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承雍

元代唯一能與趙孟頫齊名稱雄的書家就是鮮于樞。

鮮于樞，字伯機，號困學山民、寄直老人。這位生長在元統(tǒng)治中心的大都人，以“北人”的身份和卓越才干被選派到浙東宣慰司，后改為江浙行省都事，成為元朝的一位官員。史載“公卿以詞翰屢薦入館閣，不果用，遷太常典薄”。或許因為他不是宋宗室，無須成為元統(tǒng)治者可有可無的“開明”點綴；或許因為他的個性、銳氣、見解與元代統(tǒng)治者格格不入，不能成為理想的人才，所以始終沒有得到重用。但正是這樣懷才不遇的仕途經歷，使他對社會有了較深刻的認識，他從早年的“入世”轉向中年的“出世”，由入仕治國平天下轉向寄情于山水筆墨。如果說儒家“達則兼善天下”曾規(guī)范過他的最高理想，那么失意后近似道家的“窮則獨善其身”則更影響著他的人生觀念。

鮮于樞書《杜甫魏將軍歌》局部

鮮于樞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南方度過，江南的秀麗環(huán)境，使他依戀擁抱山水天地的“自然人”生活，是“悠然見南山”的超然物外，是人的身心與大自然的融化合一，因此，他以書畫自娛，遁跡山林?！对娺x二集·鮮于太常樞》說他：“每晨出則載筆櫝，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飄飄然欲置章綬去，漁獵山澤間而后為快。軒騎所過，父老環(huán)聚指目曰：此我鮮于公也。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數十百年古鼎彝器陳諸階除，搜抉斷文廢款，若明日急有所須而為之者。賓至則相對吟諷林竹之間，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怪字，亦足自悅，見者以為世外奇崛不凡人也?！边@體現了當時知識分子壯志未酬心先死，逐漸游離于紛擾塵世之外，不問人間幾度秋涼，超乎一切政見之上，竭力將自己從主觀情欲中超脫出來，順其自然，隨遇而安。

然而，退歸自然、樂天知命畢竟不是儒家學者的濟世胸懷和寬敞視野，尤其是在元初，如此超然物外似乎很難實現內心的平衡，于是鮮于樞在許多詩里感慨萬般：“耕者漸少田漸荒，政恐明年不如此?！薄奥放员┛吐尤速u，性命由他還更苦。北風吹霜水返壑，稍稍人煙動墟落。賑濟欲下逋負除，比著當年苦為樂。水荒子，區(qū)區(qū)吏弊何時無，聞早還鄉(xiāng)事東作?！薄昂吺帢l家女，綠慘紅愁問無語。低回忍淚并人船，貪得纏頭強歌舞?！边@時，雖距元朝建立已將近二十年，但元代社會的各種矛盾仍日趨尖銳和復雜，出現了一系列并發(fā)癥，主要體現在饑民起義與天災人禍上。鮮于樞雖遠離政治中心，可他那雙充滿憂患的眼睛卻時刻關注著社會，飽受壓抑而又無所作為的憤世之心，強烈地攪動著他在江南貌似平靜的生活，一次次感受到深深的痛苦。萬般無奈之下，只有沉浸于筆墨中來消除自己良心的不安，只有把書法創(chuàng)作作為拯救內心困境的途徑，特別是借流動盤繞、節(jié)奏跌宕的行草來揮灑自己胸中的塊壘。

在錢塘時，鮮于樞尋朋訪友，飲酒賦詩，不僅與仕宦江南的“北人”鑒定書畫、器物，還與吳越之士結為至交，其中和趙孟頫的結識，對他影響至大。二人“契合無間言，一見同宿昔。春游每拏舟，夜坐常促席”。一直到后來趙孟頫入仕顯貴，他們二人還經常一起鑒賞書法、名畫和古器物，在書法上互相切磋琢磨。趙孟頫稱贊鮮于樞勤學古人書法，“刻意學古書，池水欲盡黑”，兩人在主張復古的觀點上是一致的。趙孟頫十分推崇他的草書，說：“仆與伯機同學書，伯機過仆遠甚，仆極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機已矣，世乃稱仆能書，所謂無佛處稱尊耳。”鮮于樞也贊美趙孟頫“筆力柔媚，備極楷則，后之覽者，豈知下筆神速如風雨耶?斯又古今之一奇也”。并認為：“子昂篆隸正行顛草，俱為當代第一?！边@絕不是一般的互相吹捧和泛泛的交情之談，也不是出于自知之明的謙虛，而是與書法復古理想交織在一起對未來道路的朦朧希望，這種希望將兩顆激動的心緊緊地連在一起。

所不同的是，趙孟頫在朝廷做高官后日趨平和溫順，影響到其書法也妍媚柔和；鮮于樞卻不為元統(tǒng)治者所賞識重用，使他放浪形骸，寄情翰墨，故其書以行草為主，豪放粗獷，揮灑淋漓，有過于趙孟頫處。另外，由于趙孟頫所處的政治地位使他隱然成為當時書壇盟主，而與他并駕齊驅的鮮于樞則由于聲名不顯和年壽太短，影響遠不能與趙相比。實際上，這是傳統(tǒng)知識分子兩條不同的道路，趙孟頫有所妥協的性格和處世方式，加之他宋宗室的身份，當然會得到元朝君主的欣賞；而鮮于樞“怪癖自棄”“游世之魂”的清高心境，當然不會得到統(tǒng)治者的青睞，于是在冷酷的現實面前遭受挫折。一個是依靠政治地位而擴大影響，一個是依賴“意氣雄豪”而躋身書壇；一個是將穩(wěn)健平正的楷書作為書法創(chuàng)作主題，一個是以奇逸多姿的行草布成一氣呵成的旋律，因而兩人雖私交甚好，但書法風貌卻相去甚遠。不過，或許是鮮于樞心靈痛苦的煎熬更深，使他陷入身心憔悴之中，僅僅四十六歲就離開了人世，這也是傳統(tǒng)文人學士在專制統(tǒng)治下悲慘的結局。

鮮于樞書《韓愈進學解》（局部）

晚年的觀察與反省、悵惘，使鮮于樞不僅閉門謝客，營一室名曰困學之齋，而且他醉心于習禪禮佛，靜坐焚香，交結僧人。雖然禪宗在元代有些萎靡不振，但埋首禪宗、佯狂避世的文人士大夫仍然不少。鮮于樞曾多次留戀禪寺，請禪師們講解“禪道之要”，正如他自己說的：“游子心隨仙境化，老禪詩似石泉清。……安得盡拋身外事，長年來此學無生?！薄案∈雷詷s辱，深林無是非。”“送客臨平古佛祠，聞公房里住多時。”沉湎于佛學，避開世態(tài)炎涼。既然在現實世界中失去了有所建樹的機會，于是就轉向觀念世界尋求心理的補償，尋求一塊與世遠離的“凈土”。有時他還沉浸在道家仙境里，“枯樹重榮事尤異，欲從樵者問長生”。仕途上的失意和失望，使他更加追求一個沒有任何拘束、寥廓自由的神仙世界。

正是儒、釋、道三者互補的人生觀，使鮮于樞常常表現出脫俗、清高、風流的面貌，成為當時一些人稱慕的對象，元代著名文學家虞集就贊頌他說：“斂風沙裘劍之豪，為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余，風流擬晉宋而無怍。”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元代文化背景下，這時起作用的不再是佛道的積極叛逆精神，而是消極保守的出世哲學；不再是一種“異端”思想和自由精神，而是士大夫在正統(tǒng)思想之外的精神補充。這樣一方面固然使以鮮于樞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表現出君子心游于物外的情懷，另一方面也受到虛無主義人生觀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有著消沉的懶散和放逸。所以，鮮于樞盡管也以行草見長，卻無法比擬唐人張旭、懷素那種蛇動龍飛、淋漓痛快的狂草，正如王世貞所說：“余見其行草，往往以骨力勝而乏姿態(tài)。”

鮮于樞書《千字文》（局部）

生活環(huán)境和人生態(tài)度自然影響著鮮于樞的書法創(chuàng)作，但個人的氣質、性格、情思也制約著他的書法實踐。據說他早歲學書于張?zhí)戾a，自愧不如古人，“偶適野，見二人挽車行泥淖中，遂悟書法”。他非常重視筆法、結字的探討，曾敘述自己從師學書，老師在“飛”字的豎上補一點，“便覺全體振動”，“神妙不測”，此事使他難以忘懷。他認為寫草書必須“把筆離紙三寸，取其指寬、掌平、虛腕，法圓轉則飄縱之體自絕出耳”。這是他的體驗之談。

然而，比書法技巧更重要的是書法家的氣質，元代書論家陳繹曾《翰林要訣》說：“今代唯鮮于郎中善懸腕書。問之，輒瞑目伸臂曰：膽!膽!膽!”與其說這是鮮于樞講究脈連氣貫得勝的獨特體驗，毋寧說是他力求書法有所創(chuàng)新的膽略和膽識。書法是以筆墨點畫反映生命、創(chuàng)造生命的藝術，而感情又是神韻的基礎，要想以書法抒己胸懷，就不能瞻前顧后、畏首畏尾，更不可忸怩作態(tài)，只有揮毫走筆時將“心”的波瀾流注出來，人書俱化，如入無人之境，其筆下的線條才能從靈魂最深處流溢出來，其書法才能圓勁激越，騰空飛躍。鮮于樞在《題董北苑山水》詩里寫道：“是中宜有避世者，我欲徑去投冠簪?！匍e祿飽日無事，吮墨含毫時自娛?！币虼?，他“酒酣吟詩，作字奇態(tài)橫生”，把負才不遇的痛苦，欲仕無路的苦悶等都傾瀉到書法之中。

鮮于樞書《送李愿歸盤谷序》（局部）

鮮于樞的書法墨跡傳世不多，《新元史》記載：“或言孟頫妒其書，重價購而毀之?！边@種說法或許是真的，因為兩人雖然私交很好，但都有著強烈的功名欲望，趙孟頫居高位，聲名顯赫之后，不愿看到書法成就頗大的鮮于樞超過自己，更何況趙孟頫日思夜想著自己的書法能傳之后代，“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后難。當有深知書法者，未容俗子議其間”。所以趙孟頫毀掉鮮于樞的墨跡也并非完全沒有緣由。

鮮于樞世存書跡有《韓愈進學解》《送李愿歸盤谷序》《千字文》《祭侄文稿跋》《漁父詞》《透光古鏡歌》《韓愈石鼓歌》《蘇軾海棠詩》《老子道德經》以及草書《唐詩卷》，等等。前人評論他的小楷類似鐘元常，行書古勁類似唐人，草法兼素師以窺大令。尤其是草書，受唐代楷書的影響，落筆不苛，使轉爽利，牽絲痕細意實，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態(tài)，同時結構清逸俊麗，抱合有致。他自己在《論草書帖》中稱：“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闭f明他對唐人狂草的形貌和骨氣有著自己的見解。

然而，在元代復古主義的影響下，他也受妍媚婉麗之態(tài)的束縛，特別敬慕姿媚流便的王羲之書體，例如他在《題唐馮承素摹蘭亭帖》中說：“三百二十有七字，字字龍蛇怒騰擲；嗟予到手眼生障，有數存焉豈人力?！薄额}趙模拓本蘭亭后》說：“蘭亭化身千百億，貞觀趙模推第一?！薄罢摃斦摎忭嵣瘢l與癡兒較形質。”他對王獻之《保母帖》的評價也很高，認為后人無法達到晉人的成就：“臨摹舊說范新婦，古刻今看李意如。卻笑南宮米夫子，一生辛苦學何書?！钡ㄟ^書法來表達魏晉審美要求和理想對象畢竟由于時代的不同而無法完成，鮮于樞雖對宋人時有貶義，其實他自己也有著怯弱纖巧的書法弊病，并偶爾失其嚴謹，體氣欠壯。即使在他一體得勝的草書里，也只是利用布局平衡，或彌補散漫，或增加氣氛，或強化變換，傳達出閑適無奈、淡淡哀愁和一種地老天荒式的心境意緒。

如果把鮮于樞的草書比作冷酷現實造成的瘋癲扭動或痛苦靈魂的痙攣，顯然有些過于奇詭，因為他的書法畢竟不是矯情作態(tài)的淺薄賣弄，而是靠先天的氣質和坎坷的仕途經歷投向復古主義書苑的，我倒認為他更多的是在書跡中流露出當時知識分子在仕途失意后無可奈何的憤懣，在草書流動的節(jié)奏中追回現實中失落的自我。

（文章原載于：《月讀》2021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