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學評論家、作家李驚濤教授

    穿越兩個時代的一段“民族秘史”

        ——評陳德民長篇小說《紅杉樹下》

                文／李驚濤

     陳德民先生長篇新作《紅杉樹下》新近頻獲媒體好評，令我心生溫暖，原因在于作者是我相識35年的朋友，且這部作品所寫的題材我很熟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葉，我辭別京師調(diào)回故鄉(xiāng)文聯(lián)工作，因為文學的緣分，不久即結(jié)識了陳德民先生。當時他與我一樣，正值韶華，懷揣夢想，與同道在中國東部一座沿海城市創(chuàng)建了一個文學社團；他是骨干之一，發(fā)表觀點時目光炯炯，談論見解時擲地有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F(xiàn)在文壇普遍認同禮贊“八十年代”的聲音，我想這與陳德民這樣矢志文學的人不無關系。無論什么時代，人們只要能夠不被物欲負累、不斷拉抬精神高度，則那樣的時代就一定會成為霧海航標。

     一、陳德民先生的《紅杉樹下》，對于“知青文學”題材在思考與表現(xiàn)上均有突破

     “知青文學”作為一個文學史概念，在當代有清晰的脈絡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葉辛的《蹉跎歲月》、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史鐵生《我遙遠的清平灣》等。在一定意義上，它們甚至造成了某種思維范式，即痛苦與反思。這當然沒有什么不當；但是，如果這成了“知青文學”唯一的維度或尺度，那就值得商榷。陳德民先生《紅杉樹下》的可貴之處，在于它對于習見的“知青文學”趨同的文學現(xiàn)象構(gòu)成了突破意義。他筆下的男女主人公鄭東杰和文瀾，在大的時代背景下，作為一代胸懷大志的中學生，響應黨和政府號召，來到蘇北農(nóng)村，自覺磨礪意志，吃百姓都在吃的苦，做農(nóng)民都在做的活；并且在艱難困苦中不墜青云之志，躬耕田壟，改造山河，“為農(nóng)獻策”，在農(nóng)村發(fā)揮了“知識青年”的積極作用。

     鄭東杰曾對女兒文曉彤說：“在插隊期間，要說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主要就是學習了他們的勤勞、質(zhì)樸的為人之本。但更多的是我們奉獻了青春、才華和智慧。三隊因為我們的到來，改進生產(chǎn)工具，提高了勞動效率，擴大了小麥種植面積，產(chǎn)量明顯增長……”這也是一種真實，而且可能是更加普遍的真實。這樣的真實，如果始終在文學表現(xiàn)領域里被屏蔽，則有可能造成文學對于歷史表達的缺位。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那些挺過了崢嶸歲月的艱困的人，如意志堅定的主人公鄭東杰，即使社會施加在自己身上很多不公，包括“被罷課”“被下放”“被下崗”……卻依然認為“人總要活得堅強一些，人生才有意義”。正是這樣的人，才會在后來的改革開放大潮中“投身商?！背蔀椤芭眱骸?，并不忘初心，投入巨資在當年插隊的山村全方位進行新農(nóng)村建設，以實現(xiàn)小說主人公當初的共同愿望和人生價值，使作品的主題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這里面有某種一以貫之的東西，就是強者恒強。在我的理解與認知中，陳德民先生從故鄉(xiāng)出發(fā)進入都市創(chuàng)建書局的心路歷程，與鄭東杰基本暗合。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作者會在《紅杉樹下》的扉頁上題寫巴爾扎克那句名言：“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陳德民在作品中對于“知青”一代“民族秘史”的編碼，選擇的正是鄭東杰與文瀾這樣的代表性人物。

《紅杉樹下》男女主人公鄭東杰、文瀾在燈下學習

     二、陳德民先生的《紅杉樹下》，塑造了具有文學新意的“知青”形象

     通讀作品可以認定，男女主人公鄭東杰與文瀾雖然承擔了一代“知青”的“秘史”編碼任務，但作家筆下的鄭東杰，并不是圣人；文瀾，也不是圣女。陳德民先生也無意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不食人間煙火的神明。恰恰相反，他要把他們塑造成有血有肉的熱血青年，也有七情六欲，也會在“夏收夏種的緊要關頭”讓“煩惱纏身”，也會欠下“青春孽債”……特別是我們看到鄭東杰父母拒絕兒子提議“把小文帶來家生孩子”，還在書信中寫下偉人語錄訓導孩子，可能會在剎那間覺得父母不近人情；但當看到父母曉以厲害的深入分析，并專門從郵局匯寄200元錢為“小文”墮胎，又會覺得，在那樣的時代里，那樣的父母很真實，因為那里有太多的無奈。陳德民寫“知青”、寫他們的父母、寫農(nóng)民、寫公社與大隊、生產(chǎn)隊干部，甚至寫一個公安助理，都不是從概念出發(fā)，而是把他觀察到的、體驗到的、思考和理解到的人物，按照符合時代與社會制約的深度來寫，以體現(xiàn)出他們的性格特征，特別是他們的“時代局限性”。這是對歷史負責任的態(tài)度，也是對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最大禮敬。說到“時代局限性”，我們甚至必須尊重它；因為如果作家筆下塑造的人物超越了“時代局限性”，那他塑造的一定不是人，而是神；也許只有幻想文學中出現(xiàn)的神，才能超越“時代”，不被“時代局限性”所困。在這個意義上，有“時代局限性”的人，反而是真實可信的文學形象。

     事實上，《紅杉樹下》的令人深思的地方還在于，它所揭示的鄭東杰與文瀾所表征的一代“知青”的悲歡離合，原因是復雜而深刻的。陳德民至少為讀者安排了三個觀察與思考的維度：一是變化中的時代形成的社會機理所致（如鄭東杰回城后四個月，文瀾因父母平反也得以回城）；二是緣于人性復雜的淵藪構(gòu)成的誘因（如第30章“歸心似箭”：文瀾在鄭東杰回城后，“在東山大隊接連遭受工作、情感和精神的多重打擊，萬念俱灰”，誤以為鄭東杰“回城變心了”，“是當代陳世美”；而鄭東杰知道文瀾回城后曾“無數(shù)次找她，她就是不見”，便誤以為文瀾“父母落實政策后，她或她的家人眼光高了，瞧不起我這個普通工人的兒子了”）。所幸，好在，鄭東杰心懷大善，真心懺悔，盡力彌補，用令人感喟的“十年尋子”，用三十五年執(zhí)著的＂初心依然＂，獲得了文瀾最終的原諒，得以重逢。這里，陳德民又引入了第三個維度，即生活的偶然性——天不遂愿，癌癥已經(jīng)讓女主人公“病骨支離”，進入了彌留狀態(tài)?？吹洁崠|杰最終能夠送文瀾最后一程，我們的內(nèi)心無法不被這樣的生離死別觸動，并瞬間淚目。

     三、陳德民先生的《紅杉樹下》，在敘事方法和時空技巧處理上飽含匠心

     江蘇人民出版社在推薦這部長篇小說時指出：該書“在知青文學的主題、人物與寫法上實現(xiàn)了新的突破”。在理由相信，這種突破最典型的表現(xiàn)特征，是將

“現(xiàn)在進行時”與“過去完成時”相互穿插交織以構(gòu)成互文的寫法。這樣的表現(xiàn)手法令我們想起斯坦尼斯拉夫·羅斯托茨基執(zhí)導的戰(zhàn)爭片《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因為兩段時空的相互交織，將戰(zhàn)爭與和平的黑白與彩色對比得很鮮明。而《紅杉樹下》，將三十五年后鄭東杰與女兒文曉彤的相見和回憶的兩段時空進行交錯敘述，“現(xiàn)在進行時”以楷體字號排版，“過去完成時”以“情景再現(xiàn)”的黑體字提示。這樣的時空構(gòu)置，不僅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形成清醒的理性認知，獲得接受心理的“離間效果”暗示，還可以將兩代人的不同價值觀念進行交流和碰撞，并最終獲得理解（如第34章“十年尋子”：“此時，文曉彤對面前這個執(zhí)著的父親已經(jīng)由開始的陌生、費解，到漸漸地從心底里產(chǎn)生了崇敬、欽佩之情?！保┨貏e是，將鄭東杰的懺悔與反思放進去“現(xiàn)在進行時”，顯現(xiàn)出他的價值判斷的理性與歷史積淀的厚度（如他主動對女兒文曉彤說起的“農(nóng)村繁重的體力勞動和生活的清貧難熬，讓我們這些剛從城里來的年輕人立志要改變舊山河的雄心壯志經(jīng)歷著嚴峻的考驗”；所做的“觸犯眾怒”的事情和所謂“集體違法”的事件），這使得男主人公身上，體現(xiàn)出一種精神境界的高度來。

     當然，《紅杉樹下》在敘述藝術(shù)上的匠心，遠非上述文字所能剔括。陳德民先生不僅敘述語言樸素流暢，引入方言時注意注釋，釋放了地方語匯的魅力；還時常引入當?shù)氐囊恍┟窀?，以增加作品的民俗色彩和生活厚度。如“海州大調(diào)”中所唱的“你心中有我呀，我心中有你。阿哥阿妹最多情呀，像火熖一樣熱烈。地上挖塊泥，捏個你，捏個我，再將咱倆合一起。呀咿呀嘚咿。再捏一個我呀，再捏一個你。你的泥人中有我，我的泥人中有你?！奔群芎玫貍鬟f了彼時彼地男女主人公的心情，更由于民歌本身的形象生動和內(nèi)涵的美，令人讀后口舌生香，回味良久，十分難忘。特別是，作品在追溯激情歲月中的青春往事時，透析了變革年代中的風雨人生，以飽含深情的筆墨塑造了鄭東杰、文瀾、彈棉匠、章艷、劉學卿、戚衛(wèi)紅、李曉斌、許明松、徐葉青、趙剛、陳永生、張東華、老秦、老彭等眾多鮮活的人物形象，使《紅杉樹下》必然成為中國當代“知青文學”題材長篇小說中的重要收獲。

本文作者李驚濤先生系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計量大學教授、人文與外語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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