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所面對的問題不僅有明末宦官與東林黨文官集團的內(nèi)訌，更有崛起的滿洲后金和揭竿而起的農(nóng)民起義軍，這背后是與之相關的連年災荒和瘟疫。
一，明末宗室宮闈多有信教，崇禎皇帝不免耳濡目染
得益于公教會在明末進入中國初期時的得力策略，和利瑪竇第傳教士的努力耕耘，崇禎皇帝時期公教會已經(jīng)在京城有了一定影響，而且明朝宗室宮闈多有信教者。
據(jù)湯若望記述：“有王姓老中宮(太監(jiān))洗名若瑟者，曾由湯若望授洗。若望賴其力，得入宮禁?！?/span>此前，1631年，已有重要中宮10人受洗，其中有龐天壽、洗名亞基樓者，后以忠勇輔衛(wèi)明末諸帝，見稱于世。
已經(jīng)皈依的老太監(jiān)王若瑟經(jīng)常為后妃們講解，有數(shù)人因受耶穌救世事跡所感動而愿入教。湯若望特許王若瑟代為授洗，其中居后妃位者有3人。
至1640年，宮中信教婦女已有50人，中宮40余人，皇室信教者140人。到崇禎九年，宗室奉教者一百一十四人，內(nèi)宮奉教者四十人，皇帝賜封的誥命夫人入教者亦多達八十余人。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稱：“崇禎末年，教傳十三省，當時全國止十五省，惟云貴未傳到。教友約十五六萬，內(nèi)有大官十四員，進士十名，舉人十一名，秀才生監(jiān)以數(shù)百計”。
連皇帝身邊的宦官和宗室都信教，崇禎皇帝也在耳濡目染中，對天主教有了很多的了解。
二，崇禎皇帝委任徐光啟督修歷法，接觸公教信仰
崇禎二年，雷厲風行的崇禎懲治閹黨、治魏忠賢十大罪，在將其余黨肅清以后，帝委任徐光啟督修歷法，徐光啟則邀請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等進入歷局，以西洋新法交互參考，最后修成《崇禎歷書》。
在此前后，崇禎皇帝與與徐光啟頻繁交流，與天主教傳教士也多有往來，徐光啟將湯若望介紹給了崇禎，湯若望才學廣博，深受崇禎帝信賴。
湯若望把巴伐利亞大公贈與的一本內(nèi)容為耶穌基督事跡的精美畫冊，附以中文說明，連同一套三王來朝模型，呈獻給崇禎皇上。
崇禎帝對湯若望獻上的圣像非常喜愛，置于案上“凝神細閱，幾不忍舍”，置于內(nèi)宮御幾，許后妃們翻閱觀賞。還將皇后召來，向她“指示講解”，致使“皇后虔誠下拜”。
三，崇禎帝雖未受洗，但已有愿洗之心
崇禎十三年湯若望還直接上書崇禎帝，對崇禎帝講述改奉天主教的好處:“凡遵其教者，必與上升，以享真福。蓋天主至公，無善不報，……王者用之治國，則俗樸風淳，人心和輯; 君子奉之修身，則存順歿寧，永遠吉祥?！?/div>
他向崇禎帝詳細闡述了信奉天主教的好處，尤其是天主可以幫助他治理國家，使天下太平，著實令崇禎帝為之心動。
據(jù)《烈皇小識》、《崇禎宮詞》等書記載，崇禎帝在徐光啟等人的影響下，似乎有皈依天主教的傾向，曾把宮中累年供奉的佛像，盡數(shù)搗毀。
《正教奉褒》記載，崇禎十四年( 1641) ，湯若望等天主教士因修歷有功，崇禎帝命禮部“褒揚天學”。禮部按崇禎帝意旨，“將'欽褒天學’御題匾額，分賜各省西士祇領，懸掛天主堂中。
崇禎皇帝將天主教視為“天學”，力加褒揚，崇奉之情可見一斑。
當時朝野認為崇禎帝雖未受洗，但已有愿洗之心。人們曾多次聽到他說：“天主教義是真而圣的，我因渺小，未能全懂。”
四，公教真諦令崇禎帝心動，但兒子之死使其放棄
有許多證據(jù)顯示，明思宗朱由檢有很多機會接觸天主教信仰，但沒有資料顯示他是一個天主教徒。
盡管湯若望如同利瑪竇一樣，希圖讓皇帝成為教友——如同教會三百年之際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那樣——那么圣教就可以廣揚于中國了，但這個愿望一直沒有實現(xiàn)。
而對崇禎皇帝信仰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一件事，是他第五個兒子朱慈煥之死。
朱慈煥是崇禎特別喜歡的愛子，但從五歲上就開始生病，就在崇禎開始心儀天主教，將宮內(nèi)偶像搗毀之后，朱慈煥的病碰巧就加重了。朱慈煥于臨終將死之時，在人教唆下把自己的病患歸咎于父親的天主教傾向和對偶像的不尊。
朱由檢嚇壞了，“極力挽回，已無及矣”。于是“痛悔前事，特頒諭內(nèi)外” 。從此與信仰漸行漸遠。
五，實用主義原則使崇禎與公教會最終有緣無分
文秉是崇禎時內(nèi)閣大學士文震孟之子，熟悉宮中掌故，文秉在他的《烈皇小識》道: “上( 崇禎帝) 初年崇奉天主教。( 徐光啟) 上海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進天主之說?！?/span>
所以在有的史書中就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不小心就讓人產(chǎn)生誤讀，以為崇禎是“中國天主教第一位天主教皇帝”。
事實上，當時崇禎皇帝皈依公教會困難重重，其中很重要的一點，福音入華早期碰到的一個難題是：來自一夫一妻制的挑戰(zhàn)。崇禎皇帝雖然勤儉自律，但是真正要實施到具體行動，仍然要面對朝野的重重阻礙。
作為“九五之尊”的皇帝，不可能置傳統(tǒng)的儒、釋、道于不顧，在明末社稷、江山危急存亡之際而改投新入西來教會，那是崇禎難以逾越的障礙。
崇禎帝面對腐敗的政局，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精神上，都在尋找出路，而西來的天主教給他耳目一新的感覺，但崇禎皇帝的信仰主要出于實用主義原則，實際上與公教信仰相知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