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夏春

美國5月整體通脹率8.6%，介于1981年底和1982年初的水平，令宏觀經濟學家和資本市場大感意外。這個時候，大家發(fā)現(xiàn)，有一個人在一年多前就預測到了應對新冠疫情的財政貨幣刺激會帶來嚴重通脹。他的名字叫做Lawrence Summers，中文翻譯成：勞倫斯·薩默斯。

當時反對他這一預測的經濟學家排成行，包括美聯(lián)儲兩位前主席伯南克和耶倫，奧巴馬時期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弗爾曼，還包括兩位經濟學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和克魯格曼。

在2021年3月22日，我發(fā)表了文章《與其關注中美外交談判，不如聚焦學界通脹討論》就提到薩默斯對通脹的預測與眾不同，我比較傾向于他的判斷。

天才預言家，還是麻煩制造者？

我更相信薩默斯的判斷，除了個人的研究領域和他有交集之外（見下文），還因為金融危機后，薩默斯在2011年就警告美國甚至全球經濟可能陷入“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

他的依據是人口老年化嚴重，生育率下降，技術突破不足，儲蓄大于投資越來越強，總需求不足，通脹低迷，工資增長緩慢。

因此，利率應該保持在極低，甚至負數(shù)，才能刺激需求，讓經濟回歸高增長。由于這些改變都非常困難，經濟增長可能會長期停滯。

此論一出，學界和市場反對聲音無數(shù)。當時的主流觀點是量化寬松會快速生效，把美國拉出危機，經濟快速增長，失業(yè)率快速回落，而主要的擔心則是通脹會升溫。

但事后看，薩默斯的預言遙遙領先，美國用了三次量化寬松，差不多等了8-9年，經濟和就業(yè)才好起來，而這些年通脹一直不高，利率也長期保持低位，股債雙牛。如果及早就相信了他的判斷，就會在資本市場賺得盆滿缽滿。

“長期停滯論”和“通脹回歸”兩大預測都對了，薩默斯自然爆紅。即使過去沒有聽過這一名字的人，最近應該都看到各種媒體都在夸獎薩默斯“獨具慧眼”。

然而，對于早就知道薩默斯的人來說，應該還記得他的形象在2010年出現(xiàn)在了兩部獲獎電影里，而且都十分負面。

在5月上映的紀錄片《監(jiān)守自盜》里，作為財政部的主要官員，薩默斯長期推動的親華爾街去監(jiān)管政策被認為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主要推手。

在10月上映的劇情片《社交網絡》里， 當雙胞胎控告扎克伯格創(chuàng)建臉書前身涉嫌剽竊時，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薩默斯的態(tài)度傲慢，不屑一顧，毫無同情心。

一邊是溢美之詞，一邊是負面形象，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薩默斯？

亮瞎眼的學術簡歷

薩默斯的父母都是經濟學家，一個伯父叫保羅·薩繆爾森，一個舅舅叫肯尼斯·阿羅，均為諾獎得主。他16歲進入MIT，很快從物理學轉到經濟學，27歲取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并在一年后拿到終身教職。

在美國學界，“留校任教”這四個字和在中國的含義完全不同，為了避免近親繁殖，在美國剛畢業(yè)就留校任教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天才才能打破這一規(guī)則。一年拿到終身教職的案例鳳毛麟角，其他人通常要6-9年的時間，永遠拿不到的人更多。

這個過程無比煎熬，但熬出來的人都是真正的精英。你可能看不懂聽不懂他們寫的和說的話，但你絕對不要低估他們的才華。

2008年金融危機后，看空美國在國內成為一種風尚。當時我剛從美國博士畢業(yè)回香港任教，就強烈感受到這是一種嚴重的誤判。沒有經歷過美國地獄般學術訓練和考核的人，無法理解美國學界和業(yè)界的強大。

類似的誤判其實還非常多，流行的說法如“中國人數(shù)學比美國人好”、“美國制造業(yè)衰落了”，都是一樣的誤判。本文試圖呈現(xiàn)一個相對全面的薩默斯，有助于避免誤判。

薩默斯在33歲成為第一個拿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沃特曼獎的社會科學家，1991年37歲成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薩默斯在1993年39歲時拿到有經濟學“小諾貝爾獎”之稱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薩繆爾森、阿羅、斯蒂格里茨和克魯格曼分別在1947，1957，1979年和1991年獲獎），其主要研究貢獻是“公共財政和勞動經濟學”。

當時這一獎項每兩年一次，獲獎者年齡不能超過40歲。從2010年開始，這一獎項改為每年頒發(fā)一次，直接獲益者就是在2019年獲得諾貝爾獎的達芙洛。學界普遍認為自從這一政策調整后，獲獎者的學術成就明顯不及前輩們了。

薩默斯與施萊弗為“行為金融學”理論奠基

我在長沙長郡中學讀初中時，因為我的名字由兩個季節(jié)組成，英語老師就常常在課堂上叫我Summer Spring，到了美國之后，因為薩默斯的學術成就實在太過耀眼，我就跟老師和同學們說自己的英文名是Summers，最后一個s代表Spring。大家都覺得特別好記。

和大?？拷踹€有一個更實際的原因，我的研究領域之一“行為金融學”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就來自于薩默斯和他的天才學生和同事安德烈·施萊弗。施萊弗在大二那年，發(fā)現(xiàn)了薩默斯論文里面的一個錯誤，直接找到老師，從此獲得薩默斯的悉心照顧。

施萊弗不僅在1999年獲得克拉克獎，而且還是當今經濟學界公認的影響力（以引用率來衡量）第一人，其學術成就遠高于老師。如果說憑借對經濟學里一個領域的突破性貢獻就可以獲得諾貝爾獎，那么施萊弗可以獲得3-4次諾獎，已獲獎者能做到這點的寥寥無幾。

其中一個領域就是兩人合力為“行為經濟學/金融學”奠定了理論基礎。迄今已有3位學者因為這一理論獲得了諾獎，分別是心理學家卡尼曼，經濟學家席勒和塞勒。

他們主要貢獻在于提供非理性行為偏差或經濟金融市場的實證數(shù)據，但由于缺乏理論基礎，這些研究在經濟金融學里一直被邊緣化，沒有太多存在感，大學甚至不會開設這門課程。

但施萊弗橫空出世之后，這個領域才被主流經濟學接受。他與薩默斯合作的幾篇論文成為經典。

兩人的合作并不限于學術，這為日后的大麻煩埋下了伏筆。每年諾獎競猜，薩默斯的名字不被提到倒不奇怪，奇怪的是施萊弗的名字也很少被提到。既然師徒都這么厲害，這究竟是為什么？

薩默斯身上兩大標簽：親華爾街，放松監(jiān)管

薩默斯與諾獎絕緣很大程度上是他過早地接入政治。他的博士導師是以宏觀經濟和公共財政聞名的費爾德斯坦，1982-1984年時里根總統(tǒng)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把還在讀博士的薩默斯拉進了委員會。

這樣的待遇只有天才才可能享有。類似的，在美國經濟學名校，只有天才博士生才可能與老師合寫文章，這與一些學科的論文老師不動手，完全靠學生來寫的做法截然不同。

克林頓成為總統(tǒng)后，成立了國家經濟委員會，任命了前高盛主席魯賓為委員會主席，魯賓之后成為財政部長，而薩默斯在1993-1995年任職財政部國際事務助理部長，1995-2001年先后任職財政部副部長與部長。

魯賓、薩默斯和時任美聯(lián)儲主席的格林斯潘很快就享有了一個綽號“三人幫”，他們身上最大的標簽就是親華爾街，放松監(jiān)管。這個組合里，最讓學界意外的是薩默斯的政策主張。

眾所周知，里根經濟學堅持市場至上，認為政府的監(jiān)管，如果不是有害，也是無益的。而且這也是經濟學“芝加哥學派”成名的主張，薩默斯似乎只是在遵循學術傳統(tǒng)。

但經濟學里實際上對于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一直存在兩派爭論，靠近五大湖區(qū)經濟系的被稱為“淡水湖派”，包括芝加哥大學，明尼蘇達大學，西北大學等等，遵循的是弗里德曼的主張，而東西海岸的名校經濟系則屬于“咸水湖派”，主張政府應該適度對經濟進行干預，遵循的是凱恩斯的傳統(tǒng)。

至于華爾街，兩派應該都是不喜歡的。任何一個從美國取得經濟學博士的人都應該知道，教授們都認為最好的學生畢業(yè)應該去大學任教。最差的學生才會去華爾街。

這些觀點難免偏頗，但在學界卻甚為流行。薩默斯屬于“咸水學派”，但卻時刻照顧華爾街利益，這就使得他在學界也樹敵無數(shù)。

實際上，薩默斯在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推行的政策就是“華盛頓共識”，主張任何經濟體，無論大小強弱，都應該實行市場經濟，資金自由流動，放松各類管制，特別是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管制。最終在薩默斯的堅持下，金融衍生產品不被納入到金融監(jiān)管體系下。

客觀來說，“華盛頓共識”在推動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上是功不可沒的，克林頓主政期間，薩默斯在推動中國加入WTO上也扮演了積極角色。但金融衍生產品最終引火燒身，其強度和烈度也是超出眾人意料之外的。

2005年，在慶祝格林斯潘職業(yè)生涯成就的會議上，時任IMF首席經濟學家的芝大教授拉詹（后來成為印度央行行長）批評金融自由化和衍生產品創(chuàng)新反而使得金融市場的風險越來越大（主流經濟思想是這些創(chuàng)新降低了市場風險）時，第一個跳出來反駁的就是薩默斯。他把拉詹比喻成阻礙金融技術進步的“路德分子”（luddite）。

如果套用最新上映的電影《壯志凌云：獨行俠》場景，當冰人問獨行俠你和我誰是更好的飛行員時，后者回答It’s a nice moment, don’t ruin it。在薩默斯看來，既然是在慶祝格林斯潘的最大職業(yè)成就推動金融自由化，拉詹的演講簡直就是搗亂。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fā)與“華盛頓共識”過快推行，以及受沖擊經濟體的內在制度缺陷密切相關。熱錢流入流出，外匯儲備不足的東亞經濟體備受摧殘，接受IMF救助則必須緊縮貨幣財政，面對衰退和失業(yè)的壓力。

這個過程中間，華爾街成為受益者。所以有媒體諷刺說，每次有人表揚美聯(lián)儲，財政部，IMF拯救了世界時，他們實際拯救的只是華爾街。

當時，馬來西亞采取了唯一有效的應對方式：資本管制。中國同樣因為資本管制而在一開始就避開危機。事后學界和政策界都在反思“華盛頓共識”的弊端，但當一位哈佛年輕教授在學術講座上夸獎馬來西亞的做法時，應邀參加的校長薩默斯當著900多學生的面，表示完全不能認同文章的結論。這與薩默斯批評拉詹的一幕如出一轍。

學界、商界與政界的“旋轉門”

一切塵埃落定后，華盛頓共識，放松監(jiān)管，華爾街的貪婪都被視為90年代新興市場危機、2000年互聯(lián)網泡沫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核心原因。事后格林斯潘著書承認自己的錯誤，芝加哥學派的主張失靈讓他備受煎熬。

順便一提的是，過去十多年經濟中國與金融行業(yè)的亂象，也與一批經濟學家主張的市場至上與去監(jiān)管密切相關，只不過類似格林斯潘這樣的反思在中國還基本沒有出現(xiàn)。

相反，由于近期的執(zhí)行不當?shù)膹姳O(jiān)管帶來“合成謬誤”和“預料之外的后果”，這些經濟學家反而被視為“先知”。無奈地說，政府與市場關系這個經濟學老大難問題，恐怕還會繼續(xù)困擾經濟中國發(fā)展很多年。

薩默斯雖然是推動華盛頓共識和金融去監(jiān)管的另一主力，卻從未認錯。相反，他很擅長掩蓋過去親手造成的政策失誤，在財政部的自我介紹頁面上，把別人正確但并未采納的主張，當作自己的政績。

他也一直保持與華爾街的親密關系，他從華爾街獲得的收入是他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十倍（順便說一句，格林斯潘，伯南克離任后，也同樣從華爾街領取天價顧問和演講報酬）。《監(jiān)守自盜》播出后（其中還包括其他學者與華爾街的關系），美國經濟學會不得不要求每位教授在論文上注明研究的資金來源，必須回避一切可能的利益沖突。

無論薩默斯如何自我介紹，這些都不能掩人耳目。雖然奧巴馬就職后，任命薩默斯在2009-2011年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的主管（director），但當他兩次希望從奧巴馬獲得美聯(lián)儲主席的任命時，都遭到了排山倒海式的反對。

拜登入主白宮后強調嚴監(jiān)管，與薩默斯的政策主張相悖，這也使得薩默斯不再擔任政府要職。這反而使得他能夠重新投入研究，并判斷準了應對疫情的政策會導致嚴重通脹的回歸。

我在文章開頭提到克魯格曼和斯蒂格利茨在去年反對薩默斯的通脹判斷，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長期反對薩默斯親華爾街和放松監(jiān)管的主張，這樣的觀點沖突就自然延伸到了通脹辯論之上。

有趣的是，拜登選擇了根斯勒出任美國證交會主席。根斯勒同樣出身于高盛，他曾經是薩默斯在財政部的助手，當年也非常信奉金融自由化的好處，推動去監(jiān)管立法的通過。

然而2000年互聯(lián)網泡沫破滅后，他就意識到放松監(jiān)管的問題，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更加堅定了加強監(jiān)管的必要性。隨后，根斯勒協(xié)助沃克爾推動了一系列強監(jiān)管政策的通過，成為華爾街監(jiān)管沙皇。

根斯勒的任命曾經令幣圈一片歡騰，因為他被認為是監(jiān)管層里最懂加密貨幣的（曾經在MIT兼任教授，講授相關課程），然而，根斯勒在肯定加密貨幣有一定貢獻的同時，也絲毫沒有放棄嚴格監(jiān)管的主張。如今，加密貨幣抗通脹的傳言已經不攻自破，行業(yè)內的問題也暴露得越來越多。

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失敗

蘇聯(lián)解體后，葉利欽依靠一群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參與制定了俄羅斯的“休克療法”，而薩默斯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可惜的是，這一經濟轉軌方案的后果是災難性的，1992年價格管制放松后，通脹一度高達2000%，隨后的國企私有化導致了一系列官商勾結，貪污腐敗。寡頭經濟下普通民眾陷入極度困境，甚至人均預期壽命下降了5年。

在不喜歡薩默斯的人看來，他的政策建議造成的嚴重后果可以和后來普京的崛起聯(lián)系到一起。

由于施萊弗是俄裔，他領導了其中一個哈佛大學對俄羅斯經濟轉軌和產業(yè)改革的項目，但美國政府事后調查發(fā)現(xiàn)，他與身為對沖基金經理的太太利用內幕消息獲利巨大（事實上，施萊弗也承認在行為金融學研究上的很多想法來自于太太的實踐經驗，而這恰恰是絕大部分身居象牙塔的教授們缺乏的）。

盡管他們否認“監(jiān)守自盜”的指控，但卷入的對沖基金仍然賠償了兩百萬美元，哈佛大學更是付出了2650萬美元的罰款。出乎大家意外的是，在時任校長薩默斯的幫助下，施萊弗保住了哈佛的教職。

但代價也是巨大的，對于薩默斯來說，他的行為激起了教授和學生的憤怒，加上他關于女性智商不及男性的發(fā)言引發(fā)的軒然大波，最終辭去校長職位。這也解釋了他在電影《社交網絡》里的負面形象。至于施萊弗，盡管學術成就仍然不斷攀登新高，但諾獎就似乎遙不可及了。

對重大問題的準確預測為什么很難？

經濟與金融市場離不開預測，任何事后看來準確的預測都受到追捧。但實際上，任何對“預測”問題有深入研究的人都知道，在重大問題上，專家的預測準確度就是零。對此有懷疑的讀者，不妨簡單回憶一下專家們對2016年英國脫歐，美國大選，2022年俄烏戰(zhàn)爭的預測。

很多人認為克魯格曼預測到了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他自己否定了。魯比尼經常說自己預測對了2008年金融危機，但仔細檢索會發(fā)現(xiàn)他說的是美元危機，和事后危機發(fā)生的過程毫不相關。

就連薩默斯在接受《巴倫周刊》的采訪時也說“正如一個老笑話所說，預測真的很難，尤其是對未來的預測。雖然我在一年前對通貨膨脹的預測看起來還不錯，但在我的生活中，很多預測都是錯誤的?！?br>
這句話既是謙虛，也是事實。薩默斯最大的預測錯誤可能與哈佛捐贈基金有關，由于教授們抱怨基金經理薪酬太高，薩默斯將他們解雇，自己參與了基金買賣決策。在繁榮的頂點他預判利率走高，但隨后的降息導致基金虧損18億美元。

預測很難有很多原因，最關鍵的一條是重大事件涉及到的變量太多，而人腦思考極其消耗身體能量，因此理性的做法就是偷懶不深入思考，而是選擇走捷徑人云亦云。也恰恰是因為大多數(shù)人都不愿意思考，而希望別人來做分析判斷，預測才變得如此有市場。

其次，大腦懶惰的另外一個表現(xiàn)則是相信未來的趨勢依然會持續(xù)，既然過去那么多年量化寬松也是低通脹，那么這次大放水應該也不用太擔心通脹。

第三，與眾不同的預測準確的概率太小，而且這么做需要冒很大的聲譽風險，隨大流的話錯了也無關緊要，一旦錯了就成了同行里最笨的人。

第四，與眾不同又對了，是不是就是同行里最聰明的人呢？實際未必如此，比如在金融市場要看到下跌的信號并不難，但由于公司政治或者利益沖突絕大多數(shù)分析師不會看空。如果與眾不同只是為了追求流量，就容易失去做研究的初心。

一份研究就體現(xiàn)出了央行內的政治游戲：央行內部的研究人員比外部研究人員更有可能發(fā)現(xiàn)量化寬松是有效的，而且這些研究人員更有可能在央行內部得到晉升。

事后看，薩默斯2011年的“長期停滯論”預測對了，但實際看，比應該出現(xiàn)的時間晚了近3年。

金融危機爆發(fā)后，薩默斯請即將出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的羅默對救助規(guī)模進行測算，后者提出了1.8萬億美元的規(guī)模，但卻被前者否決了。薩默斯提出的救助方案在5500-8900億之間，當時他擔心過大的財政救助會加重財政赤字。換言之，當時薩默斯還完全沒有想到“長期停滯”會發(fā)生。

多年以后，大家才意識到當時救助的規(guī)模太小。而這些錢基本流向了華爾街，而不是流向受到房價大跌影響的家庭和企業(yè)，這是救助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針對疫情應對政策的影響，薩默斯采取了和羅默一樣的方法進行計算，發(fā)現(xiàn)這次救助的規(guī)模實在太大，再把供應不足考慮進來，他判斷會引發(fā)嚴重通脹。

實際上，當時類似的判斷并不少見，只不過方法沒有這么嚴謹。至于美聯(lián)儲和財政部的誤判和一些專家的沉默，明眼人并不難想到緣由。

結語：理解和關注兩大預測的互動和演化

回看薩默斯的職業(yè)生涯，在學界的成就亮瞎眼，在政界如魚得水，但獲得的評價恐怕是毀多譽少。無論如何，他都很具備學界“獨行俠”的特征，他的兩大預測都是在離開政界，回歸學術研究后做出來，并大聲向世界宣告的。

對宏觀經濟，資本市場來說，理解“長期停滯”和“嚴重通脹”兩大判斷之間的互動和演化具備非常重要的投資價值。

前者對應的是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高負債，這是實體經濟一些行業(yè)的壞消息，另外一些行業(yè)的好消息，后者為股債市場的投資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利好。

而后者對應的是高增長、高利率和債務償還壓力，這使得行業(yè)層面過去的利好與利空出現(xiàn)反轉，同樣為聰明的投資者帶來新的機會。

換言之，“長期停滯”和“嚴重通脹”兩大預測抓住了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最關鍵的因素，而其他的分析往往圍繞著表層信息或者純粹噪音而展開，運氣好的時候對了，但變化出現(xiàn)后，投資者往往無所適從。

以我愚見，造成高通脹的諸多因素仍然會繼續(xù)困擾經濟和市場一段時間，甚至比大多數(shù)想象的時間還要長一些。但只要國家之間理性競爭，管控沖突，就會看到全球化下的分工與合作更為有利。

如果各國還可以在分配制度改革上取得進步，并且技術創(chuàng)新也取得大的突破，那么替代高通脹的，也許不是長期停滯，而是溫和通脹與增長，這可能是大家都期待的最好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