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后，中國陷入了五代十國君不君、臣不臣，“禮崩樂壞”的混亂局面。在這種混亂局面中，趙匡胤發(fā)動“陳橋兵變”，篡奪后周政權，并一統(tǒng)天下，建立宋 朝。新的統(tǒng)一的封建王朝急需新的理論來恢復五代以來受到嚴重破壞的等級秩序。講求君臣父子之道，看重等級名分的儒學，自然有利于統(tǒng)治。

　 　然而，唐末藩鎮(zhèn)割據(jù)以來長期君臣不分、不講三綱五常的分裂戰(zhàn)亂局面，已經使忽略主體道德自覺性的漢唐外王之學失去存在的依據(jù)，這決定了儒學要向內在化的 道德主體自覺發(fā)展，使倫理建設不僅表現(xiàn)在外在規(guī)范上，更植根于人們的自覺追求上。從而，宋代一心要治國平天下的儒生們繼承了韓愈、李翱重振儒學的努力方 向。

　　當時儒學的流派眾多政治主張，新學、蜀學、濂學、關學和洛學是當時的重要代表。他們主張用講究和諧統(tǒng)一、注重綱常倫理的儒家思想來指導現(xiàn)實的社會政治。其中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二程的洛學是北宋年間儒學發(fā)展的主流。

　 　宋神宗熙寧年間，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二程的洛學主張用“內圣”治國，一方面通過變化君臣們的“氣質”，造就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的人才；另一方 面著眼于收拾人心以杜絕人欲橫流。由于它以天理為本體和至善，所以在儒學發(fā)展史上他們的思想主張被稱為“理學”，也有稱之為“宋學”，西方人為了將這些思 想?yún)^(qū)別于以前的儒學，直接稱為“新儒家”（Neo-Confucianism），北宋時期，理學的理論的體系基本形成，主要概念已基本提出。

　 　然而真正將理學構造成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并真正使儒學發(fā)生重大轉折的，是南宋朱熹開創(chuàng)的“閩學”。他以儒學為主體，大膽地吸取佛道，融攝三教，建構了 一個龐大的系統(tǒng)完整的理學體系，朱子集北宋五子（周敦頤、張載、邵雍、二程）之大成，建構了系統(tǒng)完整的理學體系，增加了儒家哲學的思辨性。朱熹的基本思路 是，把儒家道德規(guī)范上升為天理，確認天理是萬物的規(guī)律，是人的價值目標，要求人們去人欲，存天理。

　　與漢唐相比，儒學的理論內容和特點都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對儒家經典的推崇上，宋代儒家從漢唐儒者注重“五經”轉而強調“四書”?！洞髮W》、《中庸》、《論語》、《孟子》并列為“四書”，宋代理學家無不 重視對“四書”的注釋，朱熹更是一生用功，精心結撰了《四書集注》。宋儒注經，不同于漢唐儒者之講求家法師法，過分追求名物訓詁，而主張以理解經，充分發(fā) 揮《大學》、《中庸》的心性義理。

　　2.在治民觀上，宋儒由漢唐強調外在“禮”的強制性命令，轉而將勢的威懾內化為人心的臣服。漢代以 “天”作為要求人們服從統(tǒng)治的依據(jù)和強制力量。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形而上學思維的發(fā)展，粗陋的天人感應說已經不能為人們接受，“天”的神圣性和權威性產生了 動搖，統(tǒng)治者借天發(fā)布的強制性命令也就越來越難以實施。對人身的強制失去了效力，征服人心便被提上日程。社會需要更為精致的思想理論來收拾人心。為了適應 這個需要，宋代理學家發(fā)展了傳統(tǒng)儒學中的心性學說，把漢儒推崇的強制命令內化為人的道德自覺，從而使儒學由外王之學轉化為內圣之學。他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客觀 的、絕對精神的本體——“理”，來代替漢唐儒學里人格化的“天”，并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一套較為精致的倫理哲學。

　　在這里，“理”既是宇 宙萬物的本原和普遍規(guī)律，又是人類社會的必然法則和最高道德準則，更重要的，“理”在當時是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規(guī)范。這樣，三綱五常的倫理與宇宙萬物 的規(guī)律合為一體，儒家的倫理規(guī)范和道德精神就上升到宇宙之理的本體地位，從而獲得了形而上學的普遍性與至上性。由此，理學家們不再需要像漢儒那樣去尋求外 在的權威來支持統(tǒng)治者對人民進行強制性管理，而是通過論證“性與天道合一”，“性即理”，肯定宇宙之理、倫理綱常是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人們只要向內挖 掘，“反求諸身”、“反躬自省”，就能恢復那被“氣質之性”所遮蓋了的“天地之性”，宋儒肯定了人的倫理自覺，為人們設計了一條從內在心性上下功夫以實現(xiàn) 其至善本性的道路，從而將封建倫理規(guī)范內化到人心，使人們自覺服從國家統(tǒng)治。這種重視人的倫理自覺，通過征服人心來穩(wěn)定社會、實現(xiàn)國家治理的思想，在當時 起到了收拾人心的積極作用。

　　3.宋代理學家們將天理內化為人性，肯定了人的倫理自覺，十分強調自我修養(yǎng)功夫。把格物致知的道德認知活 動作為自我修養(yǎng)功夫的首要之點。朱熹強調格物致知以“窮理”，意思是針對一事一物講明、探究其中的天理，人心本身是存在著“知”，但是“知”在開始是膚淺 的，需要不斷格物而深化。由于朱熹的修養(yǎng)論中涉及了認識的問題，因而，也引出了儒學思想上的“知”與“行”之間的關系，就朱熹的認為，是：知先于行，行重 于知，知行依存。

　　從宋儒建立的理論體系來看，到朱熹為止，確實已經建立了一個龐大而又精深的框架，對于以前的儒家思想有了完整的總 結，同時在新的歷史時期有了新的創(chuàng)造，從而使儒家真正擺脫了幾百年來的困境，重新恢復了權威和信心。但是，這些理學家在世之時，由于宋代政治上的朋黨之 爭，理學并沒有成為官方的學說。直到朱熹死后，其學術地位才逐步得到提升，從宋代開始才逐漸受到官方的重視，成為官方的學說。

(責任編輯：中國歷史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