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行于殷周，但其時很少有人品評此制，謂“百姓日用而不知”。

春秋戰(zhàn)國始設郡縣，以后封建制與郡縣制長期交叉并行，為對偶之制，常被并列評議，以較衡二制的優(yōu)劣、長短，此為秦漢及以下諸朝政論的一大題目。

其論辯焦點：

一是兩制何者更有助于長治久安？二是兩者何者“公”、何者“私”？

“封建”與“郡縣”也就成為中國政制史上的二元對偶關鍵詞。

誠如近人章士釗所言：

蓋封建與郡縣者，邏輯之偶名也，凡偶名，所涵舉一半，而余一半可喻。

1、秦朝“反封建”

延綿兩千余載的“封建論”，在成書于戰(zhàn)國的《管子》中已有顯示。

管仲學派主張，國君“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反對“分國”，認為向親戚“分國”的結果，必致“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這是“反封建”之論。

成書于戰(zhàn)國末的《呂氏春秋》，在肯定中央集權的同時，提出“眾封建”的建議，主張?zhí)熳泳犹煜轮?，“方千里以為國”，又按近大遠小原則分封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眾使寡”，達成天下安定。

這是以“封建”作為中央集權補充物的思路。而周末以降，主“封建”與主“郡縣”兩派論戰(zhàn)的正式展開，首先發(fā)生在秦代朝廷之上。

建國伊始，秦王朝面對一個尖銳問題：

何以處置傳襲久遠的封建制度？秦始皇主持廷議，討論治國方略，守舊、革新兩派意見對立，圍繞“封建一郡縣”兩制的優(yōu)劣、取舍，展開激烈辯論。

丞相王綰等向始皇帝建議分封諸子，以屏衛(wèi)帝位，其言曰：

“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鎮(zhèn)）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笔蓟实巯缕渥h于群臣，“群臣皆以為然”。

始皇帝認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遂采納李斯建策，分天下為河東、太原、上黨、南陽、右北平、九江、長沙、漢中等三十六郡，郡置守(行政長官)、尉（軍事長官）、監(jiān)（監(jiān)察官)。

每郡下屬若干縣，據考，秦時全國設縣一千左右。

公元前二一三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為之祝壽。博士、齊人淳于越進言：

“殷、周之王千余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若有反叛，“何以相救哉”？又說：“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主張恢復古封建制。

始皇將淳于越奏議提交廷議，丞相李斯回奏，力辟“封建”，指其不足為法，李斯接著提出焚毀《詩》、《書》、百家語，消滅私學的建策，并主張“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欣然采納，下令燒毀《秦紀》以外的史書，又坑死犯禁儒生、方士四百六十人。

司馬遷總結李斯業(yè)績時，稱其“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后無攻戰(zhàn)之患”。

發(fā)生在秦廷的“封建一郡縣”辯論，終止了“興滅國，繼絕世”的封建傳統(tǒng)，以郡縣制的大力推行作結，并引發(fā)了“焚書坑儒”。

“封建制”向“郡縣制”轉化，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與進步性，然這種轉化從開端處，便伴隨著污穢與鮮血。

2、漢朝“反封建”

漢文帝時，“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賈誼向文帝上《治安策》，認為實封諸侯導致分裂、反叛，“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為了防范眾諸侯聯手反叛，“天下圜視而起”，在《治安策》中，賈誼并沒有提出取消諸侯國的主張，而是建議不斷分裂藩國，使其勢力削減。

這便是《治安策》中的名論：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zh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并進，而歸命天子。

文帝采納其議，析分齊、趙二國。然而，就大體言之，文帝雖賞識賈誼文才，卻并不十分重視其政見，“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經過景帝時平定吳楚七國之亂，漢王朝的君主集權政治得以鞏固，然“封建制”的余緒猶存。

淮南王劉安主持撰寫的《淮南子》既肯認中央集權，所謂“四海之內，一心同歸”，又對異見紛呈的諸子之學分別給予正面評價，尤其推崇道家。

劉安在建元二年獻《淮南子》，時值武帝即位第二年，儒術獨尊尚未成為定制。武帝時年僅十七歲，朝政由其祖母竇太后掌理。竇太后尚黃老術，容許封建貴族政治存在。在此種條件下，《淮南子》一方面表示擁護朝廷集權，另一方面又主張保存封建諸侯國的相對獨立性，希望朝廷與諸侯國并行不悖，彼此相安。

書中設計其理想情景：

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

與求“多”的劉安同時的另一位思想家，求“一”的董仲舒的觀點大異。董仲舒推崇君主集權下的大一統(tǒng)，反復論證政權與文化的一元性：“唯圣人能屬萬物之一而系之元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

董氏還在《春秋繁露·基義》中申發(fā)“王道之三綱”，為君主集權制作理論論證。與董仲舒相對應，劉安則懷念“封建”，向往寬松開明的君主制，保留封建貴族政治的余韻流風。劉安說：“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zhí)者失之?！?/strong>

他所追慕的治國者是周公那樣的“行無專制，事無由已”的無為而治者，與秦漢強橫的專制帝王風格迥異。

劉安的《淮南子》是從宗法封建制向專制君主制過渡的歷史條件下的一種思想結集。由于劉安的思想與武帝進一步削藩、強化君主集權的大政取向相違背，《淮南子》終于被武帝所貶斥，劉安本人則因朝廷構置的陷阱，于獻書十余年后，因謀劃叛亂，而畏罪自殺。

3、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反封建”

至魏晉南北朝，隨著貴族政治的重新抬頭，為封建制辯護的言論復起。

曹魏大體取秦制，虛封而不實封。

對這種“虛封”深懷怨尤的宗室曹元首撰《六代論》，稱頌周代封建，但曹元首之議并未被魏文帝所采納。

直至東晉，還有人批評曹魏的一味虛封：“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p>

西晉司馬氏以曹魏無“封建屏障”，孤立速亡為教訓，廣封王侯，授予諸王在封國內選官、置軍的權力，貴族政治、莊園經濟抬頭。與之相應，出現褒揚“封建制”的輿論。文學家陸機（字士衡）喜談興亡、治亂、制度等切關宏旨的論題，撰《五等論》，援引商周古事，論“五等”（公、侯、伯、子、男)之制的長處：“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strong>稱封建制永葆生命（“不革于時”)。

他又以“封建制”對比“郡縣制”，認為郡縣官員“挾一時之志”，只求升遷，不惜侵害百姓；五等侯則因封國是自己的土地，人民是自己的屬民（所謂“眾皆我民”），故能惜土愛民，所謂五等之君為己而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

陸機據此力陳“封建”五等爵制的優(yōu)越性，指斥郡縣制的弊端。曹元首的《六代論》、陸機的《五等論》作為力主恢復“古封建”的名文，流傳廣遠，后之推崇“封建”的議論，多沿襲其說。

4、唐代的“反封建”

有著強烈做“圣主”意愿的唐太宗，曾十分迷戀“古封建”，企圖通過復歸三代井田、封建，博取不朽之名。

為此，貞觀二年太宗就“復封建”廷議群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不可；諫議大夫魏徵也說事善而不合時宜，有“五不可”說，委婉地加以勸阻；中書侍郎顏師古則主張封建與郡縣并行、王侯與守令錯處，實則也是勸止“封建”。

貞觀五年，監(jiān)察御史馬周上疏，“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力諫太宗吸取西漢“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教訓，不可對諸王“溺于私愛”，應預加節(jié)制，并以隋亡為鑒，少興徭役，勿行世封制。

唐太宗雖欲復封建古制，終因“大臣議論不同而止”，此亦成為太宗“兼聽則明”之一例。

初唐評議封建的代表作為上述李百藥的《封建論》、顏師古的《論封建表》，二文持論平允，大體傾向于抑制封建，主張“虛封”，不贊成“實封”。

史家李百藥《封建論》倡言“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認為非世襲、無定主的郡縣制才能夠確保朝廷安泰。其時太宗頗屬意于“裂土與子弟功臣”，而李百藥《封建論》上太宗，“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訓詁家顏師古《論封建表》指出，封建古制移至當代，“于理不合”，對受封王侯，應置官監(jiān)視，使之“不得擅作威刑”。

中唐李泌也有擱置封建的諫議。安史之亂平定后，唐肅宗問鄴侯李泌，重臣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其克兩京、平四海的勛業(yè)“無官以賞，奈何”？意欲封賞。李泌告以漢、魏、周、隋、初唐的歷史經驗，認為對功臣只宜“虛封”，不可“實封”，肅宗“曰善”。

后德宗繼位，仿周初尊姜子牙為“尚父”，亦尊郭子儀為“尚父”，同時罷其兵權，此亦對功臣不實封、只虛封的謀略。

唐代比較“封建一郡縣”優(yōu)劣短長的最著聲名的文字，當然是中唐思想家柳宗元的《封建論》，其對周初“封建”、秦置“郡縣”的前后得失有精辟點評：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尾大不掉之咎歟？…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wèi)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

鑒于唐中葉藩鎮(zhèn)割據，一時間“封國土，建諸侯”之議甚囂塵上，柳宗元力辟之，并質問道：唐王朝“大業(yè)彌固，何系于諸侯哉”，以為強化郡縣制方為鞏固唐室的正途。

柳氏一而再、再而三地言及“封建”并非“三圣”（指文、武、周公)意志的產物，而是社會趨勢所使然。這種論說的奧妙在于，消解“崇圣、信古”心理深厚的國人對“封建”的迷信。

而只有去除“封建”“圣人意”的光環(huán)，復歸其“時勢”生成的真實面目，“封建制”因時變更，以致被郡縣制所取代，方具有正當性。

5、宋以后“反封建”

柳宗元對于“封建”和“郡縣”兩種制度的生成機制及其優(yōu)劣，作了鞭辟入里的歷史主義論述，使“封建”一詞的含義更為明確，世代沿用不輟。

宋人蘇軾在《論封建》中稱：

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后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圣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參與司馬光修纂《資治通鑒》的宋人范祖禹，將柳宗元的“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之論加以申發(fā)，指出：“三代封國，后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猶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strong>從歷史大勢上評斷“封建”、“郡縣”之制。

明人楊慎在《丹鉛總錄》中說，柳宗元之論與圣人同調。該文引孔子《易》系辭以及孟子“天下惡乎定？定于一”之說，并推論曰：“使孟子生于秦漢之后，必取柳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指宋人胡瑗、胡寅一)，將麾之門墻之外矣?！?/p>

楊慎請出主張?zhí)煜隆岸ㄓ谝弧钡摹皝喪ァ保献樱﹣頌閺U“封建”、行“郡縣”作論證，也是精彩筆墨。

清初汪越著《讀史記十表》，多有關于“封建”的評議，其《讀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補》稱：

“論者輒謂封建不行，則三代之治不復。非也。自古有治人無治法，謂封建為圣王公天下之心則可，謂天下之治安系于此，則不然?！缰^秦以孤立速亡，夫以秦之暴，即封建得無亡乎！柳子厚謂秦之失在政，不在制，非過論也?！?/p>

可見直至晚近的清代，反對柳論的說法還有市場，汪越遂再度重申柳宗元的論斷。

晚清經世派學者多贊同柳宗元說。包世臣有“治平之樞在郡縣”的議論。

魏源在作“封建——郡縣”比較時，還指出兩種制度各有長短。“春秋以前，有流民而無流寇；春秋以后，流寇皆起于流民，往往宗社，痛四海…此封建長于郡縣者一也?！?/p>

他認為郡縣制有較堅固完備的體制抵御異族入侵，優(yōu)越于封建制的散漫，無力抵御外敵。

魏氏由此總論：

“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中夏之功臣；由后一說觀之，七雄、嬴秦者，罪在一時，功在萬世?！?/p>

可見，魏氏不僅洞察“郡縣制”的弊端，而且從長遠的歷史觀照出發(fā)，給予“郡縣制”的實施以高度評價。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