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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項英不是不聽中央的指示，他只是不愿意聽毛教員領導下的中央的指示。 項英看不上教員，還曾批評陳毅迷信教員。 陳毅直接地反駁道：“你不信，說明你水平太低”！ 原因很簡單，項英是共產(chǎn)國際和斯大林的“寵兒”，而教員從來都不是。 當年在蘇聯(lián)的時候，斯大林曾接見過項英，還送給他一把手槍。 二人似乎還有過比較深入的交談，斯大林告訴他，四川是個好地方，到那里發(fā)展是最佳的選擇。 
中國人都讀三國，讀三國的人都知道，四川是割據(jù)的好地方。 沒想到，斯大林也知道。 收到偉大統(tǒng)帥的贈槍，已屬殊榮，又有耳提面命的指點，項英對于斯大林和他身后的共產(chǎn)國際不能不發(fā)自肺腑的感激和崇拜。 因此在中國，他只想服從斯大林和共產(chǎn)國際的指派的代表。 從莫斯科回來之后，項英就成為堅定了“國際派”。由此，他在黨內(nèi)的地位一直很高，一度在教員之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31年初，項英作為中央代表團的成員來到蘇區(qū)之后，就成為中共蘇區(qū)中央局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是朱老總、毛教員，受項英領導。 
這時候就暴露出項英的第一個弱點了，那就是打仗不行。 所以，當年2月，在光頭組織對紅軍第二次圍剿開始時，項英居然突然想起了斯大林的教誨，認為敵我力量懸殊，主張西撤至四川。 本來，蘇區(qū)沒見過大世面的指戰(zhàn)員看著他腰里別著的那把槍，還一度把他視為高人，但是這樣的主意一出，項英就“栽”了。 眾所周知，紅軍沒撤，反而是在教員的領導下故技重施，輾轉騰挪，又把氣勢洶洶不可一世的國軍按在地上摩擦得鼻青臉腫。 而項英在給教員當了三個月的一把手后，就默默地“下”來了。但是，在黨內(nèi)的位置仍然不低，屬于常委級別，而朱老總才是個候補委員。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 項英再次擔負重任，成為留守中央蘇區(qū)的一把手（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qū)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軍委分會主席），而赫赫有名的陳老總才是個政府辦公室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 把項英放在這么重要的位置上，王明、博古他們也是有私心的。 那時候，誰也不知道紅軍此行竟然是一去不回頭，所以，還是把蘇區(qū)交給自己人放心。 明眼人都知道留在蘇區(qū)兇多吉少，但是項英卻敢于臨危受命，不講條件、不怕犧牲，的確值得欽佩。但是，在領導蘇區(qū)抗敵的過程中，項英暴露出第二個特點，就是“軸”（一根筋）。誰都知道博古、李德他們是怎么被蔣介石趕走的，不就是“以堡壘對堡壘、以進攻對進攻”的“血拼”戰(zhàn)法么？如今中央走了，項英還繼續(xù)折騰著這套戰(zhàn)法，以留守紅軍和地方武裝的1.6萬人，繼續(xù)和國軍搞對攻。跟黨內(nèi)的幾大戰(zhàn)神相比，陳老總打仗算是一般的。但是，畢竟跟過朱老總、毛教員從井岡山一路戰(zhàn)斗過來，時間一長看也看會了。項英躊躇了好久，末了說了一句：“還是給中央發(fā)電報請示一下吧！”等中央接到項英他們的請示來電時，遵義會議都開完了。重新掌權的毛教員對此也是又驚、又氣、又無語：突圍、突圍、趕緊突圍！中央的命令收到了，敵人的鐵桶合圍早就完成了。一大批留守中央蘇區(qū)的早期中共領導人在據(jù)守和突圍的過程中紛紛犧牲。曾任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在突圍過程中被捕后堅持不降，犧牲。和教員一起參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在突圍過程中先是墜崖，然后與敵人繼續(xù)搏斗，犧牲。紅軍長征時雖然慘烈，但是干部隊伍好歹保住了。而留守蘇區(qū)的戰(zhàn)士犧牲很多，干部隊伍，特別是最高領導層基本被打殘了。項英命大，帶著陳老總等一行幾百人，突圍到了贛粵邊的油山地區(qū)打游擊。是的，陳老總是被項英“帶著”走的。在長征前的戰(zhàn)斗中，他胯骨受傷，流膿發(fā)炎，行動極為不方便，要么被抬著，要么被扶著一點點向前挪動。項英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眼睛近視，還患有夜盲癥，而部隊行軍往往又在晚上。形象的說法是，這點人馬就像動物一樣活著。白天隱蔽在密林里休息，不敢留下一個腳印，不敢升起一點炊煙。從來不會在一個藏身點連過兩夜，從天黑到天明的這段時間就抓緊時間轉移。一個半盲的一把手扶著一個一瘸一拐的助手，在南方多雨潮濕的夜晚帶著一群近似野人的戰(zhàn)士，在布滿荊棘的密林中漫無目的地摸索前進。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項英既沒有和許多堅持不下去的人一樣叛黨投敵，比如龔楚；也沒有丟下扯后腿的傷員，比如陳老總。也就是這個原因，項英與陳老總成了最緊密的朋友和同志。雖然，新四軍時期，每次陳老總從江北過來皖南看項英，倆人都會因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發(fā)生激烈爭吵。但是，吵歸吵，陳老總還要堅持和項英睡一個屋子，而項英則一邊擰著脖子和陳老總吵架，一邊給他鋪著床鋪。電臺丟了，活動的區(qū)域又遠離城鎮(zhèn)，當時的項英他們就像被蒙上眼睛一樣，主力紅軍是否成功轉移，是否有了新的立足點，甚至是否存在，還是像他們這樣被打散圍攻，一切都不得而知。“斷頭今日意如何“、“此頭須向國門懸”、“取義成仁今日事”，陳老總的詩，告訴后人他們那時候對于死亡的感受有多真實和真切。直到1937年，因為國共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成立，他們才被人重新找到，請下了山。領導干部最重要的素質是要能定戰(zhàn)略、能指方向，能聚沙成塔，能干大事謀發(fā)展。可是，項英作為留守蘇區(qū)的最高領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帶著手下這點人馬躲避敵人的搜剿、躲避叛徒的冷槍、躲避野獸的襲擊、躲避疾病的困擾，然后就是等紅軍打回來，等中央發(fā)指示。“都三年了，都沒聽見你們吱一聲，你們干什么去了？”下山后的紅軍指戰(zhàn)員痛心疾首地責問項英他們。
經(jīng)歷了三年的游擊戰(zhàn)，這些留在南方八省的隊伍，雖然依然打著共產(chǎn)黨的旗幟，但長期脫離中央，又沒有任何指示要求，各自為戰(zhàn)，部隊的組織性、紀律性都成問題，成為了“散裝”的共軍。其實，這也好理解，所有的軍人都有天然的反束縛的離心力。就算是一直跟著教員的林帥，在長征的途中不也違反組織規(guī)定，密商要彭老總出來取代教員指揮紅軍么？當時，教員忍住性子，只說了一句“你一個娃娃，你懂什么？”這事算是過去了。要不是因為教員格外關照，要不是戰(zhàn)事倥傯，林帥這個原則性錯誤是很難過關的。因此，中央沒有派人，而是從政治地位和革命資歷，特別是南方三年游擊戰(zhàn)的角度出發(fā)，繼續(xù)任命項英作為新四軍的實際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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