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沃勒斯坦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和布羅代爾的《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等重要著作的誕生，全球史研究開始興起，并逐漸成為國際學術界的“顯學”。與我國以往的世界史研究不同，全球史不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進行敘述，而是以全球不同地區(qū)之間的關聯(lián)和互動作為敘事對象。全球史研究的主題多種多樣，但有關商品貿易的研究無疑最能體現(xiàn)其特色。這是因為，全球各地區(qū)之間的關聯(lián)起初主要是通過商品貿易建立起來的，全球化的歷史首先是經濟全球化的歷史。仲偉民教授的《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以下簡稱《茶葉與鴉片》）可謂中國學界對于國際全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回應。

《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仲偉民著，中華書局2021年11月第一版

仲偉民選擇茶葉和鴉片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鴉片是19世紀中國進口額最大的商品，茶葉是19世紀中國出口額最大的商品”（《茶葉與鴉片》，中華書局2021年版，第36頁》）。這兩種商品將19世紀的中國和英國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中英兩國的命運在19世紀出現(xiàn)天差地別式的“大分流”，茶葉與鴉片不但是貫穿始終的見證者，也是最為有力的推動者。仲偉民把茶葉與鴉片視為“成癮性消費品”（以下簡稱“癮品”），屬于布羅代爾所說的“王牌”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第435頁）。

所謂“王牌”貨，是相對于糧食等大宗商品而言。布羅代爾同時代的學者指出，對于15世紀的地中海而言，在貿易方面占首要地位的不是香料和胡椒，而是小麥等“大量近距離交易”。還有學者用數(shù)據(jù)證明，“在產業(yè)革命前夕，英國對外貿易額大大低于國內貿易額”。布羅代爾認為，相對于農民和“二千萬法國人”，“貴族和路易十四”等少數(shù)人往往能起“更有決定意義的作用”。香料、胡椒以及各種各樣的“癮品”就是這樣的“王牌”貨。糧食產量看起來龐大，但絕大部分由生產者自己消費，用于出售的糧食，“給農民、地主和轉售商留下的利潤十分微薄，再分散到許多人的手里，真是所剩無幾”?！鞍a品”等“王牌貨”，則完全通過市場出售。更重要的是，這些“王牌”貨的產地都不在歐洲，想要獲得這些商品，必須通過“遠程貿易”。在交通不便的時代，“單靠距離就足以制造超額利潤”。一公斤胡椒在印度產地值1至2克白銀，在威尼斯達14至18克，在歐洲各消費國則達20至30克。正是這樣的“超額利潤”，刺激出了15、16世紀之交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也催生了東印度公司這樣的超級商業(yè)組織。由于從歐洲到亞洲從事跨洋貿易，需要的資本特別巨大，不是個別商人能夠承擔的。例如英國東印度公司為第一次航?；I集到的資金高達68373英鎊，而當時英國一個熟練技工一年的收入也只有10英鎊，而這筆巨款是由215名股東集資而成。（羽田正：《東印度公司與亞洲之?！罚?2頁）在布羅代爾看來，遠程貿易“不容置疑的優(yōu)點”是它允許實行集中，從而使它成為推動資金流通和資本積累的無與倫比的動力。

與絲綢、瓷器、珠寶等“耐用品”不同，“癮品”很快便會被消耗掉，需要再次購買。這使得癮品的需求永無止境，癮品貿易也永無止境。再則，癮品的銷售單位可大可小，特別是可以小到“連最窮的人都買得起”。這使得癮品售價下跌之后，不但能夠迅速吸引更多新的消費者，還能使原有的消費者加大購買量。某種程度而言，在人的身體對癮品的需求達到飽和以前，癮品的市場空間幾乎是無窮無盡的。以英國人的茶葉消費為例。據(jù)《茶葉與鴉片》可知，英國獲得茶葉的第一次記載是166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荷蘭人手中用4鎊5先令購買了22磅12盎司的茶葉。17世紀80年代，英國開始直接從中國進口茶葉，但一直到18世紀初期，英國人的茶葉消費都是“非常有限的”。維爾納·桑巴特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中展示了18世紀英國茶葉“人均消費量”的增長：1700年人均0.01磅，1730年0.08磅，1760年0.2磅，1784年0.5磅。曾在非洲管理茶葉種植園的英國作家羅伊·莫克塞姆在《茶：嗜好、開拓與帝國》一書中寫道：“18世紀的第一年，英國茶葉的消費量——即使加上走私茶葉——也不到10萬磅；而到了該世紀的最后一年，茶葉的消費量達到了2300萬磅，增長了200倍?！憋@然，英國人在18世紀逐漸養(yǎng)成了飲茶的習慣。1846年，英國輸入的茶葉達到5650萬磅，人均消費量達到1.7磅。英國眾議院1845年的一份報告聲稱，“茶葉在英國的消費已經達到頂點”（威廉·烏克斯：《茶葉全書》，第90頁）。然而，在《茶葉與鴉片》一書中可以看到，英國茶葉人均消費量在19世紀下半葉繼續(xù)穩(wěn)步增長：19世紀50年代人均2.24磅，60年代3.31磅，70年代4.28磅，80年代4.85磅，90年代5.58磅。這種增長趨勢一直延續(xù)至20世紀30年代，1930年至1933年，英國年均茶葉消費量達到45214萬磅，人均消費量達到9.83磅。此后，“英國人的茶葉消費數(shù)量一直維持在人均年度9磅左右”（《茶葉與鴉片》，第207頁）。

《茶葉與鴉片》作者、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仲偉民

當中英兩國跨入19世紀的大門時，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席卷之勢，中國似乎占據(jù)了更有利的位置。

英國在18世紀養(yǎng)成了飲茶的習慣，而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茶葉提供者。更重要的是，整個19世紀英國茶葉的人均消費量，一直都處于穩(wěn)步增長中，這意味著19世紀英國茶葉的消費市場似乎是沒有邊界的。在仲偉民看來，“通過茶葉貿易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并融入全球化，應該說是近代中國的一個機遇”。不僅如此，中國在19世紀之初的優(yōu)勢地位還體現(xiàn)在，英國等西方國家迫切需要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等商品，而中國卻不需要西方商品。出于對中國茶葉的依賴，“從18世紀末開始，英國就采取各種手段試圖建立同中國商業(yè)往來的通暢渠道”。除了1792年馬噶爾尼使團訪華和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訪華之外，早在1787年，英國政府便第一次派遣使臣卡恩卡特前往中國（卡恩卡特在來華途中病逝而未能完成任務）。英國政府給卡恩卡特的訓令是，如果中國政府提出禁止鴉片買賣的要求，“你必須答應，而不要冒喪失其他重大利益的危險，來抗爭這方面的自由”。這是因為，“保證茶葉供應是英國維護東方貿易的根本考慮”。因此，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的中英歷次沖突和交涉中，只要中方提出“停止貿易”，便可使得英方就范。

形勢一片大好中，唯一的陰影大概就是鴉片。向中國輸入鴉片，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茶葉貿易的需要。由于英國商品在19世紀中葉以前的中國很難找到銷路，英國人最初只有通過向中國輸出白銀以獲得茶葉。在18世紀的最初六十年里，英國輸入中國的物品中只有10%是商品，其余都是金銀貨幣。這并非英國特例，而是19世紀以前將近三百年的中西貿易的慣常，有學者稱之為：“早期中西方的貿易史，主要是一種單向貿易史?！奔瓷唐穯畏矫媪飨蛭鞣?，中國需要的只有白銀。為解決英國對華貿易逆差和回程茶葉所需資金的問題，英國人在印度種植鴉片并向中國輸入。結果鴉片貿易在19世紀上半葉的驚人發(fā)展，徹底打破了中英之間的“貿易平衡”。1800年到1804年，走私到中國的鴉片平均每年3562箱，1815年到1819年平均每年4420箱，1820年到1824年平均每年7889箱，1825年到1829年平均每年12576箱，1830年到1834年平均每年20331箱，1835年到1838年平均每年35445箱。（《茶葉與鴉片》，第129頁）短短三四十年，鴉片貿易的走私數(shù)量增長了近10倍。尤其是1820年后，幾乎每隔五年，鴉片走私的數(shù)量就會增長近一倍。與之相應，中國在1820年代由白銀凈進口國變?yōu)閮舫隹趪?，結束了長達近三個世紀的貿易出超的歷史。在仲偉民看來，“1820年代應該是一個標志性的時間，預示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總危機即將到來”。

仲偉民認為，茶葉貿易的演變歷程，同樣折射了19世紀中國面臨的危機。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的茶葉出口一度增長迅猛，“以1870—1874年5年平均計算，出口茶葉達176萬擔，價值3515.3萬海關兩，出口量是鴉片戰(zhàn)爭前的4倍”。1876年后，中國茶葉出口開始出現(xiàn)量增價減的現(xiàn)象：1876年出口茶葉194萬擔，價值3664.7萬海關兩；1878年出口195萬擔，價值3201.3萬海關兩；1888年，中國茶葉出口數(shù)量達到241萬擔的高峰，但僅值3029.3萬海關兩。量增價減的背后是中國茶葉出口遭遇到了嚴重的市場競爭。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印度紅茶在英國、日本綠茶在美國都已成為中國的競爭對手，中國的市場份額不斷被擠壓。以英國市場為例。1866年，中國茶葉占有96%的市場份額，印度占4%；1885年，中國占61%，印度占37%，錫蘭占2%；1887年，中國占47%，印度占47%，錫蘭占6%；1903年，中國占10%，印度占60%，錫蘭占30%。（《茶葉與鴉片》，第66—81頁）仲偉民指出，“茶葉作為19世紀中國最有競爭力的商品，最后卻節(jié)節(jié)敗退，充分顯示出國家競爭力的衰退”。

《茶葉與鴉片》中的圖表

在茶葉“商戰(zhàn)”全面敗退的同時，中國的鴉片“商戰(zhàn)”卻取得了勝利。鴉片戰(zhàn)爭后，鴉片進口同茶葉出口一樣迅猛增長，1845年到1849年中國年均進口鴉片39000箱，1855年到1859年為年均68500箱。為阻止白銀外流，中國開始鴉片的“生產替代”。1860年代以后，中國鴉片種植面積迅速增加，全國有大批良田改種鴉片，據(jù)稱四川有三分之二、云南有三分之一的耕地改種鴉片，全國因種植鴉片而被侵占的耕地達1300萬畝，占到了全國耕地的7.5%。國產鴉片對進口鴉片的替代效應在1860年代末期開始出現(xiàn)，1867年鴉片進口值達2230.4萬兩，而1868年僅為1853.7萬兩，下降了近17%。到1879年，全國鴉片的自給率達到80.12%。（《茶葉與鴉片》，第139—156頁）1882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許士在貿易報告中聲稱，“外國鴉片不僅在華西和西南地區(qū)，而且在沿海地區(qū)也正在逐漸地讓位于中國鴉片”，“中國鴉片終將把外國鴉片趕出中國，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仲偉民表示，“這可能是中國在19世紀的無數(shù)次商戰(zhàn)中，唯一一次取得勝利的商戰(zhàn)”，但這不過是“在用慢性自殺的方式來取得這場商戰(zhàn)的勝利，帶有強烈的悲劇色彩”。

更為重要的是，茶葉之于英國，鴉片之于中國，分別對兩國社會起到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短鹋c權力》的作者西敏司曾指出，糖、可可、咖啡和茶葉等“癮品”，都有刺激性，“極適于紀律日益嚴格的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其消費量的增加，“勢必促使人們工作得更多、更緊張”，因而對近代歐洲的“勤勉革命”起了重要作用。相關研究表明，茶葉在促進英國的“勤勉革命”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突出地表現(xiàn)為改善了英國人的膳食結構。19世紀后期，英國勞動階層一般要花費其食物總開支的10%用于茶葉和糖的消費，“茶葉以及面包和奶酪構成日常飲食的核心部分”。英國學者麥克法蘭指出，茶和糖的美妙結合，使千百萬窮苦人在從事沉重且單調乏味的工作中能保持較為充沛的精力，“如果沒有茶葉，大英帝國和英國工業(yè)化就不會出現(xiàn)”。而在中國，弛禁鴉片并大規(guī)模種植，使得19世紀吸食鴉片的中國人越來越多。據(jù)仲偉民估算，19世紀后期中國的鴉片吸食人數(shù)大約在2000萬左右，占總人口的4%—5%，其中吸食上癮者估計有300萬至500萬人。（《茶葉與鴉片》，第213頁）從沿海到內陸，從南方到北方，從城市到鄉(xiāng)村，從經濟較發(fā)達地區(qū)到邊遠貧困地區(qū)，到處都有吸食鴉片者。這些鴉片吸食者，不分男女老幼，也不論貧富貴賤，在很多普通家庭，煙具都是必備物品。鴉片嚴重損害了中國人的身體健康，使得中國人成為世人眼中的“東亞病夫”。

《茶葉與鴉片》一書認為，中國近代茶葉貿易由盛轉衰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國茶葉生產和管理方式的落后。中國是家庭副業(yè)的小農生產模式，而印度是大規(guī)模的種植園生產模式。在中國，茶樹一般種植于山坡、屋旁、田邊等“畸零之土地”。茶葉采摘基本依靠家庭成員，采摘時間參差不齊，葉子老嫩齊采，不分等級。茶葉后期加工主要依賴手工，不僅浪費人力、效率低下，而且品質沒有保障。在印度，英國人將茶葉種植園選在土地肥沃的大河沖擊地帶，對茶葉生產的各道工序進行科學實驗，不斷改良茶種。對茶葉采摘的時間和等級進行嚴格管控，如阿薩姆茶園規(guī)定采茶工清晨入園，采至11點鐘止，每人只采同一等級的茶葉；每次采摘后，須經兩周才能再采，這樣每年可以采摘16輪。茶葉后期加工很快就實現(xiàn)了機械化，不僅速度快、成本大大降低，而且茶葉質量大大提高。在這種生產模式下，“幾乎每一磅印度茶都是上品，其制造方法在質和量方面年年都有改進”。兩相對比，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命運可想而知。當時便有人指出，“印度對中國的優(yōu)勢，就是制造商（工業(yè)家）對手工業(yè)者的優(yōu)勢”，“控制著倫敦市場的正是這些擁有充足資本、改良的機器及專家監(jiān)督的大茶園；而在湖北山邊有著兩三畝地的小農，是不能希望和它們競爭的”。

無疑，這個解釋是非常有說服力的。然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何印度可以采取大規(guī)模的種植園生產模式？具有典范意義的種植園模式，是歐洲殖民者在美洲強占了大量土地后創(chuàng)造出來的，他們在大片土地上種植單一經濟作物，如甘蔗、咖啡、棉花等，勞動力則是來自于非洲的黑人奴隸。印度的茶葉種植園，是美洲種植園經濟的升級版。麥克法蘭指出，茶葉種植園的經營體系是一個金字塔結構，英國政府處于金字塔的頂端，因為它是阿薩姆邦的“所有者”，有權將土地授予任何想要的人。當然，能夠拿到土地的幾乎都是歐洲人。英國政府之下是茶葉公司，這些茶葉公司像東印度公司一樣，由眾多商人集股而成，如成立于1839年的阿薩姆公司首期入股資金達12.5萬英鎊。184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將三分之二的試點茶園移交給阿薩姆公司，租期十年，租金為零。茶葉公司招聘一些歐洲年輕人前往茶園擔任經理，領取固定薪水，并從茶園發(fā)出的每一批茶葉中收取傭金。金字塔的最底層是成千上萬的“苦力”，由專業(yè)的“招工機構”在印度各地市場購買而來。在茶園經理眼中，“苦力是會干活的動物，沒有選擇權，沒有個人需求”（《綠色黃金：茶葉帝國》，第176—199頁）。不難發(fā)現(xiàn)，英國人打造出來的茶葉種植園經濟體系，是建立在對印度土地、勞動力的無償掠奪上。

斯文·貝克特在《棉花帝國》一書中指出，在工業(yè)革命之前，英國商人在英國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就已經重組了全球棉花產業(yè)和全球棉花網(wǎng)絡。這些網(wǎng)絡由私人資本和國家共同主宰，“它們聯(lián)合在一起，創(chuàng)造了武裝貿易、工業(yè)間諜、禁令、限制性貿易條例，它們還掌控領土、捕獲勞動力、驅逐原住民”。國家通過自己的力量創(chuàng)造新領地，交給遠方的資本家掌控，建立起一個新經濟秩序。（《棉花帝國》，第54頁）在重組全球茶葉產業(yè)鏈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英國國家力量無處不在的身影。1834年，印度總督威廉·班庭克成立了一個在威廉·烏克斯看來“富有歷史意義”的茶業(yè)委員會，其動機是“鑒于茶葉對于國家的重要性，除了中國政府許諾對于茶的供給有相當?shù)谋ＷC之外，應該建立更為妥善的保障”。茶業(yè)委員會一方面發(fā)布通告，尋找適合茶樹生長的印度土地；一方面派人前往中國學習茶的栽培技術和制造方法，同時采購茶籽、茶樹和雇傭中國熟練茶工。在此之前，英國人布魯斯兄弟已經在阿薩姆發(fā)現(xiàn)了野生茶樹，但并未受到重視。茶業(yè)委員會高度肯定了這一發(fā)現(xiàn)的意義和價值：“我們認為這將是帝國在農業(yè)和商業(yè)資源方面的最重要且最有價值的發(fā)現(xiàn)，將來必定能使帝國在商業(yè)上獲得豐厚的回報。”這些舉措有力推動了阿薩姆茶業(yè)的起步。1838年，第一批阿薩姆茶共8箱被運到倫敦，轟動一時。1840年，第二批阿薩姆茶葉共95箱在倫敦公開拍賣。威廉·烏克斯表示，“1840年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因為從這年起中國茶在英國的銷路開始衰退”（《茶葉全書》，第153—171頁）。可以說，正是在英國政府的精心培育和鼎力支持下，印度茶才會在19世紀迅速崛起，并取代中國茶，成為英國茶葉消費的最大提供者。

本文提及的幾本經典全球史著作

與此同時，清政府對茶葉這個19世紀中國最有競爭力的產業(yè)，卻看不到任何長期規(guī)劃和相應扶持。由于19世紀國際茶葉市場需求不斷增加，而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幾乎都是茶葉的唯一提供者，這刺激了中國茶農積極擴大茶樹種植，“1840年后的30年間，茶葉產量增加4倍之多”。然而1870年代以后，中國茶葉遭到印度、日本茶葉的激烈競爭，出口量大減。已經擴大生產的中國茶農，若不毀棄茶園，忍受更大的損失，便只有降價求售的唯一出路。有學者因而指出，華茶“均由小農自由種植，生產數(shù)量漫無節(jié)制，殊欠組織，栽培方法墨守成規(guī)，鮮知改良”，“趨于沒落，乃勢所必然也”。實際上，清政府也不可能對中國的茶葉產業(yè)進行長期規(guī)劃，因為它對全球茶葉的生產和消費狀況幾乎一無所知。反觀英國，鴉片戰(zhàn)爭后英國在條約口岸設立的領事館，每年都會向英國政府提交年度貿易報告，匯報有關茶葉和鴉片等進出口貿易的商業(yè)信息，便于英國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以維護英國商業(yè)利益。諸如此類的制度設計，使得英國政府成為英國商人在19世紀經濟全球化中不斷開疆拓土的有力后盾。

清政府不僅無法為中國茶業(yè)發(fā)展提供助力，反而成為中國茶業(yè)發(fā)展的阻力。為保護民族產業(yè)，各國政府的慣例是，少征本國貨物的出口稅，多征外國貨物的進口稅。然而19世紀的中國恰恰相反，出口稅一直比進口稅高，有的年份甚至高出一倍以上，如1885年進口平均稅率為5.75%，而出口平均稅率為12.15%。甚至，清政府在列強的威逼利誘下，反而給予洋貨諸多優(yōu)惠，如“洋貨運入內陸，不分華商、洋商，均可請領半稅單”。洋貨在19世紀下半葉逐漸打開中國市場，與洋貨稅率不斷下降，流通成本不斷降低，不無關系。與此同時，清政府地方官員對經過他們所轄地區(qū)的茶葉“強征任意的和稅目不定的稅款”，使得茶葉成本提高，“有的地方達到茶葉原始成本的50%”。1896年，英國駐上海領事韓能表示：“中國的茶葉貿易一直在逐漸衰落，那些最熟悉茶葉貿易的人們認為，茶葉所繳納的出口稅和厘金稅之重，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原因之一。”基于此，仲偉民認為，“傳統(tǒng)的小農經濟固然是19世紀后期中國茶業(yè)落后的根本原因，但清政府的不作為甚至反作為也有極大關系”。

在鴉片貿易中，我們也能看到中英兩國政府截然不同的表現(xiàn)以及由此產生的深遠影響。英國人在印度生產鴉片的目的非常明確，“即全部銷往中國以彌補貿易逆差”。英國人深知鴉片的危害，因而不僅限制英國人的鴉片消費，也明令禁止印度民眾吸食鴉片。第一任印度總督黑斯廷斯認為，鴉片是一種特殊商品，不適用自由貿易原則，必須采取壟斷經營。因此，英國殖民政府在印度建立了一套鴉片壟斷經營制度：農民種植鴉片必須經過政府的許可，政府將資金預付給種植鴉片的農民，農民在收獲鴉片后必須根據(jù)政府指定的價格賣給政府的代理機構。農民私自種植鴉片是違法的，將鴉片賣給私商也是違法的，而私商也不能隨意收購鴉片，違反者要處以重罰。這套管理嚴密的鴉片壟斷經營制度，使得印度雖然生產了大量鴉片，但并沒有對印度社會產生重大危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鴉片生產和銷售。在鴉片種植上，清政府任民自為，不僅使得許多農民也開始吸食鴉片，還占用了大量耕地，使得糧食產量受到很大影響，經常造成饑荒。發(fā)生于19世紀70年代的丁戊奇荒，造成了上千萬人的死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境內廣種罌粟以來，民間蓄積漸耗，幾無半歲之種，猝遇兇荒，遂至無可措手”。在鴉片銷售環(huán)節(jié)，清政府除了征收高額厘金外，也是一切放任不管。由于鴉片貿易是高風險、高利潤的行業(yè)，單靠個人力量很難完成，而必須依靠群體力量和廣泛的關系網(wǎng)。因此，近代中國的鴉片貿易往往控制在軍閥、地方實力派人物、秘密會黨和黑社會手中。因鴉片貿易滋生的許多地方黑惡勢力，使得19世紀的中國社會更加混亂。直至20世紀，鴉片仍是各種反政府勢力和惡勢力得以存在的經濟基礎。

回到19世紀三十年代，那時的清政府曾經針對鴉片貿易導致的白銀外流問題進行過一場政策大辯論。許乃濟提出，“以貨易貨的鴉片貿易應當合法化”，一方面可以阻止白銀外流，同時可以增加稅收。包括林則徐在內的絕大多數(shù)官員都認為，這一做法是明顯的錯誤和不負責任，為了阻止白銀外流，鴉片貿易必須禁止。最終，清政府采取了強硬的禁煙措施，林則徐在虎門公開銷毀了兩萬箱鴉片?；㈤T銷煙是被迫卷入經濟全球化的中國，為了應對19世紀的危機而作出的一次非常正確的自救之舉。遺憾的是，英國政府在英國商人團體的請愿下，對中國發(fā)動了鴉片戰(zhàn)爭。這次戰(zhàn)爭是中英兩國綜合國力的較量，清政府的不堪一擊事實上預示了19世紀中國的悲劇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