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訴訟中，有一種難以避免和根除的思維習慣——“有罪推定”思維模式。這種思維，體現(xiàn)在民事訴訟中，就是“有責推定”思維模式。
“有罪推定”與“有責推定”兩者具有相似性：1. 刑事訴訟“有罪推定”思維模式——首先推定被告有罪，然后由被告證明自己無罪。2. 民事訴訟“有責推定”思維模式——首推定被告有責，然后由被告證明自己無責。
“有責推定”思維習慣的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價值利益法裁判”為法律適用的基本方法。價值利益裁判法，即認為法律規(guī)范是人們用來實現(xiàn)社會價值判斷和利益衡量的工具。因而，認為所謂法律適用，就是進行公正的價值判斷及合理的利益衡量，最終得出裁判結果。并認為只有按此方法作出的裁判結論，才是正確的裁判結果。至于，裁判結論與法律規(guī)定之間如果存在沖突，則可以通過對法律進行任意解釋的方式加以解決。價值利益裁判法的功能效果：由于每個人的價值判斷和利益考量各不相同，如果完全脫離具體的法律規(guī)定，僅憑價值判斷和利益考量進行裁判，不僅會導致裁判結果的不確定性及多樣性，而且還可能會導致司法擅斷及枉法裁判。因而，價值利益裁判法，實為“春秋決獄”的現(xiàn)代版。總之，對價值利益法的功能特點可概括為：觀點先行→法外裁判。價值利益裁判法的優(yōu)缺特點：1．優(yōu)點，價值利益裁判法可能會產(chǎn)生較好的社會效果；2．缺點，脫離法律規(guī)范進行裁判，容易導致司法擅斷和枉法裁判。價值利益裁判法的思維過程：首先，基于自己的利益同感以及道德判斷，得出先入為主的結論判斷；然后，以此為基礎在法律規(guī)范的文字上尋找有利于得出該結論判斷的概念及邏輯解釋。例如：一些人對職業(yè)索賠糾紛法律適用的思維模式，由于打假具有當然的社會正當性和正義性，于是對職業(yè)索賠得出結論——必須予以支持；然而，面對職業(yè)索賠糾紛的具體個案，其案件事實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法》第148條規(guī)定的的十倍賠償構成要件，則少有考察與追問。根據(jù)以上分析，可概括出非法律思維的運行機制及思維過程，即法律適用的非理性思維鏈條：利益同感→道德義憤→非理性思維→非法律思維→不當裁判→錯誤裁判。
弱化或放棄對原告訴訟義務及責任的要求，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怠于考察原告的訴訟請求有無請求權基礎；二是怠于考查案件事實是否符合所要適用法律制度的構成要件的要求。1. 怠于考查原告的訴訟請求有無請求權基礎。正常的情況及處理是，對于原告的訴訟請求，如果沒有請求權基礎，就直接不予支持；如果有請求權基礎同，就需要進入下一步的考查，即考查案件事實是否符合所要適用法律制度的構成要件的要求，主要包括侵權責任構成和違約責任構成。2. 怠于考查案件事實是否符合所要適用法律制度的構成要件的要求。正常的情況及處理是，對案件既要考察原告的訴訟請求有無請求權基礎，又要考察案件事實是否符合所要適用法律制度的構成要件的要求。然而，在現(xiàn)實中，容易陷入的思維誤區(qū)是，在考查原告的訴訟請求具有請求權基礎以后，就不再考察案件事實是否符合所要適用法律制度的構成要件的要求（包括侵權責任構成和違約責任構成等）。強化或強加對被告訴訟義務及責任的要求，主要體現(xiàn)為由被告證明自己無責。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1. 在對當事人行為合理性及合法性評判問題上苛責被告。民事訴訟的結果，最終還是體現(xiàn)為公權行為及其效果。從法律適用的邏輯上來講，雖然，原告的訴訟請求與被告行為的合理及合法性問題密切相關；但是，原告的訴訟請求能否得到支持，其最根本的原因及理由，并不在被告的行為是否合理與合法，而在于原告的訴訟請求是否有法律事實及法律依據(jù)。2. 在案件事實真?zhèn)尾幻髑闆r下將舉證責任分配給被告方。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1）輕易轉移舉證責任。在主張的一方尚完成舉證責任的情況下，輕易轉移舉證責任，將舉證責任不當?shù)胤峙浣o否定的一方。（2）對否定的一方苛以較重舉證責任。一方面，對主張的一方實行輕易轉移舉證責任；另一方面，對否定的一方實行不輕易轉移舉證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16條規(guī)定：“原告僅依據(jù)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債務的，被告應當對其主張?zhí)峁┳C據(jù)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jù)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責任?！?/span>對這條規(guī)定的理解，在司法實務中存在一定偏差。例如，最高人民法院 （2019）最高法民申2190號“易會廳、涂麗民間借貸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jiān)督民事裁定書”，對甘肅高院按前述司法法解釋的規(guī)定作出的生效判決指令再審。該裁判文書所體現(xiàn)的裁判規(guī)則，與前述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有所不同。其對民間借貸糾紛，在沒有借條、僅有轉賬憑證情形下的舉證責任，作出如下處理：1. 一般舉證責任（舉證責任要轉移）。對在民間借貸糾紛中，沒有借條僅有轉賬憑證的，在雙方不存在情人關系等特殊身份關系的情形下，應適用舉證責任轉移規(guī)則；2. 特別舉證責任（舉證責任不轉移）。對在民間借貸糾紛中，沒有借條僅有轉賬憑證的，在雙方存在情人關系等特殊身份關系的情形下，不再適用舉證責任轉移規(guī)則。
案例事實：原告田某發(fā)為被告李某榮看管工地，雙方對田某發(fā)看管工地的起始時間無爭議，均認為開始于2016年10月，但對看管工地的終止時間有爭議，原告主張結束于2020年12月，被告李某榮主張結束于2017年8月。爭議焦點為：被告李某榮對原告田某發(fā)看管工地的結束時間，是否應當承擔舉證責任。法院認為：對于勞務費糾紛，應當根據(jù)當事人基于雙方合同意思實際完成的勞務量確定勞務費。對于勞務量及勞務費的確定，具體到不同的案件中，如果雙方有結算的，應當以結算結果或結算后形成的債務憑據(jù)為準；如果雙方?jīng)]有結算的，則應當由勞務提供者承擔證明責任，比如提供有對方簽字或認可的勞務記錄簽單等證據(jù)，或者以對方認可的勞務量或勞務費為準進行認定。因而，田某發(fā)上訴稱“應當由李某榮承擔證明勞務合同已經(jīng)解除的證明責任”的問題，由于雙方未簽訂書面的勞務合同，因而對雙方的勞務合同關系，應當以基于雙方合意實施的勞務為準。而前已述及，對該事實的舉證責任仍在提供勞務的一方，故田某發(fā)該上訴理由亦不能成立。其裁判要旨為：對于普通勞務關系，應由勞務提供者對其所主張的勞務量承擔舉證責任。
（三）關于新型證據(jù)形式話語證據(jù)的判斷采信
隨著電子技術運用的日?；蜕倒匣?，人們在交流溝通中所進行的語言文字對話，被當事人用微信聊天記錄、電話通話錄音、轉賬打款附言等形式加以記錄，并作為民事訴訟證據(jù)使用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前述微信聊天記錄、電話通話錄音、轉賬打款附言等，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證據(jù)形式，它是對自然人話語交流的記錄，其作為證據(jù)使用其功能目的在于，用以證明當事人之間存在某種民事法律關系及相應事實。因而，對前述微信聊天記錄、電話通話錄音、轉賬打款附言等這類證據(jù)，可以稱為話語證據(jù)，以區(qū)別于傳統(tǒng)證據(jù)分類方法中的言辭證據(jù)。所謂言辭證據(jù)，是從作證方式上所作的劃分，實際上就是證人證言，其區(qū)別于物證等其他證據(jù)形式?？梢姡捳Z證據(jù)與言辭證據(jù)，兩者是在不同證據(jù)分類方法下歸納出的不同證據(jù)形態(tài)。對于話語證據(jù)的話語內容，如果是當事人之間非基于民事法律行為意思表示作出的，則與當事人之間民事法律行為無關。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是用該話語證據(jù)來證明民事法律行為，則該話語證據(jù)就無相應證明力或者證明力很弱。當事人之間非基于民事法律行為意思表示所作出的話語表達，與其基于民事法律行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兩者之間在話語目的和行為規(guī)則等方面都完全不同。比如：戀人、夫妻、家人、朋友等具有特殊身份關系的主體之間，其日常交流對話及承諾話語，在多數(shù)情況下，并不能直接構成民事法律行為。再比如：在經(jīng)濟交往中，一些交易主體在轉賬打款憑條的附言欄留下的附言，其內容也不能直接構成民事法律行為意思表示。并且，一些當事人在提交微信聊天記錄、電話通話錄音等話語證據(jù)時，可能還要進行一定程度的選擇和編輯；尤其是，有的還要預設話語陷阱，巧妙實施誘導提問，這實為有意設計、制造和騙取對方的話語回復。因而，以如此方法取得的話語證據(jù)，不足以采信并認定為民事法律行為意思表示。這就是有的當事人，雖然持有其認為可以證明相關事實的微信聊天記錄、電話通話錄音、轉賬打款附言等話語證據(jù)，但是訴訟結果仍然打不贏官司的原因。同時，有的法官，面對當事人提交的電話通話錄音、微信聊天記錄、轉賬打款附言等話語證據(jù)，無法身臨其境、感同身受地認知自然人之間對話的真實場境，容易受當事人舉證證明目的誘導和暗示，產(chǎn)生先入為主的判斷，不能正確區(qū)分非基于民事法律行為意思表示作出的話語表達，與基于民事法律行為作出的意思表示的區(qū)別，從而作出錯誤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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