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11 龍門古陽洞景明四年造像銘記

第二，遷洛以后，對云岡開窟的實力，應作如實的估計。自曇曜開窟迄孝文南遷，云岡興建大型窟室已有三十五年之久，可以推測，通過長期工程的鍛煉，已培育出大量技藝力量和積累了大批各種佛教形象的設計資料。這批人才和資料，在遷洛初期，新都忙于經營宮殿衙署之不暇和孝文規(guī)定“都城制云，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逾矩”（《魏書·釋老志》）的情況下，估計不會大量遷運洛陽，所以洛陽附近可以肯定開鑿于孝文時的窟龕造像，只有龍門古陽一洞和其北側的彌勒一龕?！按懊髦酰⒂蟹附９适雷谘鲂尴戎?，爰發(fā)明旨,（洛陽）城內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其希覬”（《魏書·釋老志》）。此時，龍門工程雖有擴展，如《釋老志》所記:“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于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505）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508-512年），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鑿窟數(shù)量只有三座。用工多，特別是正始中以前主要是斬山工程；即使到正光四年停工時，三座窟實際僅完成了一座，即今賓陽中洞，其他兩座的雕像工藝并未進行多少。因此，可以推知至少在永平之前，伊闕工程并不需要太多的雕刻術藝。所以，平城技藝這時有可能還未顯著削弱，云岡石窟此后仍有興建。《續(xù)高僧傳·魏釋超達傳附僧明傳》記:“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其時約當宣武、孝明之際（《續(xù)高僧傳·魏釋超達傳附僧明傳》記此事的全文是：“借明道人為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為賊，收數(shù)百僧互系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纏，從頭至足，剋明斬決。明人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禱彌切，及曉，索然都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jiān)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也。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反，遂一時釋放。”按北魏沙門之變，據(jù)《魏書》所記孝文時三起：延興三年（473），太和五年（481），太和十四年（490）。宣武時三起：永平二年（509），三年，延昌三年（514）。孝明時二起：延昌四年（515），熙平二年（517）。因知六世紀初，即宣武中期以后迄孝明之初這階段次數(shù)最多，其中以延昌四年“六月外沙門法慶聚眾反于冀州，殺阜城令，自稱大乘”（《魏書·肅宗紀》），有“眾五萬余”（《北齊書·封隆之傳》），影響最為廣遠。僧明故事，或與此有關），北臺即指平城，北臺石窟寺系與《魏書·肅宗紀》所記洛陽伊闕之“南石窟寺”相對而言，可見當時北魏朝野對云岡石窟猶甚重視，云岡之衰尚在其后。

第三，孝明以來洛陽佛寺工程急劇擴大與平城、云岡的衰落。《魏書·釋老志》記：“神龜元年（518）冬，司空公、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比日私造（寺舍），動盈百數(shù)?！汲侵屑肮刂畠葯z括寺舍，數(shù)乘五百，空地表剎，未立塔宇不在其數(shù)?！裰?，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造溢屠沽之肆?！甭尻柗鹚轮?，始于孝明，《洛陽迦藍記》所記規(guī)模較大的寺院，大都興建于此時；龍門開鑿窟龕之盛，也正出現(xiàn)于此時?！段簳っC宗紀》記熙平二年（517）冬十月乙卯所下停止北京居民南遷之詔書中，特別標出：

門才術藝應于時求者，自別征引，不在斯例。

這不僅說明當時洛陽興建急需“門才術藝”，更重要的是明確表明一直到熙平末年平城還有較多可供征引的“門才術藝”。云岡工程衰微疑與此詔所記“自別征引”有關。

正光四年（523），柔然主阿那瓌“入塞寇抄”（《北史·蠕蠕傳》），“南過至舊京”（《魏書·天武五王·臨淮王譚傳附孫孚傳》），“驅掠良口”（《北史·蠕蠕傳》）和“孝昌初（525），近鎮(zhèn)擾亂，侵逼舊京”（《魏書·楊播傳附弟津傳》）兩事，更使平城與云岡進一步衰落。孝昌二年（526）七月“魏仆射元纂以行臺鎮(zhèn)恒州。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寇恒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資治通鑒》梁普通七年），平城郭邑遂遭荒廢。時“北鎮(zhèn)紛亂，所在蜂起，六鎮(zhèn)蕩然，無復蕃捍”（《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高涼王孤傳附六世孫天穆傳》），阿那瓌稱雄漠南，“統(tǒng)率北方，頗為強盛”（《北史·蠕蠕傳》），云岡第18窟窟口西側 “大茹茹”造像銘約即刊刻于此時。此后云岡不見記載百有余年，直迄《金碑》所記“貞觀十五年（641）守臣重建”前后，才又出現(xiàn)于唐初僧人撰述中（參看《<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注二七]）。

上述三個問題，大致說明了云岡第三期窟室出現(xiàn)的歷史背景。遷洛后，皇室在云岡的大型窟室工程中輟，而大批留居和夏來的親貴，中下官吏以及邑人信眾充分利用平城舊有的技藝和資料，在云岡開鑿了大量的中小窟室。云岡第一期無中小窟室，第二期為數(shù)也甚少，所以第三期盛行雕鑿的大量中小窟室，即使起步于以前設計的基礎上，也必然要有新的創(chuàng)造。同時，冬居洛陽的親貴更深染華風，重視中原事物，所雕窟龕進一步漢化，亦是意中之事。因此，云岡第三期樣式，自然又不同于第二期。值得注意的是，云岡第三期模式與洛陽地區(qū)北魏窟室的關系。

洛陽地區(qū)開始興建石窟，主要參考云岡。孝文、宣武時期開鑿的龍門古陽洞摹擬云岡第二期窟室。宣武以來開鑿的賓陽洞，有明確記錄的是“準代京靈巖寺石窟”（《魏書·釋老志》），即云岡石窟，這都是一般所公認；但此后孝明時期開鑿的大批中小窟室的淵源卻少有論及。洛陽地區(qū)孝明時期開鑿的中小窟室，主要有接近方形平面或方形平面的三壁設壇和三壁三龕兩種形制；亦即云岡第三期的B型窟和C型c式窟（參看本書《洛陽地區(qū)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上《龍門北朝洞窟開鑿次第》一節(jié)）。云岡這兩種形制窟室的出現(xiàn)都比洛陽為早；而且在窟室形制、布局、佛像組合、形象造型以及細部裝飾等方面的發(fā)展變化，云岡不僅早于洛陽，更重要的是，其演變程序完整、清楚，與洛陽頗多突然出現(xiàn)或消失的情況不同，這就更有力地說明了變化的來源，主要出自云岡，而不是云岡較多地接受了洛陽影響。關于這個問題，將另文詳述，現(xiàn)略舉幾項較顯著之例如下：

一、三壁設壇窟，在云岡可以看到它的出現(xiàn)與A型窟關系密切，如第23窟（22），又可以了解窟形向方形發(fā)展的趨勢。在洛陽龍門這種窟形來源、發(fā)展俱不清楚，遠離龍門的新安西沃第1窟似乎才提供了它的發(fā)展趨向（參看溫玉成《河南新安縣西沃石窟》，刊《考古》1986年2期）。

二、分層布龕的壁面布局，在云岡的演變是從第二期的第7、8窟到第三期的C型窟。C型c式窟即三壁三龕窟，其來源雖亦有A型的因素，但主要還是屬于C型。分層布龕的布局在洛陽龍門古陽洞、蓮花洞之后，即不清楚；很難和洛陽地區(qū)盛行的三壁三龕窟聯(lián)系起來，因而給人以洛陽的三壁三龕窟似乎是突然出現(xiàn)的感覺。

三、三壁設壇窟，三壁三龕窟的佛像組合，云岡第三期以釋迦多寶為主像者尚多，三壁三龕窟在云岡第三期也還有以交腳彌勒為主像的。洛陽地區(qū)除龍門彌勒洞外已皆以釋迦為主像（洛陽地區(qū)以交腳彌勒為窟室主像的只有龍門彌勒洞一例。該洞窟室形制是后壁設壇方形窟，參看《洛陽地區(qū)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洛陽三壁三龕窟的彌勒坐姿的交腳形式也有了改變（參看呂采芷《北魏后期的三壁三龕式窟》，刊《中國石窟·云岡石窟》二）。

四、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五尊像的出現(xiàn)，在云岡較早是弟子列在菩薩之次，如第13:10（13F）、33等窟；然后才出現(xiàn)菩薩列在弟子之次，如第 5:39、35、40:4（39E）等窟（云岡一佛二菩薩的造像組合之后，曾一度出現(xiàn)不規(guī)則的情況，第6窟最為典型：該窟塔柱南西兩面下層龕內，兩弟自位于脅侍菩薩內側；西東兩壁上層中室，菩薩位于龕內，弟子立于龕外（第9窟前室后壁中層西側釋迦多寶龕外兩側各立一弟子，但與其相對的中層東側釋迦多寶龕外兩側又各立菩薩）；西壁下層南龕和南壁下層西龕外側，弟子又與蓄發(fā)供養(yǎng)者相對置?？梢娖鋾r造像組合尚未定型，故有此多種多樣的安排。其后不久，始多見先菩薩后弟子的序列；再后該序列又逐漸為菩薩列于弟子之次的布置所代替）。洛陽沒有這個發(fā)展過程。

五、窟室前壁窟口兩側各雕一立佛，云岡淵源于阿輸迦輸土因緣（西）與立佛（東）并列，如第19窟之例。第三期尚多仍此制，如第5:11（5A）窟；亦有儒童本生（西）與立佛（東）并列者，如第35窟。單純的并列立佛如第5:10（5B）者，數(shù)量甚少；此外屬于A型窟室的第12:3（12F）、13:29（13a）窟東西兩壁外側各置一立佛，應是其變例。而洛陽地區(qū)三壁三龕窟前壁的立佛，都是單純的立佛形式。

六、云岡石窟造像形象從雄健而豐滿，演變到第三期的清秀，服飾的發(fā)展變化和衣襞的日益繁雜等，先后次第脈絡清晰。洛陽初則雜然并陳，繼則變化驟然。

七、裝飾紋樣可以龕面為例，云岡的華繩、獸面和寶帳龕飾，都從第二期起逐漸發(fā)展到第三期。洛陽則缺乏早期形式。

以上情況可以表明，從窟室形制到細部裝飾，凡云岡、洛陽所共同具有的，主要應源于云岡。當然也不排除在云岡第二期窟室進一步漢化時，吸取了某些中原因素，但從窟室整體觀察，應該考慮洛陽地區(qū)北魏窟室式樣，無論孝明以前，抑孝明以后，其主要來源應是云岡，而洛陽孝明以后的北魏窟室的主要特征，應屬于云岡石窟的第三期樣式。至于洛陽地區(qū)窟龕雕藝精湛，表現(xiàn)細膩，這是由于兩地石質的差別，云岡砂巖是不能產生洛陽堅致的石灰?guī)r的效果的；況且這種今天看到的雕刻的精粗，在當時繪飾敷彩的情況下，應是無關緊要的。

云岡石窟是新疆以東最早出現(xiàn)的大型石窟群，又是當時統(tǒng)治北中國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國技藝和人力、物力所興造，即使從第二期開始不完全是皇室工程，但大型窟室的開鑿者除皇室外，也還多出自北魏親貴。因此，它所創(chuàng)造和不斷發(fā)展的新模式，自然成為魏國領域內興鑿石窟所參考的典型。所以，東自遼寧義縣萬佛堂石窟，西迄陜、甘、寧各地的北魏石窟，無不有云岡模式的蹤跡，甚至遠處河西走廊西端、開窟歷史早于云岡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參看《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雜考》四《從新發(fā)現(xiàn)的繡佛估計現(xiàn)存最早洞窟的年代》，此文已收入本論文集）。云岡石窟影響范圍之廣及其影響延續(xù)時間之長，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擬的。這種情況，恰好給我們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對我國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紀后半葉到7世紀前半葉）進行排年分期的標準尺度。因此，云岡石窟在東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對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東方早期石窟的關鍵；對它研究的深入與否，直接影響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們應在總結過去成績的基礎上，踏踏實實地對云岡石窟進行細致的分析、綜合和比較研究，這樣才能使進一步探索東方石窟的工作出現(xiàn)一個新的開端。

1987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