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賈云集的漢口友益街上，有諸多鬧中取靜的巷子（里弄），其中有座占地面積大，房屋眾多，一主一次二支巷道通馬路的里弄；主次巷分別連接友益街、二道支巷分別連接車站路，現(xiàn)有臨街鋪面47個（車站路上33個、友益街上14個）。這條巷子就是友益街上修建較早，緊鄰大舞臺（人民劇院），緊靠大智門火車站的輔堂里。

平靜整齊劃一的里弄，也有不一樣的故事，輔堂里在“文革”期間名聲較大，源于無意間的體育鍛煉。

輔堂里里弄大，居住的家戶人家眾多，“文革”時，家長學生各自鬧“革命”， 閑雜人員較多，那些沒參加組織的人，統(tǒng)統(tǒng)歸稱入“鋼八司”。沒書讀、無工做的人，成天待在家里無聊的很。，閑暇之余的年輕人，常湊到一塊喜歡談新聞，偶說國家大事。久而久之，興趣相投者常聚一塊，說東道西好不熱鬧。
就讀于市第十六中學的李佐能同學，其諢名叫泥巴，自小喜愛運動，尤其喜歡舉杠鈴，家門口常擺些家什，或聚集一群喜歡鍛煉的人。泥巴身段混實力氣大，能將180斤的杠鈴輕而易舉地抓起來，此舉，備受身邊鍛煉者的傾佩和追捧；外加他膽大心細頭腦清晰，有一定運籌帷幄的洞察能力，身邊這幫同齡人全是自愿追隨，甚至形影不離常在一起。同校的黑皮等雖不住此街，也常到他家來鍛煉。大幾十小伙子聚一塊，舉杠鈴、劈甘蔗、打牌、說東道西吹牛等，難免不滋事，偶爾還發(fā)生打架斗毆，特別是某某在外受欺，兄弟們出面打個抱不平，更是家常便飯。這群稱兄道弟的年輕人，和水泊梁山豪杰一樣，講的一個義氣，什么均照搬就學，就差“聚義廳”了。因常年在車站街輔堂里一帶玩，逐漸還玩出名堂，其名聲如銅鑼還響譽三鎮(zhèn)。

那年，利濟路的馮強順召集多條街的弟兄，揚言絞死泥巴、宰殺金條等......還口出狂言，要踏平車站路等多條街巷里弄，還曾多次找上門尋釁滋事，年輕人火氣旺，哪咽得下這口氣，泥巴金條等經商議立馬揭榜，不久率領人大隊馬直抵其老窩-利濟路。

利濟路的馮強順等人也不郎當，立馬帶領幾條街的兄弟臨街阻截，盛氣凌人，大有大開殺戒之勢。據說馮是坐在三輪車上，手握鈔票招搖過市地鼓勁。有人還說，看到他是腳蹬一摞鈔票沿路吆喝，此話雖有些虛，難以使人信服，但足以說明其架勢之兇。那天上去的有：車站路的泥巴、公安路的金條、球場路的菊丫等，各路豪杰帶領兄弟紛紛前往挑戰(zhàn),大有踏平利濟路之勢。據說在利濟路電車場附近形成對決，上千人圍在一起群斗，驚動了公安及相關部門。
如今在車站街工委領導下，形成輔堂社區(qū)，管轄范圍照樣大，北起長安里、輔堂里、新成里、尚德里、德福里和京漢小路片。市政建設城區(qū)改造，四周不少里弄搞騰退，唯獨輔堂社區(qū)紋絲不動，大有任憑風浪起，穩(wěn)坐釣魚臺的豪邁氣派，其威風不減當年。幾十年來，物是人非，一代新人換舊人；輔堂社區(qū)依舊鬧中取靜，人們過著和睦、安詳、舒適、便捷、平靜的日子。

下面談談輔堂里前世及創(chuàng)建人：輔堂里于1902年破土動工，1905年落成，為兩層磚木結構的石庫門住房，102棟占地面積2187平米，典型的長方形主次巷道型結構的里弄，即一條主巷道與城市街道相連，較寬的巷子為次巷，較窄巷子稱為支巷，支巷與主巷相通，主巷兩側為山墻，住宅大門均面向次巷，后門則通向支巷。輔堂里主巷長152米，寬4.6米，次巷長49米，寬3.7米。形成一主四次四支的巷道格局。住宅結構大門入口 天井 堂屋 樓梯間 后天井 廚房（樓上基本一樣；亭子間上面是曬衣服的涼臺）。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在的老武漢人眼里，1905年落成的輔堂里，是這條街諸多石庫門中數一數二的佼佼者，其建筑風格乖巧舒適、簡潔實用，其周邊公共配套設施又齊全：商店、餐館、劇院、車站、旅店應有盡有。還都屬于那種鬧中取靜宅子，近百年來，已成人們居家休閑工作的首選之地。這獨門獨戶，居家系達官貴人較多。緊鄰權貴者居住的豪宅，又位于屬法國租界管轄區(qū)，與相鄰的京漢小道上的“華府區(qū)”上的河南棚子，形成天壤之別；清一色式樣的樓房，整齊劃一的巷道，凸顯一個好字。

  對于輔堂街等街如何劃歸租界區(qū)，這里需要解釋一下：1896年清政府與法國簽訂《租約》將漢口河街俄順豐碼頭西北面處的187畝土地，劃為法國租界用地，由法國政府行使管轄權。友益街原屬于華府“模范區(qū)”（中國商人投資并參照上海石庫門所建，系磚木結構的二層樓房，這種中西交融的里弄房，涇渭分明整齊劃一，其目的是與租界中的洋房媲美的一批樣板區(qū)，史上稱之為模范區(qū)）。后因法國政府，向西北方向，包括大智門車站擴大租界，幾經商議，清朝政府最終讓步同意，法租界向西北擴大，但與大智門車保持一段距離。這樣一來，除原友益街（大智路至黃興路）仍在華府區(qū)內外，輔堂街（黃興路到車站路）和北段另一截（車站路至一元路，法國人后取名為馬爾納街。）輔堂街和馬爾納街均被劃分入法國租界。

1946年民國政府為了便于管理，這才將原友益街，輔堂街和馬爾納街統(tǒng)一改為“友益街”,其名沿用至今。
這里的房屋建筑成色、條件，要比老巷子內的房子，不知好多少倍。在當時，它是租界里弄房的新住宅小區(qū)。其產業(yè)，屬茶葉大王劉子敬之父劉輔堂（號輔仁）的。劉輔堂能用自己的名字給巷子命名，對這一手筆的滿意度，其意不言而喻。
    出資修建輔堂里102棟石庫門的劉輔堂，原派名叫劉運興，輔堂是他的字號。他是靠俄國“巴洋人”(即“巴公房子”業(yè)主之一的大巴洛夫)所扶植的山西人的幫助（名字記不清了）。這才當上了俄商“阜昌洋行”的買辦；同時他自己也開了茶莊。這樣一來，成了控制著茶葉產地的大莊號。他的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每天都有大把大把的銀兩進出。拿漢口歇后語來講：“吃冬瓜屙西瓜——大來大往”。

  因此，他在二十世紀初的房地產開發(fā)熱中，開發(fā)了這座輔堂里和不遠處的輔仁里（現(xiàn)中山大道）。財大氣粗的劉輔堂進入地產界，那是如魚得水，而且還水到渠成。劉輔堂的主要幫手有同宗湖南人劉麟郊、劉峻周和劉麟郊的徒弟朱紫桂和其子劉子敬。

劉子敬用不著象劉歆生那樣，少年時期櫛風沐雨忍饑受寒。也不用象漢口大多數從底層干出來的財東那樣，帶著幼而失學的遺憾，讓自己的子侄輩來實現(xiàn)自己讀書的夢想。他很順利地讀教會辦的“文華書院”，如果他要一直讀下去，后來是否會留在工商界還難說。然而正在他“一鍋飯要上汽”的節(jié)骨眼上，1905年他21歲那年，他的爹，劉輔堂死了！
    他沒有選擇，必須子承父業(yè)，當起家來。在他面前只有兩條路，那就是，輟學；如繼續(xù)深造，那就得“輟業(yè)”。后來，俄國商人，幫他作了明智的選擇。幫助他頂替父親劉輔堂的位置，繼續(xù)做“阜昌洋行”的買辦。對于洋人，這是一種利益的權衡。對劉氏家族來說，那是尚存的利用價值的繼續(xù)發(fā)掘。客觀上講，使劉子敬成為大漢口商界中，最年輕的買辦。
    劉子敬到底是從小在工商界的窩子里滾大的，深知一個產業(yè)王國易主，和一個國家新主即位一樣，弄不好，會震憾太大引起混亂。他深知爹手下的舊人，此時莫不為自己的處境擔憂。哪知，劉子敬接任后，按照孫權的用人之道：“重用三世老臣”，讓那些看著他長大的老人，在原位置不動來穩(wěn)定人心。而且還堅持執(zhí)晚輩之禮，“叔叔”、“伯伯”不改口地叫著，全然不擺主子的架子。加上劉家班底同宗湖南人劉麟郊、劉峻周和朱紫桂的輔佐和支持，劉子敬如魚得水！

 這一來，老人們感動了，私下里，他們幾乎把自己當成劉家王朝的“顧命老臣”，口口不離“鞠躬盡瘁，輔佐幼主成就大業(yè)”。后來事業(yè)上果真有了巨大的發(fā)展，足實證明了劉子敬“初登大寶”之際時的方略是正確的！那些老人和劉家班底確是真心實意地幫了他一把。劉氏產業(yè)劉從輔堂時期的200萬兩白銀，到劉子敬時期擴展至800萬兩，如沒有人的輔佐，那是萬萬辦不到的。

    這也說明劉子敬的精明之處，說明他是個很有商業(yè)眼光的人。他充分利用前輩創(chuàng)造的條件，卻不拘泥于前輩的成法：他繼承了遺產并未坐吃遺產，而且看準機會，大大拓展業(yè)務范圍，四面出擊，遍地開花。所以能在短期內就一步步地實現(xiàn)飛躍。
    貼緊洋人，這是劉子敬從“家學淵源”之中學到的法寶。到了他手上，便奕葉崇光發(fā)揚光大。他的老子靠巴結“巴洋人”的力薦，得任“阜昌洋行”買辦，他卻能身兼“阜昌洋行”和“俄華道勝銀行”買辦。同時，他的胞弟劉端溪還身兼美國“花旗銀行”和“德太洋行”買辦。這正是：

劉家昆仲四買辦，華洋互動財源翻。

黃金十年大發(fā)展，締造中部大武漢。

在時興華商在洋商處“掛旗”的年代，這使他們獲得了優(yōu)于其他買辦的發(fā)展條件。那段時間里，漢口經濟的發(fā)展很快，其對外貿易總額，占全國貿易總額的10%。

但條件不等于商機，劉子敬的聰明在于他對商機的把握，是他，抓住辛亥革命前后漢口房地產開發(fā)的熱潮，大量投資房地產，擁有了上百棟鋪面及房屋。除他爹建造的輔堂里外，劉子敬還興建了輔義里、輔仁里、輔德里、方正里、景福里等上百棟房屋。這些房產，使劉子敬每年有3萬多大洋的收益。如虎添翼的是，這些利潤不光可用作抵押和貸款，還能加速實業(yè)快速的發(fā)展。他在繼承發(fā)展了父輩的事業(yè)后，又鞏固發(fā)展劉氏集團茶葉市場的地位，同時還涉足經營蛋品及紡織行業(yè)，這就是精明劉子敬的獨到之處，他一次又一次涉足新領域，一次又一次大手筆運作，其家族事業(yè)，如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翻開當年漢口外國洋行或外資企業(yè)的相關資料，不難發(fā)現(xiàn)：外商那時候辦的所謂工廠，也不過是蛋廠、牛皮廠之類。劉子敬躋身蛋品生產和出口，很明顯的客觀效果是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致達到 “學習洋人擠對洋人”，為敢想敢為的中國商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就像漢口另一個姓劉的商人—劉季五，在英租界開辦打包廠一樣，雖然當年是在被洋人“掐著玩”，還被掐去了不少油水，客觀事實上卻擠占了洋人的市場上份額，為新興的名族工業(yè)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這就是一部分洋買辦，在學習洋商人后，又進行獨自試探，這就是民族工業(yè)雛形即“獨立作業(yè)”的開始。

說到紡織業(yè)，自張之洞辦“布、紗、絲、麻”四局以來，一直就是工商界公認的一塊肥肉。但真正能順利地發(fā)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1914-1918年)期間，洋人忙于應付歐陸戰(zhàn)事之時，而劉子敬則羽翼豐滿，正逢“春秋鼎盛”時期，他不失時機地涉足入紡織行業(yè)，砥礪前行，還步步穩(wěn)健而且都踏得很深。在組建“震寰紗廠”(解放后的“五棉”)時，他是出資最多的股東，因此擔任主任董事。

 財大氣粗的劉子敬，看到英國人帶進漢口的第一輛小轎車時，劉子敬就敢馬上跟進，連車牌號也搶了個“2”號。他家私宅中，上下傭工、先生等多達30幾個，夏日到廬山避暑，私人別墅里的家人、下人也是浩浩蕩蕩蔚為壯觀。他的私家游艇，打獵會友……均出手闊綽，當年在大漢口無人匹敵。

    如此一個能掙會花的大亨，他的基業(yè)該是穩(wěn)固的？在瞬息萬變的商海風云之中，他應該運籌帷幄，有進退自如。誰能想得到，偏偏就是他，這個使一些人切齒痛恨，又使一些人感恩戴德的劉子敬，最早敗下陣來，而且一敗涂地，直到孤寂地愁死廬山別墅之中。

 注：劉子敬 湖北夏口（今漢口）人，祖籍山西。曾就讀于夏口商業(yè)學校。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任阜昌洋行買辦，后又兼俄華道勝銀行、花旗銀委、德華銀行買辦。民國成立后，創(chuàng)辦發(fā)華、發(fā)記等四家蛋廠，并在漢口成立中華制蛋公司。1919年與劉逸行創(chuàng)辦漢口震寰紗廠（國棉五廠）。次年獨資開設義隆公司，專營進出口業(yè)。不久創(chuàng)漢口義隆油廠，后又經營房產，并與人合伙開設錢莊。1928年因經營不善失敗而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