fā)掘，不僅可能揭開商文明的面紗，也可能使其成為尋找史前和中國歷史時期關聯(lián)的連接點，對于重建中國古史意義非凡。這一重要工作，只等一個恰當的時機。

殷墟像一所田野考古學校，培養(yǎng)了一大批人才

1928年6月，當時的中國“最高科學研究機關”——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不久，中央研究院委托傅斯年創(chuàng)辦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傅斯年接受了委托，在廣州東山柏園成立史語所，下設史學、敦煌材料、考古學等八個組。傅斯年推薦李濟主持考古組，認為他“兼具有'我所能而歐洲人所不能，和歐洲人所能而亦能之’的本事”。

李濟與傅斯年志趣相投，一拍即合。1928年12月，李濟辭去清華教職，加入史語所考古組，擔任主任。李濟從1929年第二次發(fā)掘開始，領導了殷墟發(fā)掘，并親自參與田野考古工作。這一系列的考古活動，由中國官方機構組織實施。李濟和后來加入的梁思永都接受過現代人類學、考古學的專門訓練，使得現代田野考古學真正在中國落地生根。

但這個扎根的過程充滿曲折。在史語所成立之初，李濟加入考古組之前，傅斯年即派甲骨學家、河南籍的董作賓前往安陽小屯調查殷墟情況。據董作賓回憶，當時的小屯盜匪出沒，古董商與地方政府勾結，有古玩店公然叫賣殷墟出土甲骨，“其壁間懸掛之骨板累累”。董作賓作為本地人，上下斡旋，終于得到河南地方政府的批準，并得到后者委派的協(xié)調員和武裝的保護，方才進行了第一次發(fā)掘。

李濟在1929年春天和秋冬領導了第二次、第三次殷墟發(fā)掘。組織名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發(fā)掘團”（簡稱“中央發(fā)掘團”）。但起初，這個“中央”之名并不奏效。

由于挖掘品日漸增多，在文物歸屬問題上，地方與中央發(fā)生了矛盾。在第三次挖掘之初，以河南圖書館館長何日章為首的地方勢力組織了一個發(fā)掘隊到安陽，毫無章法地亂挖。岱峻在所著《李濟傳》中寫道：“無記載、無照像、無方向，挖完了不知是怎么回事?！焙稳照逻€游說安陽縣政府發(fā)布文告，禁止中央發(fā)掘團發(fā)掘。之后，雖經傅斯年多方溝通，“鼻子都碰壞了”，發(fā)掘才得以恢復，但何日章仍騷擾正常挖掘。之后，蔡元培、傅斯年、李濟等人再次從上到下做工作，發(fā)掘才得以繼續(xù)。

這兩次發(fā)掘，雖歷經磨難，但收獲頗豐。尤其是第三次發(fā)掘，獲得了兩大獸頭刻辭，大量銅器、石器、陶器，還有一片仰韶期彩陶。還發(fā)現了甲骨3012片，包括大龜四版。

此次發(fā)掘后，地方勢力雖未再組織明顯的阻撓，但文物盜挖仍十分猖獗。1934年秋，發(fā)掘團在侯家莊進行殷墟第十次發(fā)掘時，晚上竟然有頂著“中央夜晚發(fā)掘團”名頭的盜墓團伙頂風作案。1935年春，發(fā)掘團還曾收到匿名信，要他們不要染指西北岡墓群，否則當心性命……

李濟認為：“安陽發(fā)掘所引起的初期糾紛，可以說是起源于古董商的'自衛(wèi)’。他們?yōu)榱吮Ｗo自己私人的利益，而不惜用種種的手段，來破壞學術性的考古?！绷硗?，這些糾紛并不是簡單的地方與中央之爭，實際上“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學術觀點；而中央政府是以近代純學術的立場，處理這一糾紛的；安陽發(fā)掘所以能繼續(xù)下去，也是靠著這一正確的立場”。

從1928年秋季到1937年夏季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史語所在安陽的發(fā)掘歷時近十年，共15次，其意義是重大且多方面的。

“何日章案”促成了1930年6月中國近代第一部文物法《古物保存法》的頒布；1934年成立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對安陽地區(qū)的文物盜掘問題進行了嚴肅調查和處理，使得盜掘之風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這背后有包括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等在內的一大批各界人士的努力。

李濟領導的殷墟發(fā)掘，為中國考古學的建立和發(fā)展打下了堅實基礎。在發(fā)掘中，李濟真正脫離了傳統(tǒng)金石學的范疇，絕非僅僅以尋找甲骨為目標，而同樣重視陶器、獸骨、銅器等古物。同時，他的團隊，尤其是梁思永先生加入后，在工作籌劃和技術方面都大有改進，更為中國考古的地層學、器物形態(tài)學、類型學等奠定了深厚基礎。李濟先生在其中的領導擘劃之功是大家公認的。

“殷墟也像一所田野考古學校一樣，培養(yǎng)了一大批人才。”陳星燦說：“這些人后來成為海峽兩岸考古界的領袖人物，如董作賓、梁思永、夏鼐、郭寶鈞、高去尋、石璋如、尹達、胡厚宣、尹煥章、趙青芳等。”

在重建中國古史方面，李濟領導的殷墟發(fā)掘成果更是璀璨奪目。除了數量巨大的各類器物，還發(fā)現了規(guī)模龐大的宮殿、宗廟遺址，以及帝王大墓。陳星燦說：“安陽殷墟發(fā)掘奠定了商代考古的基礎，使商史成為信史，把中國歷史向前推進了六七百年?！?/p>

1934年，李濟回應了“古史辨派”的觀點：“殷墟發(fā)掘的經驗啟示于我們的就是：中國古史的構成，是一個極復雜的問題，上古的傳說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謊賬。那些傳說的價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它們構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別去取，積久了，我們自然會有一部較靠得住的中國上古史可寫?！?/p>

殷墟的發(fā)掘成果也轟動了世界，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1936年冬，李濟應英國大學聯(lián)合會及瑞典王儲之邀，赴英國及瑞典講學，就安陽的重要發(fā)現發(fā)表演講。1939年，安陽的出土器物和圖片還在蘇聯(lián)莫斯科的中國藝術展覽會展出。1940年，李濟因“致力于考古學及人類學在中國的播種工作”，獲得了英國及愛爾蘭皇家人類學研究院贈予的榮譽院士稱號。

“只要文物安全，無所謂去哪兒”

1937年“八一三”上海之役爆發(fā)，位于南京的史語所遷至長沙。年底，又遷往昆明。史語所在昆明停留兩年，之后轉入四川宜賓的李莊，直到抗戰(zhàn)勝利。1946年，史語所由李莊遷回南京。這期間，有人投筆從戎，有人改了行、出了國，但李濟選擇了堅守，一路運送，一路研究，從未離開。1948年12月，國共內戰(zhàn)形勢漸趨明朗，國民黨敗退臺灣。史語所和安陽發(fā)掘文物一并去了臺灣。

機構里的人，去，還是留，是一個問題。據李濟之子李光謨回憶：“走的時候，很多人反對，父親跟人談論，只要文物安全，無所謂去哪個地方。還有人勸他不要跟船走。他說不行，我必須跟船。押運押運，你就得看著東西。實際上是說人在東西就得在?！?/p>

李濟跟著他的考古材料去了海峽對岸。到臺灣后，他擔任史語所所長，繼續(xù)完成安陽發(fā)掘報告。“這一階段，李濟雖沒有見證中國大陸考古事業(yè)的巨大進展，但他始終與安陽的發(fā)掘品為伴，未曾離開他心愛的研究工作?！标愋菭N說：“實際上，他的主要研究著作，包括有關商代青銅器的多種研究報告，和著名的英文論著《安陽》《中國文明的開始》等等，也是在他后半生完成的?！?/p>

1977年，李濟在81歲高齡出版了最后一部學術著作——英文版《安陽》。1990年以后，中文版《安陽》在大陸多次再版。他回顧了殷墟發(fā)掘的歷史，也梳理了殷商時代的物質和精神文化。他根據實物發(fā)現和甲骨文記錄總結道：殷人的食物中有小米、小麥和稻米；服飾材料有裘、羊毛、麻和絲織品；他們出行已經用車，也有人用車來陪葬；殷人蓋房子時，會用石頭或木杵夯土做地基；當時的陶器從質料看，可分成灰色陶、白陶、紅色陶等；殷商的青銅器亦十分發(fā)達，用模范鑄造，形制和花紋非常豐富……

“以往我們所了解的商代歷史，只是從文獻中得知的政治史、軍事史。對其衣食住行，我們所知甚少?！标愋菭N說：“李濟把一個全新的商代知識貢獻給大家。這些知識，遠遠超越了史料?！?/p>

這些知識來自科學考古，來自李濟一生的堅守，來自他對這些材料的“提煉”。李濟始終記得在山西榆次火車站那位站員的話——“化驗后就可提煉值錢的東西出來”。多年后，李濟說：“他說的那些話，無論是出于機智，或真相信它，在我個人的回憶中是帶有刺激性的。三十年的經驗使我感覺到，'提煉’這兩個字，也許是說明這一研究工作甚為適當的語句；不過，所'提煉’的卻沒有'值錢的東西’，而只是若干不能以錢估計的準確知識而已?！?/p>

這些無法用錢來估計的知識，也許就是李濟用一生心血對最初志向——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的回應吧。

1979年8月1日上午，李濟因心臟病猝發(fā)在臺北寓所逝世，享年83歲。李濟身邊，沒有一件古董。

李濟去世的那個上午，李光謨的女兒李寧莫名其妙地磕掉了四顆門牙。等李光謨三周后收到張光直寄來的訃告，他才恍然想起女兒摔跤的那個時刻。李光謨想為父母安葬，但囿于當時的兩岸關系，未能如愿。1995年，李濟虛歲百年誕辰時，李光謨終于到達海峽對岸，得以在父親的墓前祭拜。

在大陸，李濟曾被刻意遺忘了幾十年。之后，在其子李光謨和眾多考古學者的努力推動下，越來越多的人知道，要了解中國考古學的誕生與發(fā)展，最先要知道的一個中國人是李濟。

“李濟是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他領導了當時中國最重要的考古研究機構，為考古學科在中國的發(fā)生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為考古人、考古界樹立了不收藏文物、不買賣文物的典范；推動了科學考古學在中華大地生根，并獲得國際聲譽。李濟也是一位人類學派的考古學家、一位純粹的學者和教育家。他以考古啟動了中國古史重建，用一生揭示出燦爛的商文明，也為中國考古學界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陳星燦是中國考古學史專家，他在總結李濟的貢獻時，毫不遲疑。

張光直先生曾評價李濟為“中國考古學之父”。對此，陳星燦也十分贊同。他細數了李濟的一系列貢獻后說：“如果他不是，還有誰是呢？！”一句話，他連說了兩次。

致謝：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對本文的大力支持并提出寶貴意見；感謝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張良仁教授和美國史密森博物學院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劉嫄博士對本文的細心修改。

供圖/郭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