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美國歷史考古學創(chuàng)始人狄茲（James Deetz, 1930-2000）在紀念泰勒（Walter Taylor）的學術成就時，討論了編年史、民族志與考古學的關系，第一次提出“Archaeography”一詞，意指對古代實物遺存的客觀記錄與文化描述，類似于歷史學家所做的編年史（historiography）、民族學家所作的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它們分別是根據(jù)文本、民族志材料和古代實物材料研究人類社會的方法，是歷史學、民族學和考古學研究的基礎。而對人類文化的綜合研究則有賴于更高層次的理性思考，如歷史學（history）和以“l(fā)ogy”（有“理性思辨”的涵義）結尾的ethnology（民族學）、archaeology（考古學）等。

       次年，狄茲在巴爾的摩召開的第一次美國考古學大會上發(fā)表主題演講，針對當時各種考古學理論雜陳紛爭的現(xiàn)象，重申了“Archaeography”一詞的涵義：“至于Archaeography，我指的是基于地下或地上實物資料的文化描述，類似于民族志的描述。它與研究文化整體的考古學之間的關系，正如民族志與民族學一樣。”他進一步解釋，雖然實物資料背后的歷史與文化進程是歷時的（diachronic），但實物本身都是共時的（synchronic），在研究文化進程之前必須考慮實物的共時狀態(tài)，因此，考古學家需要花費大量精力以獲取共時的田野資料，如果是歷史考古學家，還需要查閱大量歷史檔案與文獻，這些工作的成果是未來進行人文或科學闡釋的基礎。

       “graphy”意指記錄，根據(jù)狄茲的解釋，不妨將archaeography譯作“考古志”，它與考古學（archaeology）之間的差異類似于民族志（ethnography）與民族學（ethnology）、圖像志（iconography）與圖像學（iconology）。在這幾個與考古學密切相關的學科里，民族志是通過田野方法，對特定民族（人群）的觀察、參與、記錄與文化描述，從生活方式、經(jīng)濟關系、家族制度、宗教儀式等方面理解該民族的整體概貌，而民族學是對若干民族的全面比較和綜合考察，研究民族的發(fā)展進程及文化的運作方式。圖像志著重對圖像的描述和分類，以揭示某種母題在特定時空中的呈現(xiàn)方式、題材和意義，而圖像學則是綜合運用歷史學、考古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法對圖像內涵的綜合闡釋，以揭示圖像的發(fā)展演變進程及原因。

       顯然，以“graphy”結尾的考古志、民族志、圖像志和以“l(fā)ogy”結尾的考古學、民族學、圖像學的差別是：前者著重于個案的文化描述，從共時的角度來觀察人類社會；后者則強調文化的比較和綜合的闡釋，從歷時的視角來觀察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進程。

       狄茲提出考古志與考古學之別，主要針對美國20世紀60年代以來考古學重理論方法而輕個案研究的現(xiàn)象，當時以新考古學為代表的各種考古學理論層出不窮，每個人都因提出新的理論而“著名15分鐘”，但“每個人的可信度只能持續(xù)30分鐘”。他認為考古志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是不可逾越的階段，任何理論方法都必須始于共時的文化描述，然后才是歷時的文化闡釋。

       中國考古學的情況與美國大不相同，豐富的考古遺存和深厚的金石學和史學傳統(tǒng)孕育了重實證的中國考古學，但也缺乏綜合闡釋和理論建樹。正因如此，中國考古學在相當長時間里都是作為歷史學的附庸而存在，主要為史學研究提供輔證，在進行綜合的文化闡釋時往往力不從心，這個特征在歷史時期考古研究中尤其明顯。目前中國考古學已經(jīng)有了豐富的資料積累，也依靠實物資料建立了粗線條的編年體系，重提考古志與考古學概念，或有助于明確考古研究的途徑與方向，讓考古學有意識地邁向綜合的文化闡釋階段。

       考古志與考古學可以視為考古研究的兩個層次：考古志是第一層次，是考古研究的基礎，是整理和分析材料的手段，包括資料的獲取與整理、定性與定量分析、年代和文化屬性判斷、時空譜系的構建等，是一種較為機械而客觀的材料處理過程，帶有自然科學的性質；考古學是第二層次，是考古研究的目標，是將實物資料與人類行為模式、思想觀念的聯(lián)接，是對文化進程的綜合闡釋。只有當考古志成果積累到相當豐富的程度，借助歷史學、民族學、藝術史等學科的方法，才可能從歷時的角度思考人類行為和思想觀念的發(fā)展進程，這是作為人文學科的考古學的最終目標。

       其實關于考古學的層次問題，在中國考古學的定義里早有明確表述。1984年夏鼐給考古學的定義是：“考古學是根據(jù)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來研究人類古代情況的一門科學，……作為一門歷史科學，考古學不應限于古代遺物和遺跡的描述和系統(tǒng)化的分類，不應限于鑒定它們的年代和確定它們的用途（即功能），歷史科學應該是闡明歷史過程的規(guī)律”。夏鼐明確提出考古研究不應止步于考古志的研究，而應“闡明歷史過程的規(guī)律”，即歷時的文化闡釋；對這種規(guī)律的揭示也不僅限于物質文化，而是“通過物質遺存的研究以了解古代社會的結構和演化，即所謂'社會考古學’（Societal或Social archaeology），和美術觀念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歷史”。夏鼐將考古學的目標明確為歷時的研究（了解古代社會的結構和演化），同時強調考古學應揭示觀念、信仰等精神文化的歷史。

      在中國考古學著作里，極少以“考古志”自稱，臺灣光復前后日本人在臺灣所做的考古工作被編寫為《臺灣考古志》，主要是對臺灣史前遺跡發(fā)現(xiàn)與發(fā)掘情況的記錄與描述，類似于當今的考古報告。雖然也有對文化的分期研究，但僅限于對個別文化現(xiàn)象的討論，基本上屬于共時的研究，并沒有綜合的分析與歸納，沒有對整個臺灣史前文化的進程進行闡釋。這樣的考古志有些類似于正史里的蠻夷志、天文志、地理志等，側重于記錄，而不涉及文化進程的闡釋，尤其不涉及思想觀念等精神文化領域的探究，因此，它只是考古志，而不是考古學的研究。

      在中國考古學的近九十年歷程里，大部分工作屬于考古志的范疇，從考古調查、發(fā)掘到類型學分析、對特定考古學文化的定性與定量分析、對圖像的描述與闡釋等，都是以共時的視角觀察遺存所反映的人類社會，所揭示的只是古代社會的一個點或一個片段。只有當考古資料積累到相當豐富的程度，或當考古志的研究達到一定的廣度和深度時，才可以綜合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歸納、綜合和文化進程的闡釋，才進入考古學的研究。

       在中國史前考古里，經(jīng)過了考古志范疇的資料積累、文化屬性研究、區(qū)系類型研究，建立起了基本的史前文化序列和譜系，開始了綜合運用多學科理論和方法來闡釋文化進程的研究，如被譽為“中國考古學的一個里程碑”的蘇秉琦文明起源研究、當今如火如荼的早期國家形態(tài)研究等，即是超越了考古志范疇的具有歷時意義的考古學研究。

      中國歷史時期考古的起止年代一般指從商代至清末，即有文字以來的古代歷史，這個時期的考古研究比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考古要復雜得多。強大的政治因素、曲折的歷史進程、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決定了歷史時期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復雜性（徐蘋芳對歷史時期考古學文化分區(qū)復雜性的討論，實際上也闡明了歷史考古學研究的復雜性：一是強大的政治因素在文化的發(fā)展中起了決定性作用，二是歷史發(fā)展更加曲折、社會現(xiàn)象更加復雜），使得歷史時期的考古志和考古學研究之路更加復雜。

       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初，考古研究有著明確的重建古史的目的，如1926年李濟在山西夏縣所作的“夏墟”探索工作、1928年在傅斯年倡導下開始的殷墟發(fā)掘等，都是為了重建夏、商的歷史。由于中國考古學孕育于深厚的金石學和史學傳統(tǒng)，也由于顧頡剛“古史辨派”疑古思潮的影響，中國考古學一開始就被賦予了證史、補史重任，即為歷史研究提供素材，正如王國維所倡導的“二重證據(jù)法”、傅斯年所倡導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考古學家扮演了史料建設者角色。

       在中國考古學發(fā)展的初期，確實取得了很多令歷史學家興奮不已的成果，如甲骨文和殷墟的發(fā)現(xiàn)、敦煌藏經(jīng)洞的文書、西北漢晉簡牘等，但在當時學者看來，這些出土文獻與內閣大庫之元明檔案的作用是一樣的，只是證史和補史的新材料，如王國維所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jù)以補證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考古新發(fā)現(xiàn)不過是增加了向所未見的新史料，或加深了對歷史某一點或某個片面的認識，還無法以實物資料建立獨立的編年體系，遠不足以進行歷時的文化闡釋，因此只能是考古志的研究。

       帶有證史傾向的考古志研究在相當長時間里是中國考古的主流，無論在實際考古發(fā)掘中，還是室內的研究中，都以獲取新材料為目的，如最初的殷墟發(fā)掘就是以尋找甲骨為目的，青銅器的發(fā)現(xiàn)已令學者們喜出望外，但對其他遺跡或遺物還無暇給予更多關注，以致出現(xiàn)了重文字而輕實物、重貴重品而輕普通品、重遺物而輕遺跡、重物質文化而輕精神文化的現(xiàn)象。證史傾向使得中國考古研究長期無法從歷史學中獨立出來而停留在考古志階段。

       20世紀三四十年代，蘇秉琦對寶雞斗雞臺遺址的陶鬲進行研究，根據(jù)陶器的造型和紋飾進行分類，分析了殷商、先周、先秦文化的淵源問題，從考古學上證實了王國維等所持的殷、周、秦不同源而自成體系的推想。盡管蘇秉琦的工作仍有證史的傾向，但已擺脫了對文字材料的依賴，僅從器物本身的形態(tài)演變規(guī)律推定文化的發(fā)展軌跡，1948年發(fā)表的《瓦鬲的研究》標志著類型學的成熟，是以考古所獲實物研究歷史進程的重大突破，可以稱得上是考古志向考古學的升華。

       1949年以后，全國范圍的考古發(fā)掘逐漸展開，考古材料迅速積累，對不同類別實物材料的考古志研究也在深入，考古學方法論也在緩慢地進步，取得了很多歷史考古學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陳公柔、徐蘋芳在60年代初對居延漢簡的研究是這方面的典型范例，他們將1930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居延烽燧遺址出土的500多枚簡牘進行了考古學分析，結合《漢書》提供的居延屯田線索，全面論述了漢代在居延屯田的史實，超越了傳統(tǒng)史學對于漢代邊塞制度的考證。此外，俞偉超和高明關于周代用鼎制度的研究、俞偉超關于楚文化發(fā)展歷程的總結、宿白關于隋唐兩京布局的討論、鮮卑遺跡的考察、云岡石窟發(fā)展的進程等，都是基于考古發(fā)現(xiàn)對文化進程的闡釋，代表了20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歷史時期各類別考古學研究的新進展。

       蘇秉琦以類型學為主要內容的陶鬲研究雖然擺脫了對文字材料的依賴，但仍以歷史文獻記載的殷、周、秦族源為線索，研究結論也需考慮與歷史學的結論相符。陳公柔、徐蘋芳、俞偉超、宿白等對漢代屯戍歷史、周代用鼎制度和楚文化、鮮卑遺跡、城市發(fā)展史、石窟藝術的研究，也都是在歷史學提供的大框架下進行的，對文化進程的闡釋也要大量借助歷史文獻的記載。

       考古實物資料是通過一套特殊的科學方法獲得的，各類實物遺存之間是彼此聯(lián)系，又有規(guī)律可循的，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相比，不但更真實，也更具體；但是考古資料的獲得帶有很強的偶然性，資料又是殘缺和片面的，并不能直接解釋文化發(fā)展的進程，但歷史上的王朝更替、制度變革等史實能為我們提供歷史發(fā)展的基本脈絡，大量的史學研究成果也能防止我們對考古材料的闡釋誤入歧途。

       另一方面，考古學在一直不斷地為史學研究提供營養(yǎng)和拓寬視野，殷墟的發(fā)掘、陶鬲的研究將地下新材料從文字擴展到非文字；居延漢簡的考古學研究不但充實了歷史學所重的屯戍制度史研究，而且從埋藏環(huán)境和各類遺存之間的關系獲得了更全面的漢代西北屯戍史信息；對用鼎制度的考察廓清了《周禮》所記制度的模糊不清，通過用鼎隨葬的實際情況闡明了周代禮崩樂壞的具體進程；通過隋唐兩京城市布局的研究總結了城市形態(tài)演變的規(guī)律，將對都城史的關注擴展到普通城市；石窟寺的考古學研究擴展了歷史學和美術史的佛教史研究視野。

       歷史與考古的結合推進了歷史學的研究，不但重建了古代史的時空框架，也擴寬了古代史研究的視野，開啟了古代史研究的無窮天地，“將來杰出的古代史研究，恐怕非要建筑在考古學之上不可”（杜正勝）。

       對歷史時期的考古研究來說，考古與歷史的結合是基本的方法論，無論是個案的考古志研究，還是綜合的考古學研究，需要遵守的一個重要原則是：考古材料與文獻的互證，考古研究和與史學研究的互補。

       編年史學（historiography）主要解決歷史發(fā)生的時間性問題，歷史地理主要解決歷史發(fā)生的空間性問題，二者都是歷史學研究的基礎。歷史時期的改朝換代和行政區(qū)劃雖然能夠提供基本的時空框架，但它只是粗線條的，更何況傳統(tǒng)史學向以華夏為本位、以中原為中心，所描繪的古代社會時空框架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實的古代社會。當考古資料積累到一定程度，考古志研究達到一定深度，就可以依靠實物資料來構建基本的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如史前考古研究中，蘇秉琦將新石器時代文化分為六大區(qū)系、嚴文明將新石器時代文化分為旱作、稻作、狩獵采集三大經(jīng)濟文化區(qū)，構建時空框架是進一步的文化闡釋的基礎，“是考古家送給古史學者的大禮物……借由各種文化類型的內涵，史家不但可以重建古代各地區(qū)的文化上，也可以認識各族群的文化交流”（杜正勝）。

       依靠實物資料構建時空框架，不但是史前考古學研究的基礎，也是歷史時期考古學綜合研究的必由之路，否則歷史考古研究只能局限于正史所記的改朝換代和行政區(qū)劃的時空框架內。

      構建考古遺存的時空框架即分區(qū)與分期研究，它是由考古志轉向考古學的重要階段，主要是對實物遺存的共時性歸納。我們雖然無法以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對墓葬、器物、圖像、石窟寺、古代建筑等進行分區(qū)研究，但它們都是某個時期特定的政治因素、地域文化傳統(tǒng)的產(chǎn)物，因此可以參考正史相關志書的記載、歷史學研究成果，來構建較為可靠的歷史時期物質文化分區(qū)體系。例如，在做西漢墓葬分區(qū)時，可以參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班固《漢書·地理志》根據(jù)經(jīng)濟、地理、文化傳統(tǒng)等因素所做的文化分區(qū)，墓葬分區(qū)結果與古人文化分區(qū)的情況是基本相符的（徐蘋芳）。

       今人的史學成果同樣是歷史時期考古志研究不可忽視的學術基礎，如周振鶴復原了西漢二百年間郡國一級置廢離合的全過程，認為西漢初期東部十王國與西部十五漢郡之間判然有別，武帝之后在西南、西北、嶺南、東北新擴的疆域又自成獨立的體系（周振鶴），這些成果不僅是做西漢諸侯王墓考古志研究的參考，也有助于我們理解西漢區(qū)域文化的動態(tài)變遷過程。

      分區(qū)研究是考古志研究的高級階段，在此基礎上可以進行文化的分期研究，以闡明文化的發(fā)展進程，迄今歷史時期考古資料較為豐富的時代（如漢、魏晉南北朝、唐、宋遼金），已經(jīng)基本完成了考古的分區(qū)與分期工作，主要年代和地區(qū)的時空框架依靠實物資料得以構建完成（如張小舟、權奎山、黃佩賢、李梅田、韋正等均有論述）。但是目前大多數(shù)的分區(qū)與分期研究都是側重于物質文化方面，很少涉及精神文化領域，還無法對實物遺存反映的人類行為和思想觀念的發(fā)展進程做出系統(tǒng)的闡釋，離考古研究的第二層次—考古學研究還有一定的距離。

       要使考古學成為真正的人文學科，僅僅探討物質文化是不夠的，而應充分吸收其他人文學科（尤其是歷史學）的研究成果，研究途徑上不僅僅是實物與文獻的互證，也應該是考古學與歷史學的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