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國是大家，有國才有家”

顧方舟老人臨終前，曾留下一句遺言，他說：

“我用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們，快快長大，報效祖國。”

這句話，至今回蕩在我們耳邊，每每想起，總讓人不自覺破防，淚流滿面。

苦，是顧方舟童年的底色。

1926年6月16日，顧方舟出生在上海，父親顧國光和母親周瑤琴商量后，決定給他取名“方舟”，希望他能方方正正地做人，像一葉扁舟在人生的海洋中闖蕩。

4歲那年，因為一場意外，他的父親不幸去世，剩下母親獨自一人帶著四個孩子，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艱難度日。

然而，命運的殘酷卻并沒有到此結束，在失去了父親后，現實又一次讓顧方舟失去了母親的陪伴。

為了讓孩子們有更好的生活，周瑤琴不得不辭去薪資微薄的教師工作，回到寧波老家學習現代助產技術。

父親病逝，母親不在身邊，顧方舟只能交由外婆照顧。

在外婆的關愛下，他感受到了久違的溫暖。

但這樣的溫暖，依舊沒能抵御外界的惡意。

別人家的孩子在外受委屈了，能找長輩哭訴，可顧方舟不但不能哭訴，還得表現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避免外婆難過。

好不容易熬到1934年，母親學成歸來，動蕩不安的局勢又讓顧方舟見識了另一種殘酷。

有一天，他放學回家，剛踏進家門就看見幾個警察沖著母親要保護費，言語間氣勢洶洶，讓人很是害怕。

而顧方舟永遠忘不了，那天母親雙眼通紅地對他說：

“兒子，你要爭氣，好好讀書，長大了當醫(yī)生，這樣才不用去求別人。”

因為這句話，年僅8歲的顧方舟，心里萌生了當醫(yī)生的想法。

但真正讓他擁有一顆“醫(yī)者仁心”的，是此后面對生死離別時的無奈。

因為對于醫(yī)生而言，最殘酷的事情，莫過于眼看著鮮活的生命在眼前消逝，自己卻無能為力。

得益于現實的鞭策，顧方舟在學習方面很是認真。

1944年，他以極其優(yōu)異的成績，考上了北大醫(yī)學院。

那時正值戰(zhàn)亂年代。和其他醫(yī)學生一樣，顧方舟也時不時被安排去搶救傷員。

有些傷員拼盡全力能被挽救回來，有些卻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在痛苦中身亡。

哀嚎和哭泣，讓顧方舟倍感沉重。

從那時候開始，他就暗暗發(fā)誓，要用自己的醫(yī)術造福世人，使那些面對病魔卻無可奈何的情況不再出現。

1950年，從北大畢業(yè)的顧方舟被分配到大連衛(wèi)生研究所。

學海無涯苦作舟，在研究所的他，并沒有就此停下學醫(yī)的腳步。

那時，我國和蘇聯關系正好，大連研究所內也有蘇聯專家在那里。而顧方舟作為他們的助手，憑借著好學誠懇的態(tài)度，深得蘇聯專家的喜愛，專家們也傾囊相授。

但平靜的日子是短暫的，不久后，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

顧方舟迎來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使命。

那次戰(zhàn)爭中，美軍最終發(fā)動了細菌戰(zhàn)，導致痢疫流行，我國也看到了其中的危機，特地派遣近十名醫(yī)學者前往蘇聯求學，其中就包括了顧方舟。

“新中國剛剛成立，各行各業(yè)都急需人才，我若不學有所成，絕不歸來！”

臨行前，他宛如發(fā)誓般對好友說下這句話。

懷著祖國的期望，身上的責任不可謂不重。

在蘇聯求學的那段時間，顧方舟就像干渴的海綿，瘋狂汲取一切知識的水分。整整4年，除了吃飯睡覺，顧方舟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圖書館和醫(yī)學室。

他的刻苦學習精神，讓老師和同學為之動容。

1956年，順利獲得副博士學位的顧方舟回到中國，被分配到衛(wèi)生部流行病微生物研究生。

然而，屁股還沒坐穩(wěn)的他，就立馬迎來了人生最為重要的挑戰(zhàn)。

彼時，突如其來的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癥）讓全國人民為之恐懼。

最為嚴重的江蘇南通，數天內就有466人因此身亡，這種病毒的可怕可見一斑。

一位母親聽聞研究院也許有辦法，于是就帶著孩子找上顧方舟。

但實際上，這種病當時在國內壓根沒有辦法治愈。

看著家長滿是絕望，卻又帶著一絲希望的眼神，顧方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他們，他想盡腦海中所有的知識，最終只能悲傷地說：

“對不起，同志，這個病，我們目前沒辦法治愈?！?/p>

有多大的希望，就有多大的絕望。顧方舟這句話就像一紙死亡判決書，讓那位母親瞬間崩潰，癱坐在長椅上。

顧方舟滿心煎熬。

他就這樣看著那位可憐的母親，懷抱著年幼的孩子，從大中午一直坐到夕陽西下，猶如失去所有的生機。

最后，那位母親離去了。

她沉重的步伐，像綁著數百斤重的沙袋，每一步都踏在顧方舟的心頭。

那一刻，他仿佛看見自己在北大搶救傷員時的絕望。

兩難抉擇之間的痛苦，或許只有當事人才能明白... ...

1959年，顧方舟和同事被派往蘇聯，學習治愈小兒麻痹癥的方法。

然而，他們沒能被允許進入“脊灰”研究所，而是被隨意打發(fā)到普通疫苗研究所中。

滿懷希望的熱情，卻最終被現實潑了一桶冷水。

那段時間里，顧方舟時常徹夜未眠，他知道：自己多拖延一分鐘，就會有許多孩子失去生命。

天無絕人之路，想盡一切辦法后，顧方舟最終得到了疫苗的消息。

當時，全世界在“脊灰”的研究上，已經成功研制出兩種疫苗，一種是美國的死疫苗，另一種則是美蘇聯合研制的活疫苗。

遺憾的是，這兩種疫苗都有著各種的缺陷，并不適合我國。

死疫苗雖然安全有效，但卻不能阻擋病毒再次傳播，而且價格昂貴，一個人需要接種三針，一針需要5美元。

而活疫苗的生產成本極低，但卻沒有經過臨床試驗，沒有人敢保證是否安全，一旦打入體內的活病毒出現變異，很有可能導致小兒麻痹癥。

其實誰都知道，如果顧方舟選擇死疫苗是對他最“穩(wěn)妥”的方式，他可以不用承擔任何風險，只是這樣一來，想要在國內實現全體免疫幾乎不可能。

艱難的選擇擺在面前，顧方舟左思右想，反復不定，兩種疫苗的利弊報告紙，被他拿起無數次，又放下無數次。

顧方舟想起自己的父親因為不幸感染黑熱病去世時，母親痛不欲生的場景，他的內心逐漸清明，響起一個斬釘截鐵的聲音：

“我決不能看著任何一個孩子，因為無法治愈而死去！”

他頂著巨大的壓力，寫了一封長信寄給中國醫(yī)學科學院的副院長沈其震，以決絕的態(tài)度表示：

“中國如果想要徹底消滅小兒麻痹癥，就一定不能使用死疫苗！”

在短暫而煎熬的等待中，顧方舟迎來了答案。

衛(wèi)生部經過商議，同意了他的建議。

方案通過了，可顧方舟卻沒有感到喜悅，因為有一個巨大的難題擺在他的面前：

疫苗標本從哪來？

沒有活疫苗做研究，再好的方案也是空談。

無奈之下，顧方舟只能懇求昔日的同學，從蘇聯那里得到一瓶沒有任何科研數據的疫苗原液。

如此簡陋的參考標本，卻已經是同學費盡心思才拿到的“寶貝”。

拿到疫苗后的顧方舟立馬啟程趕回國內。

他把疫苗裝在一個小小的行李箱中，一路上抱著，寸步不離，生怕出現任何差錯：

“這不只是研究數據，更是中國千千萬萬個家庭的希望?！?/strong>

回國后，顧方舟立馬展開活疫苗研究工作，因為研究過程中需要猴子進行實驗。

他和團隊的其他成員就拖家?guī)Э?，到云南山區(qū)建立疫苗研究基地。

昆明的氣候多變，每到潮濕天氣，衣物不干幾乎成了常態(tài)，一群人連件干衣服都穿不上。

但這還不算最糟糕的。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就在研究工作展開不久后，蘇聯就撤走了所有的資料和專家，無奈的顧方舟只能“白手起家”。

培養(yǎng)細胞需要恒溫室，他就拉著幾名電工自己建；疫苗需要冷藏，他就和同事把疫苗背到山下的冷凍廠。

有時候因為工作的需要，疫苗得背上背下十幾次，繩子把肩膀磨出了血痕，疼得一群人直抽冷氣。

可就算是這樣，顧方舟依舊無怨無悔。

在一群人不懈的努力下，我國第一批脊髓灰質炎疫苗終于研制成功了，顧方舟和同事沒有猶豫，把自己當成人體試驗的對象，將疫苗注入體內。

一個星期過后，他們的生命體征沒有任何異常。但實驗到這里并沒有結束：

免疫力強的大人用了沒問題，可免疫力低的小孩子用了，真的就沒問題了嗎？

這個問題，依舊是個未知數，唯一的確定方式就是找一個孩子做臨床試驗?？蓡栴}難就難在：

上哪找孩子？

且不說偏僻的山區(qū)荒無人煙，根本找不到孩子，單單是不確定的結果，就足以讓無數父母拒絕這樣的要求，況且顧方舟自己也不愿意這樣做。

“就差這最后一步，該怎么辦？”

沒有選擇的他，只能把目光投向自己剛剛滿月的兒子顧烈東。

可對于這個決定，同事們卻不贊同，紛紛勸阻道：

“方舟，一旦失敗，孩子可能一輩子就毀了，甚至是死亡！嫂子要是知道了，豈不是埋怨你一輩子?！?/p>

顧方舟不是不知道事情可能導致嚴重的后果，但此時的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了。

自己的孩子都不敢吃，又怎么能讓別人家的孩子吃呢？

就這樣，不到一歲的顧烈東，成為了中國第一個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

同事們被顧方舟的行為感動，也紛紛讓自己的孩子參與實驗。在一聲咳嗽、一個噴嚏的緊張氣氛中，顧方舟心驚膽戰(zhàn)地度過了十天。

那一刻，他忍不住流下了喜悅的淚水：

疫苗沒問題。

這場沒有退路的戰(zhàn)役，他們終于取得了勝利。

在那之后，疫苗被運往北京，700多個7歲以下的孩子參與實驗，最后無一出現意外。

從那時起，中國的孩子再也不用恐懼小兒麻痹癥，但顧方舟的腳步卻并未就此停下。

治愈小兒麻痹癥，疫苗生產出來只是完成一半的工作，另一半則是推廣。在這個過程中，顧方舟也遇到了許多難題。

一方面，疫苗需要低溫保存，這在大城市還容易解決，可對于偏遠地區(qū)和農村來說，卻是個很大的問題；

另一方面，疫苗液體的味道需要口服，偏偏味道很怪，許多孩子都無法接受，甚至直接吐了出來，從而導致大量珍貴的疫苗被浪費掉。

面對這兩個難題，顧方舟不斷尋找著解決方案，最終從“糖果”中得到了靈感，他和同事不斷研發(fā)，最終制造出了“糖丸”。

看著一群正在美滋滋吃“糖丸”的孩子，顧方舟喜極而泣。

這一次，他不需要心痛地說“治不了”。

顧方舟曾說：“我這輩子就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消滅全國內的脊髓灰質炎！”

老人確實做到了，而且還超出了他的諾言。

1949年到1993年，我國的小兒麻痹癥年平均發(fā)病率，從十萬分之4.06，下降到了十萬分之0.046。

因為那個“糖丸”，數十萬兒童安全成長。

2000年，世衛(wèi)組織宣布：

中國徹底消滅了小兒麻痹癥！

這一天，顧方舟等了整整45年。

顧方舟研制的“糖丸疫苗”，不僅拯救了千萬家庭，而且還引起了外國媒體的注意。

他們紛紛對此進行報道，同時許多世界級醫(yī)學者也前來向其請教。

對于這些前來請教的同行們，顧方舟沒有私藏，全心全意教授，因為他知道：

只要世界上還有一例脊髓灰質炎存在，所有國家都有感染的風險。

“醫(yī)者仁心，懸壺濟世”。

顧方舟的所作所為，值得所有人為之敬佩。

1987年，英國皇家科學院授予顧方舟院士稱號。

一年后，他摘得了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的桂冠。

1990年，顧方舟又獲得歐洲科學院院士的稱號。

許多人都認為，顧方舟只是在小兒麻痹癥方面做出了貢獻，其實不然，中國醫(yī)學科學院王辰曾這樣評價他：

“在業(yè)內人士看來，顧方舟的貢獻不僅于此，

我國乙肝之所以能有奇跡般的下降，很大程度是因為嬰幼兒時使用疫苗，

而這個決定，顧方舟在其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p>

2019年，顧方舟老先生離開了人世間。

顧方舟老人的一生，都在為中國醫(yī)學而奮斗，哪怕到了86歲的高齡，他依舊還在給學生寫教案，教學生們如何研制出更好的疫苗。

11月25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張金哲一百歲了。

張金哲出生于天津市寧河縣（現寧河區(qū)），18歲考入燕京大學，開始了醫(yī)學生涯。

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學醫(yī)曲折頗多，張金哲多次轉學才完成學業(yè)。

抗戰(zhàn)勝利后，張金哲進入北京中央醫(yī)院（現在的北京大學人民醫(yī)院），成為一名醫(yī)生。

當時，我國小兒外科還沒有起步。

1948年前后，“皮下壞疽”席卷了不少醫(yī)院的產科病房。這種新生兒極易發(fā)生的急性皮下組織細菌感染化膿，傳染性強，致死率幾乎是100%。

看著大量新生兒死去，張金哲提出在感染擴大前切開患處放出膿血的辦法，但受到“化膿未局限、未熟透，不準切”的傳統醫(yī)學禁忌，這個方案沒有得到其他大夫的支持。

張金哲的女兒也在此時出生，不幸感染了皮下壞疽。

不動刀沒有活路，動了，至少能夠驗證方案是否可靠。

沒有和妻子商量，張金哲拿起手術刀劃開了女兒的患處。

隨著女兒康復，這一治療方案終于被接受，大量原本只能等死的皮下壞疽患兒，得到了生存的機會。

1950年，張金哲30歲，在北大醫(yī)院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小兒外科專業(yè)；

5年后，張金哲在北京兒童醫(yī)院，參與創(chuàng)建小兒外科中心。

他被國際同行稱為中國小兒外科之父，在我國小兒外科的發(fā)展史上，發(fā)揮了開創(chuàng)性的作用。

在外科手術中，麻醉至關重要，20世紀50年代，我國麻醉水平嚴重滯后，很多手術無法推行。

張金哲和麻醉專家謝榮合作，首創(chuàng)肌肉注射硫噴妥鈉基礎麻醉加局部麻醉的方法。

得益于這一技術，小兒外科手術得以在全國各地開展。

20世紀60年代，新生兒先天性巨結腸發(fā)病率占到肝腸外科的第二位，當時國際上推崇的方法要做三次手術，術后死亡率高。

張金哲轉變思路，將腸子拖出肛門外做切除，然后用自己改良設計的鉗子斜著夾住創(chuàng)面，等待傷口自行愈合。

這一方法只需一次手術，死亡率大大降低。

1965年《環(huán)鉗斜吻合術治療先天性巨結腸》論文發(fā)表后，張金哲一舉成名，該術式也在國際上被命名為“張氏鉗”。

國際上以“張金哲”名字命名的治療方法，還有“張氏膜”“張氏瓣”等。

他的各項發(fā)明達50余項，主編及參與著書30余部。張金哲的耕耘，推動了我國整個小兒外科的發(fā)展。

他主持編寫了我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小兒門診外科學專著，培養(yǎng)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兒外科醫(yī)學骨干。

70年過去，我國的小兒外科專業(yè)從無到有、快速發(fā)展，已從單一學科發(fā)展到擁有泌尿、腫瘤、心臟外科等十幾個學科，并擁有成熟的醫(yī)教研防醫(yī)學體系，且逐步走向微創(chuàng)化、分子化、數字化。

2000年，張金哲獲得了英國皇家醫(yī)學會授予的丹尼斯·布朗金獎——這一獎項被公認為國際小兒外科界的“諾貝爾獎”。

2010年，他獲得了世界小兒外科學會聯合會頒發(fā)的終身成就獎。

北京兒童醫(yī)院腫瘤外科主任王煥民是張金哲的學生。

今年教師節(jié)前一天，張金哲去醫(yī)院工作，王煥民和同事們?yōu)樗I花，他拉住年輕人們，給他們講了自己在人文醫(yī)學上的思考。

“他看到的不光是疾病，更多的是人?！?/strong>

王煥民說。

有時，科室接診了疑難患兒，醫(yī)生們向張金哲請教辦法，他除了給專業(yè)意見，還會提醒年輕人考慮患兒的家庭狀況；

自己出診時，他會起身迎接患兒，觸碰患兒皮膚之前會先將手洗凈、搓熱，也會詳細地告知家長孩子的病情究竟怎么回事。

早在二十年前，小兒腫瘤還是“罕見病”，病人少、治療難、學科發(fā)展慢，“前景”堪憂。

張金哲卻認為，小兒腫瘤是小兒外科未來一個重要發(fā)展方向。

到今天，受腫瘤困擾的患兒越來越多，這一學科果然迅速發(fā)展起來。

這也成為張金哲近年來最牽掛的主題。

他頻繁地談論這個話題，在生日發(fā)言上，他提出的最后一個建議，是兒外醫(yī)生應該提高對兒科腫瘤的認知、提高決斷力、學會總結經驗和修正方案，努力讓腫瘤患兒“無苦、無痛、無瘤生存”。

直到去年，他每周還會固定在北京兒童醫(yī)院出門診，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小患者看病。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今年他減少了門診，仍然在參與疑難重癥患兒的查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