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無疑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科學家之一，其通過著述《物種起源》開創(chuàng)了進化論。其中共同祖先的理論已被大量地質學化石證據所證實，而適者生存理論還頗有爭議。許靖華的《達爾文的錯誤》一文作為挑戰(zhàn)進化論的代表作，從多方面對達爾文學說提出了質疑，其一是進化論成為進行種族擴張、種族滅絕、弱肉強食的惡性競爭的理論依據，其二是達爾文對于滅絕現象的解釋是錯誤的，其三是達爾文的理論無法預測結果，因而沒有意義。我認為這幾點質疑都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動搖達爾文理論的根本。

達爾文是從對于自然界中大量物種的考察而得出的自然選擇的規(guī)律，與人類社會內部的運行法則本沒有絲毫關系。某些居心叵測的資本家、政治家、社會學家、種族主義者為了推行、宣傳自己的主張，對達爾文的學說添油加醋，進行極端的推理演繹，然后奉為金科玉律。這些荒謬而危險的做法當然是需要批判與反對的，但是那些對于濫用達爾文學說的批駁并不構成對達爾文學說本身的挑戰(zhàn)，因為這些社會學范疇內的推論并不在進化論、適者生存原本的論域之內。即使沒有《物種起源》，那些種族主義者也可以從神創(chuàng)論中得出人分三六九等的結論，他們總會搜集一切可以為己所用的依據。人類社會中究竟有沒有適者生存，這已經是需要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等重新探討的另一個問題了，至于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究竟能不能從自然科學規(guī)律中尋找依據，這也不是一個容易證明的命題。因此，因為達爾文學說被某些別有用心者錯誤地使用而否定達爾文學說作為一項科學研究的價值，是沒有說服力的。

達爾文的學說固然也不是完美的，他或許根本就沒有關注到或者不知道地球歷史上的五次生物大滅絕，因此他可能低估了環(huán)境變化速率在生物滅絕中的地位。但是，一方面，自地球上有生命出現以來幾億年的時間里，只發(fā)生了五次這樣的極端情況，達爾文的學說針對其余絕大部分時間里環(huán)境變化很溫和的情況還是可能適用的；而且這幾次極為劇烈的環(huán)境變化所導致的絕大多數生物不能適應而大滅絕，不是恰恰證明了達爾文“變異是微小的，自然界中沒有飛躍”的觀點嗎？另一方面，環(huán)境與生物、生物與生物從來都不是孤立的，雖然環(huán)境對生物確有重大作用，但并不能因此而削弱生物之間的相互作用。生物入侵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在環(huán)境幾乎沒有變化的短時間內，外來物種比當地物種更能適應環(huán)境，因而取而代之成為優(yōu)勢物種，那些原來的生物反而數量銳減甚至滅絕。另一個關于草履蟲的實驗也表明生物之間的競爭是會顯著影響種群數量的：數目相等的雙核小草履蟲和大草履蟲放在某個容器中混合培養(yǎng)，開始時它們的數量均增加，但隨后雙核小草履蟲數量繼續(xù)增加，大草履蟲數量下降最后完全消失，而它們的都沒有分泌殺死對方的物質。由此可見，生物間競爭的結果無論是生態(tài)位分化使得雙方共存，還是競爭排除使得一方完全被取代，都會顯著影響各種生物的數量與演化，因此達爾文總結的規(guī)律的并不是完全錯誤的。

至于適者生存理論不能預測結果，也不盡然。首先，我們無法預言何種生物幸存、何種生物滅絕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們無法預言環(huán)境變化與基因突變——環(huán)境變化的影響因素過于復雜，基因突變又完全隨機。然而，倘若我們確定了這兩個條件，那么的確是可以預言的。比如說，如今我們可以通過轉基因技術將抗蟲棉基因導入棉花中，那么轉基因棉花在有棉鈴蟲地區(qū)的適應能力及生存情況將比野生棉花好，這是可以預測也可以被實驗證實的。又如當我們使用農藥的時候我們可以預知一段時間后這個地區(qū)害蟲中有耐藥性的比例將上升。所以，盡管我們確實不能依靠適者生存的規(guī)律而成為先知，但它依舊有其獨特價值——它揭示的是生物與環(huán)境的依存關系，它解釋了漫長歷史中生物存在的原因。

在我看來，達爾文的觀點中最突破性的發(fā)現就是他觸及了生物進化的本質邏輯，即變異為進化提供了原材料，這些隨機的變異中最適應環(huán)境的得以大量繁殖，通過遺傳以及漫長的時間積累，形成具有可觀新性狀的物種。最關鍵的是第一步，變異，而且是不定向的變異，并非為了某個目的或需要而產生的變異，而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普遍存在的變異。不同于人們習慣性想當然認為的用進廢退的觀點，即長頸鹿脖子長是因為每天使勁伸著脖子吃高處的樹葉所以伸長的，達爾文在不知道何為基因的情況下敏銳的意識到了變異的普遍性與重要性。今天的我們知道，變異實質上是基因重組、基因突變與染色體變異，并且盡管環(huán)境對于個體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基因仍然是起著決定性作用的。由此可見，達爾文的發(fā)現不僅相較于當時迷信宗教的人們有著振聾發(fā)聵的作用，而且即便是只在科學領域內也是一項飛躍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