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藏書當與私學興起有關，為了傳道、授業(yè)、解惑，讀書人和教書人當然需私藏一些書，孔子的“韋編三絕”，讀的一定是自己的藏書，否則怎能翻三復四地讀，而至于簡編散斷；又由于列國紛爭，諸侯羅織人才，讀書人各以才識自炫，要說動諸侯，說話就得有根有據(jù)，也應該有一些可資參考的藏書。蘇秦第一次游說失敗回家，“陳篋數(shù)十”重加鉆研，以求再搏，便是明證。因此，大致可定私藏始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兩漢以降，私人藏書日益發(fā)展，明清兩代，家藏萬卷已非侈談。清代學者無不藏書，其能稱家者幾為歷代藏家的總和。

　　私藏的聚集，不外二途，一是社會的動蕩，二是舊家的敗落。明天一閣的聚書就是因寧波原有五萬余卷藏書的豐氏敗落，藏書散失，鄉(xiāng)人范欽方能借此盡得其藏而建天一閣。清宋樓的佳本善刻，也是陸心源借太平天國起事，社會動亂，在江南大事搜求得來，甚至與丁日昌為竟購而齟齬。當代藏書家也多類此，如1949年和1980年是當代兩次聚書的機遇，當時由于公私藏書流散和社會動亂之余，人們對舊事務包括舊籍都有所忌諱，遂為有識者制造了機會。我有不少老少朋友多借此大量聚書而成新興藏書家。

　　聚書成家，大多自喜，往往忘掉人間正道是滄桑。聚與散是一對辯證存在的孿生物，他人的散才有你的聚，你若永世常聚，則后人又如何聚書成家。歷來的藏書家中有不少人執(zhí)迷不悟，妄想“子孫，寶之”，世代相傳。唐朝有一杜暹，聚書過程比較艱難，所以不愿散失，就在藏書上題了三句話說：“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圣道，鬻及借人為不孝?！鼻岸Z值得同情，第三句話是為杜絕藏書流散渠道而說的，未免一廂情愿，結果亦未能世代相傳。有的還弄些神道設教的傳說以警示后人，明代常熟脈望館趙氏藏書遭火災，于是有人就聽到武康山有鬼夜哭，說是趙氏先人為藏書喪失而哭。清代紀曉嵐曾經(jīng)與朋友譏笑過鬼哭一事，紀說我的藏書都蓋上藏章，即使藏書散失，人們也知道這是紀曉嵐的藏書，他的朋友馬上以“何必蓋章”來譏評紀曉嵐的欠通達，人都死了，書都散了，還計較是誰的書，有什么意義呢?所以有些大藏書家就另有思路，主張“得者寶之”。他們不是與他人共享知識，樂于借書和贈書，便是將書返還公眾，化私為公。漢末大儒蔡邕，藏書甚富，他的女兒蔡琰(文姬)也是大學問家，完全有能力繼承和維護好這份遺產(chǎn)，可蔡邕偏偏看中建安七子中王粲的才識，便舉所藏贈與王粲。一個一生聚書萬卷的人能在生前親贈藏書與用者，真是難有的胸懷。他以“散”留下了“藏”，為后世所艷稱。明末有位藏書家李如一就說過：“天下好書，當與天下讀書人共之?！泵鞔_表示要散知識于讀者，如果改為“當與天下人共之”豈不更好?清末紹興藏書家徐樹蘭與兒子共同建古越藏書樓，訂立規(guī)章，把家藏圖籍公開出借，化私為公，散而不散，徐氏所聚得完整地成為魯迅圖書館即后來的紹興圖書館的始基，備受后人尊敬。我在文革掃地時，曾撿到一份破得掉末，有七八葉的小書，最近請人修整，發(fā)現(xiàn)是梁鼎芬在宣統(tǒng)三年出所藏在梁氏祠堂所建“梁祠圖書館”的章程。序言中表明自己回故鄉(xiāng)廣東后，即籌辦“以所藏列之祠屋……以為省會學子求益之用”的圖書館，并訂立章程二十三條和觀書、鈔書、借書、讀書和捐書等五約，考慮得比較周詳。類此散法，還能找到一些例證。這是一種最佳的散法，值得效法。

　　我從少年時期，就夢想讀書和做學問。后來讀清代藏書家張金吾的《愛日精廬藏書志》序中有一句話：“藏書者，誦讀之資而學問之本也。”令我銘記終生。從讀高中起，我就隔三岔五到天津勸業(yè)場、天祥市場、泰康商場等書攤上去淘書聚書。解放之初，我借舊藏散出和書價走低又聚了一批書，主要有五洲同文版的廿四史，到上世紀60年代，大致估計，我已聚有萬余冊書，那時一門心思聚書，幾乎近于貪，沒有一絲想到散，萬萬沒有想到升平世界來了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要之舉是“掃四舊”，舊書當然是一舊，也在橫掃之列。紅衛(wèi)兵多次光臨寒舍，我所聚的書一次次地遭到洗劫，不是在門前付之丙丁，就是籍沒充公(或入私囊)，這是一次被動的“散”。劫后余書(包括日后象征性地發(fā)還查抄物資)僅剩線裝書數(shù)十冊，精平裝書不足千冊而已，損失達四分之三強，但依然沒有散的念頭，繼續(xù)發(fā)憤再聚藏書。又是三十幾年經(jīng)營，除了線裝書難以恢復收藏外，精平裝各書已聚有萬余冊，滿滿插架，時有自得之感，仍然沒有想過“聚久必散”的正理。直到前幾年，北京友人寄來我送友人的簽名贈書，并附一信說，在書攤上看到一大批某友人的藏書，其中有許多簽名本，偶然見到我的簽名本，即賤價買來贈我。這位受我贈書的友人逝世不久，我還寫了悼念文章，不意后人已如此快地將他的藏書散之市肆。據(jù)知他的后人不是什么不肖子，也是做點學問的，只不過專攻不同而已，是不是為騰居住面積而成架處理?我又從中國書店大眾收藏書刊資料目錄中，看到著名學者周一良、周紹良先生的藏書在拍賣，并特別標注“鈐有藏章”，用以提高標價，讓人不寒而栗，似乎感到身后又被出賣一次。不禁喟然一嘆!

　　這些小事，對我觸動很大。我有幾間屋的藏書，年齡已近九旬，生老病死已經(jīng)過了三個字，身后任其散失，何如生前自家料理，免得貽累子孫，自然地產(chǎn)生了主動散書的念頭。我曾把這打算和一著名藏書家交流，這位忘年友曾以辛勤經(jīng)營所得，摒棄聲色犬馬，癡情于聚書。我向他講聚散之理，他很通達，說他的聚書是一種“玩趣”，以后如何，聽之而已。中年人尚且如此豁達，我又何所惜。于是決定親手散書?；綖楣?，捐贈社會，不失為上策，但大圖書館不捐，因為它們藏書豐富，無需錦上添花，怕落到巴金捐書被剔舊處理的命運，如是那樣，還不如讓家屬用藏書換幾個零用錢。最后決定送還故里，把書贈我故鄉(xiāng)——浙江蕭山。我提出這一愿望，立即得到當?shù)卣猓⒀杆俾鋵?。他們在當?shù)匦陆?萬多平米的新圖書館中，劃出一塊區(qū)域，建立我的專藏圖書館，接受我的手稿、著述和藏書，并因我藏書中有相當分量的方志，又在史志辦公室下另立一方志館。與此同時，紹興有一失地農(nóng)民，志在普及農(nóng)村文化，向我求助，我也承諾贈書。我僅留下我尚需閱讀與參考者外，先后捐贈了藏書的大部分。如此這般，我實現(xiàn)了不散之散的心愿，為自己一生鐘愛的聚書找到穩(wěn)定的去處，讓我的藏書終得其所，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免得日后流落街頭。至于剩下的小部分藏書，家人已承諾，一定會遵照我的囑托辦理。兩全其美，不亦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