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和法國之間關于漁業(yè)領土的爭端迅速升級。10月28日星期四，法國當局拘留了一艘英國拖網漁船，英國立即召見法國大使進行會談。

更大的問題是，根據(jù)新的脫歐安排，現(xiàn)在需要許可證。法國漁民抱怨說，他們的許多許可證申請都被拒絕了，尤其是被澤西島的官員拒絕了。法國政府威脅要讓英國的漁業(yè)公司以牙還牙，可能會禁止英國漁船進入法國港口，甚至切斷海峽群島的電力供應。與此同時，英國政府威脅要采取報復性措施。英國已經讓皇家海軍船只處于待命狀態(tài)，以防法國漁民試圖封鎖這些島嶼。關于解決這個問題的討論似乎毫無進展。

這些事件發(fā)生在此前英國退歐談判期間的抗議和對峙之后，但它們由來已久。最明顯的對比可能是20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的“鱈魚戰(zhàn)爭”，當時英國的角色發(fā)生了逆轉。當時，冰島終止了與英國的先前協(xié)議，并將英國漁民排除在冰島領海之外。

然而，有關捕魚的沖突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這些圍繞領海和海洋資源的爭論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這些問題仍然是現(xiàn)代國家認同的標志性問題，以及為什么兩國政府做出了如此戲劇性的回應。

例如，在17世紀早期，荷蘭共和國擁有歐洲最大的捕魚船隊。一位蘇格蘭律師William Welwood寫道，他們在北海的過度捕撈威脅到了該地區(qū)的海洋資源。但是英國統(tǒng)治者的利益更多的是經濟利益而不是生態(tài)利益。他們想分一杯羹，挑戰(zhàn)荷蘭的統(tǒng)治地位。于是當時的英國國王試圖強加新牌照和荷蘭漁船稅, 但皇家海軍在當時資金不足、裝備不足、效率低下的情況下執(zhí)行這一政策的努力近乎一場鬧劇。荷蘭的船只確實繞過了他們的英國追擊者。

在那個世紀后期，英國和荷蘭為爭奪商業(yè)和海上霸權進行了三次戰(zhàn)爭。因此，這些捕魚政策是當時有關海洋主權的廣泛爭論的一部分。這是一場成為現(xiàn)代國際法基礎的辯論。

這場爭端始于荷蘭律師兼外交官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他寫道，沒有人能控制海洋，也沒有人能阻止他人捕魚和貿易。格勞秀斯的著作《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針對的是葡萄牙帝國，當時葡萄牙帝國正試圖阻止荷蘭人在印度洋進行貿易。然而，他的思想在英國也很不受歡迎。

在斯圖亞特王朝君主的鼓勵下，Welwood和其他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律師和議員John Selden，回應了格勞秀斯對英國領海的防衛(wèi)。塞爾登頗具影響力的《Mare Clausum》挑戰(zhàn)了格勞秀斯的觀點，并引用歷史例子來說明為什么國家有權主張部分海域的主權。塞爾登回到了羅馬和希臘，提到了像威尼斯這樣的當代國家，并在中世紀的英國歷史中搜尋合適的，但往往是可疑的先例，包括撒克遜國王阿爾弗雷德。塞爾登在許多撒克遜編年史上都記載了阿爾弗雷德的造船計劃，但這些記述很可能被夸大了。阿爾弗雷德的海軍活動遠沒有他的同情者所描述的那么成功。

然而，即使是流行文化也涉及到改寫歷史，以證明英國對這片海域的主權。著名的歌曲“統(tǒng)治，大不列顛!（Rule, Britannia!）”這句話寫于18世紀，是宮廷假面舞會的一部分，再次把阿爾弗雷德描繪成一位海軍英雄，據(jù)說是他引領英國走向海上的命運。

這些想法當然很容易被權力政治（realpolitik）操縱。當荷蘭人反過來試圖阻止英國人在印度洋進行貿易時，英國談判代表在他們的荷蘭同行面前引用了格勞秀斯的著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中之一就是格勞秀斯本人)。格勞秀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對開放的看法，他從荷蘭流亡到瑞典，為瑞典國王服務，瑞典國王也是一個對海洋主權有強烈看法的君主。

到了18世紀，這些爭端導致了一項關于歐洲領海的廣泛協(xié)議(以大炮射程為基礎的“三英里界限”)，同時人們普遍接受，否則這片海域就應該是開放的。

在整個18世紀和19世紀，隨著大英帝國的擴張和積極尋找新市場，英國政府接受了自由海洋的想法。雖然英國統(tǒng)治者沒有放棄領海的想法，但那些干擾英國貿易的人(通常是通過聲稱擁有自己的海洋主權)被貼上“海盜”的標簽，并經常遭到摧毀。

在整個20世紀，隨著射程超過3英里的武器的發(fā)展，以及獲得海底石油和其他自然資源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這些擔憂再次出現(xiàn)。一些國家聲稱領海延伸200英里的大海,雖然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1982年旨在解決其中的一些問題，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幾個國家從來沒有正式批準。

如果當前關于漁業(yè)的爭論在某種程度上重溫了這些早期的爭論，那么還有一個重要的區(qū)別。在17和18世紀，漁業(yè)對英國的經濟至關重要。到2019年，該行業(yè)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已降至0.02%。它還依賴于與歐盟的合作，英國每年將近一半的捕撈量出口到歐盟。

因此，英法兩國政府在這場爭端中采取的毫不妥協(xié)的立場可能顯得有些過分。然而，它確實反映了漁業(yè)和海洋主權的象征地位——至少從17世紀以來，人們就一直在反復討論這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