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文化及思想領域中，陳獨秀與胡適堪稱無可替代的兩大璀璨巨星。

陳獨秀曾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而胡適也是新文化的重要人物，兩人在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過程中攜手同進，結下了深厚友情。

后來，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而胡適堅持科學、民主，信奉自由主義，兩人在政治主張及思想信仰上越行越遠，直至分道揚鑣。

但是，兩人之間勝似親人的友情卻始終未斷，而且相伴一生。

兩人的結緣是從《新青年》雜志開始的。

1915年的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新青年》的前身——《青年雜志》，當時的胡適還在美國留學，陳獨秀通過朋友向胡適寄去了雜志并向其約稿。

此時，胡適也正在積極主張倡導新文化，并在中國留學生中率先發(fā)起推廣白話文的運動，兩人的思想主張不謀而合，于是親密的合作由此開始。

不久，陳獨秀收到胡適從美國寄來的關于文字改革的稿件，閱后大加贊賞。他馬上給胡適回信：“文字的改革，實為我國目前緊要的大事，這絕不是戲言，更不是空言······此事務必請求能夠賜以寫實的文字，作為改良文學，盼望寄來后將刊登在《青年雜志》上?！?/span>

在陳獨秀的鼓勵之下，胡適馬上有寫出《文學改良芻議》文章，陳獨秀即可予以刊發(fā)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由此兩人攜手吹響了中國白話文革命的號角。

陳獨秀非?？粗睾m這位同鄉(xiāng)的文采，兩人遙相呼應，為新文化運動搖旗吶喊，陳獨秀將胡適視為同志，

1917年7月胡適回國后，即應陳獨秀的邀赴北京大學擔任教授，同時加入了《新青年》編輯部，成為真正一同合作的的親密戰(zhàn)友。

兩人在北大的教育改革及新文化思想的宣傳方面齊心協(xié)力，引領著國內教育思想文化的發(fā)展，成為了新文化啟蒙運動當之無愧的領袖人物。

“五四運動”后，陳獨秀信仰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而胡適則成為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代言人。二人思想信仰已是水火不容。

但胡適并沒有因此而斷絕與陳獨秀的私交友情。他1925年給陳獨秀的信中說道：“你我兩人都曾共同發(fā)表過《爭自由》的宣言，我知道你們現(xiàn)在主張的階級專政，已經不會信仰自由這個字了，在這一點上對我來說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

但是，我們兩個是老朋友，盡管在政治主張上不同，盡管在事業(yè)道路上不同，彼此仍不失為老朋友，正因為你我的頭腦的背后，總是還共同有一些能夠容忍異己主張的態(tài)度?！?/span>

1927年國民黨發(fā)起反革命事變，血腥鎮(zhèn)壓年輕的中共。陳獨秀也進入了人生的低谷，他不僅被開除出了由自己創(chuàng)立的政黨，而且兩個愛子及優(yōu)秀黨員陳延年、陳喬年也慘遭毒害。

此時的這位新文化領袖，眾叛親離，他形影孤零地過著流亡的生活。

1932年陳獨秀在流亡隱藏過程中以共黨首腦的名義遭到逮捕，當時國民黨當局準備由軍事法庭對他進行審判，并要對他處以死刑。

陳獨秀在獄中題寫了“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文字，此時他抱定了必死的決心。

好友胡適此時挺身而出，他聯(lián)合了北大教授，對陳獨秀發(fā)起營救，胡適四處活動，疏通了各種關系，并委托好友時任司法部長的羅文干積極斡旋，終于得到蔣介石同意，將陳獨秀轉到了普通刑事法院，以刑事判決來保全他的性命。

在陳獨秀等待法院庭審期間，胡適發(fā)表了《陳獨秀與文學革命》，文章高度贊揚了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巨大功績，以及他為了新文化、新思想改革一往無前的精神，同時對他在文學革命中結合從事政治活動的探索實踐作出肯定評價。

同時由他主編的《獨立評論》刊出了好友傅斯年書寫《陳獨秀案》一文，公開為陳獨秀辯護，要求給陳獨秀一個合法的公正判決，不能貿然用一個“反動”的標準進行判決，不能殺害這個“中國新思想革命史上的有功之臣”，應當“依據(jù)法律進行特赦”。

陳獨秀于這年的12月在獄中給胡適寫信，感謝他和朋友們的營救行動。

要知道陳獨秀孤傲一生，無論生活多么窮困潦倒，對于權貴高官的金錢厚禮，他都一概拒絕不收。而他親自給胡適寫信感謝，足以看出他對胡適的友情和信任。

他還要胡適給他寄一批他列出書目的書，以供在獄中的閱讀。并請胡適催促商務印書館盡快出版他的《拼音文字》書稿。

當知道商務印書館因為政治原因不能出版《拼音文字》時，胡適便私下里籌集了1000元，當作稿費送給陳獨秀，以解決他的生活所需。

抗戰(zhàn)爆發(fā)后，陳獨秀的獄室遭到日軍空襲被炸，他本人險遭不測。

胡適當時正好在南京，他聽聞后焦急萬分，就會同張伯苓等好友四面奔走相托，終于使得陳獨秀獲釋出獄。

實際上，早在1919年陳獨秀曾被北洋政府逮捕時，就是由胡適出頭進行營救的。

兩人雖然在政治思想上已是對手，但多年的深厚友情，致使胡適一次次出手相助，而且次次使陳獨秀逢兇化吉，確實是難能可貴。

陳獨秀出獄后，即住在胡適最好的朋友傅斯年家中。當南京、武漢相繼被日軍攻陷后，生活潦倒窘迫的陳獨秀流落到了離重慶不遠的農村里。

1938年初某雜志污蔑陳獨秀是日本漢奸，卑鄙無恥的謠言說每月日本人給他200大洋，這全然是要置他于死地。

此時又是胡適聯(lián)合了九名教授在《大公報》發(fā)表聲明，為陳獨秀進行申辯。。

1938年，胡適赴國難，出任了駐美大使。他雖不在國內但一直關心著陳獨秀的命運，當?shù)弥惇毿愕呢毨Ъ又夭〉臓顩r時，除在經濟上給予幫忙以外，又想方設法準備讓陳獨秀出國進行療養(yǎng)。

但是一身錚錚傲骨的陳獨秀，寧愿病體加身、清苦孤零，也絕不肯在民族危亡之時出國避難。

1942年5月27日，63歲的陳獨秀病逝于四川一個小鎮(zhèn)。全國各界，包括許多曾與陳獨秀政見分歧敵對的人和團體，都紛紛以不同的方式對他的表示了哀悼與敬意。

陳獨秀和胡適有一生的政治信仰的分歧，卻沒有影響到做一生的君子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