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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古人受自然科學知識的限制，沒有精確的解剖學知識，沒有微觀的視野（顯微鏡），對病理機制不清楚，對疾病過程的判斷，只依賴病人外在的臨床表現和體征，可以說是一種“黑箱理論”。所謂的“黑箱理論”就是指那些既打不開，又不能從外部直接觀察其內部狀態(tài)的系統(tǒng)。在古代，人體就是這樣一個黑箱系統(tǒng)，只能觀察其外在表現，來推測疾病的性質、強弱、以及用藥后的反應。如某種疾病，臨床表現為發(fā)熱、怕熱、臉紅、汗出很多、口渴喜冷飲、脈搏跳得快，與天氣炎熱，人體的表現類似，古人就推測，病人受到“熱邪”的侵襲，應該用性質為“寒涼”的藥物進行治療。如果病人怕冷、不出汗、或肚子冷痛、或關節(jié)怕冷疼痛，與天氣寒冷，人體的表現類似，古人就推測病人染了“寒邪”，應該用“熱”性藥來治療。再比如某一地區(qū)一段時間內，癥狀相似、染病人數眾多、而且相互傳染，古人就推測感染了某種“疫癘”之氣。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傳染病。同樣，藥物的作用與功效，也大多采取同樣的方法總結出來的，病人感染了”熱”邪，某種藥物能治療、緩解，那么相應的就推測，這種藥物具有寒涼的性質。比如病人表現為有宿食不消化、不能大便，吃了某種藥物大便通暢了，疾病好轉了，那么，就推測這種藥物具有消積通便的作用。這些推測如果經受得起時間的檢驗，那么就會上升為理論經驗，會被記錄下來，慢慢就會形成現在的中醫(yī)中藥理論。同樣，方劑得形成，也會經歷類似的過程。在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有這樣的語句：“太陽病三日，已發(fā)汗、若吐、若下、若溫針，仍不解者，………”（太陽經病，經過發(fā)汗、催吐或使其腹瀉、或者使用溫針療法治療疾病仍然不緩解，……）說明以藥測證，以方測證的情況很普遍，就是現今的中醫(yī)臨床，以方測證仍然是一種重要的辯證方法。 在中醫(yī)藥的發(fā)展過程中，筆者推測，其發(fā)展完善需要大量的臨床驗證。即，提出理論——臨床檢驗——修正理論——臨床驗證，如此反復逐步完善。中醫(yī)藥理論，絕不是哪一個天才人物，憑空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是需要眾多醫(yī)者，通過多少個時代，慢慢發(fā)展出來的。奠定了中醫(yī)辯證治療基礎的《傷寒雜病論》，也是在前人著作基礎上寫成的。在張仲景自序中說：“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據考證，《傷寒雜病論》所參考的著作可能是《湯液經法》32卷，但此書軼失，它的成書年代很早，不比《黃帝內經》晚，據《輔行決》所載：為商代伊尹所作（《傷寒論》源于《湯液經法》考——錢超塵）。而《湯液經法》所載方和法也不是由某一人所創(chuàng)造，應該是歷代先賢慢慢積累總結出來的。 比如，從古代，到近代，到現代，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草藥種類越來越多，古代的《神農本草經》記載365種，到現代的《中華本草》一萬余種。同時，從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到金元四大家（寒涼派、補土派、滋陰派、攻下派），到近代溫病學派的發(fā)展，再到近些年扶陽學派的興起，中醫(yī)理論也越來越完善，豐富。由于中醫(yī)理論是建立在樸素唯物主義之上的，而且是由眾多先賢一點一點添加積累的，就難免不太系統(tǒng)，讓人感到眾說紛紜，比如《黃帝內經》大約最早成書于先秦，最晚成書于西漢時期，而非一人一時所作。書中有每個作者對人體生理、病理現象的解讀。再就是各家中醫(yī)理論對所描述的生理病理現象采用比類、隱喻的方法，受各個醫(yī)家自己主觀性和當時知識水平所限，其理論晦澀難懂，模糊而龐雜。 另外，各個時代，都有不少“文字之醫(yī)”，就是著書立說，闡述醫(yī)理，但并不從事臨床醫(yī)療。中國古代儒家有“不為良相，便為良醫(yī)”的傳統(tǒng)，出現了很多“儒醫(yī)”，如許叔微、王肯堂、張景岳等。他們提高了醫(yī)生的基礎文化水平，但是他們大多尊經崇古，阻礙了中醫(yī)理論的創(chuàng)新。他們運用思辯玄學的方法，把人引入空洞的理論之中，這些理論可以解釋一切，左右逢源，束縛了人們對問題深入的研究，他們重視經典文獻整理編次，輕視臨床實踐，致使理論與實踐脫節(jié)。 我們作為新時代的中醫(yī)人，要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以學習經典為基礎，以臨床實踐為中心，發(fā)展中醫(yī)、壯大中醫(yī)，使中醫(yī)藥能更多、更好地服務于大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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