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層級制管理的弊端顯而易見，在信息傳達的及時性、在業(yè)務創(chuàng)新、在市場競爭的靈活性與適應性等方面，均會受到嚴重影響。

具體來說，層級制的最顯而易見的缺點是：層級過多，信息傳遞緩慢或失真，造成決策與執(zhí)行的錯位。

層級制體現(xiàn)最為明確的就是行政體制，而欺上瞞下之事在此中更是不勝枚舉。

以史為例，大明王朝萬歷年間首輔張居正，是一名銳意改革的政治家。張居正為推進“一條鞭法”稅務改革，曾下令全國范圍內清丈土地。本意為打擊豪強大戶，確認全國田畝，增加全國稅收。

但是在推行過程中，下級官員為了增加田畝的同時不得罪豪強，在測量丁門小戶的土地時使用三尺三寸的小弓丈量土地，在測量豪門大戶的土地時則采用三尺五寸的正弓測量。

這樣一來，基層官員既可以保護豪強大戶，得到豪強大戶的賄賂，又能夠迎合上意，完成中央政府給定的增加應征稅田畝數(shù)目標。但是該舉措的目的——打擊豪強的目的落空了。

這就是實實在在的“經是好經卻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的例子，具體到傳銷活動中也并不鮮見。一線的業(yè)務員深知拓展市場、推銷商品的辛苦，更知道這樣的勤勤懇懇沒有經年累月難見成效，難免不動歪腦筋，于是將企業(yè)本來發(fā)展新用戶而設立的“層級返利”視為捷徑，不思推廣市場，只想拉人入伙收取返利。

最為典型的就是一些直銷企業(yè)被誤讀為“拉人頭”傳銷的情形。以某知名直銷企業(yè)A為例，本來其是以銷售日化用品、保健品為主的直銷公司，卻因為團隊計酬、層級返利等制度設計被誤讀為一本萬利的傳銷，當是時，傳銷團伙在大江南北窩點遍布、層出不窮。這與其最初的經營理念相差甚遠，也給其品牌形象帶來了極大的傷害。

在諸多的組織、領導傳銷案件中，均可以看到“我原來在A培訓過”、“是我以前做A項目的時候認識的”、“其與某某以前都干A產品”、“以A的直銷模式來發(fā)展會員”等字樣。

在大眾的判斷中，上文提到的A直銷企業(yè)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傳銷的代言詞，這對于品牌方來說確實委屈，但是這樣的認識和印象也并非空穴來風。

作者早年曾接觸過A。依稀記得，身邊人帶我去開會時，大家熱情澎湃、激情四射的樣子。毫不夸張的說，這群人就像是“魔怔”了，逢人就要給人講A的模式和產品、做推銷，也不拘別人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意愿。并且具有強烈的成功欲望，不顧實際地囤貨拉高自己和團隊的業(yè)績拿提成返利，也以此來引誘他人參加。

會員之間以家人互稱，定期組織會員進行培訓，既包括成功學的激勵，也包括國學文化的熏陶，還有溝通、管理等課程。

這種模式與人們印象里的“洗腦型”傳銷如出一轍，但是這并不是A公司的本意，因為A作為日化用品的生產企業(yè)，一直以良好的產品質量著稱，旨在通過優(yōu)質的產品來打開和穩(wěn)定市場。消費返利、團隊計酬只是引流、營銷手段，屬于是錦上添花的策略。孰料這一手段卻被急于暴富的人們?yōu)E用，并最終吞噬了銷售產品的目的。

這樣的直銷模式在甫經市場經濟的21世紀初中國社會中，最終演化為了人人聞之色變的“傳銷”，并且流毒至今。中國的直銷模式也因此被限定為單層次的直銷。

正是因為我國目前合法的直銷只是單層次直銷，所以產生了大量的傳銷行政違法行為，不過即使是存在傳銷行政違法的平臺也僅是經營型傳銷，與詐騙型的傳銷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前者為拉人買（賣）貨，或者為人傳人收取入門費。

對于這種情形，知名刑法學家周光權教授也建言：在今后的司法實踐中，確實不宜再將傳銷組織有層級，外觀上有“拉人頭”的嫌疑，但上一級成員的提成主要以下一級的商品銷售額（而非主要以“人頭數(shù)”）作為計酬依據的情形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將其作為行政違法行為即為已足。不考慮刑事違法性和行政違法性之間的差異，人為擴大刑事處罰范圍，明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因此，即使平臺具有經營型傳銷，因而被參與人員在某地發(fā)展為“拉人頭”型傳銷，也不能徑行忽略平臺的真實商品和商品銷售行為的存在，將整個平臺認定為傳銷組織，以行政違法處罰即可。

平臺因為存在“傳銷”的基因而被有心之人利用，在一些區(qū)域發(fā)展成為傳銷犯罪是時有發(fā)生的事情。層級制中執(zhí)行層與決策層之間的錯位，也說明了為什么一些傳銷項目的總部早已人走樓空、偃旗息鼓，可是在全國其他地區(qū)卻仍能“薪火相傳”。

對于涉?zhèn)髌脚_來說，“經營型傳銷”固然違法，可是決不能因為他人非法利用而徑行將其認定為傳銷犯罪，這有違罪責自負原則。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