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議“高采納率”的三個風險

激揚文字 202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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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皓，天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曾任職于檢察機關）。

來源：《中外法學》2021年第6期，節(jié)選自《量刑建議的“高采納率”誤區(qū)》一文，注釋從略；本推文題目為法官隔壁所加，紅色字體為法官隔壁標紅。

或許有人會認為由此生成的“高采納率”并無不妥。畢竟，隨著認罪認罰從寬的脫穎而出，刑事訴訟的程序主導模式已悄然改變。[25]既然繁簡分流的目標達成需要大部分個案經由認罪認罰渠道高效終結，那么檢法機關針對量刑建議的庭外協商似乎是大有裨益的，何況其穩(wěn)定性又能夠有所保障。但是，只看結果而不審視過程的做法卻遮掩了某些現實風險。倘若只沉湎于外部的繁榮景象而難以察覺風險，不但認罪認罰從寬凸顯的效率價值有淪為曇花一現之虞，刑事訴訟的整體均衡性也將面臨重大挑戰(zhàn)。

（一）“地下暗流”的主導性

所謂的“潛規(guī)則”起主導作用，其實早就是中國各個領域中老生常談的問題了。[26]而在刑事訴訟系統(tǒng)中，這就如同一條深埋于地下的暗流管道，真正決定了司法權能的走勢，實際影響了被追訴人的程序結局。但是在認罪認罰從寬的框架內，這種“地下暗流”的主導力卻很容易受忽略。這是因為，此項改革強調的訴訟主體間的積極協商，仿佛本就暗示了鼓勵“潛規(guī)則”的意向。雖然量刑建議的內容可能為控審主體于規(guī)范機制外的渠道所敲定，卻滿足了簡化庭審等程序環(huán)節(jié)的外部訴求。如果從實用主義的立場切入，既然量刑精準化要以控審機關的共識為基礎，那么其實際形成的時間節(jié)點或早或晚就無傷大雅。

可問題的關鍵在于，實用主義立場在此領域并不是適宜的觀念基礎。這與我們不能贊同刑訊手段獲取事實真相在本質上是別無二致的。[27]或許庭外的私下溝通真的有助于補全訴訟各方的信息盲點，又或許檢方的量刑建議本就內嵌了精準意涵而為裁判者事先認可，但是在規(guī)范之外的時空環(huán)境決定案件結局終究是不妥的。其傷害的是合法訴訟程序的權威性。無論是刑事立法還是司法解釋，都為檢法兩家的單獨接觸設定了條件及范圍；卻并未暗許雙方可就被告人如何量刑提前達成一致。[28]針對量刑建議的評估，是在法庭上需要解決的事項，而不應發(fā)生于電話連線中。否則，認罪認罰從寬的法庭審理無異于“走過場”，何不干脆予以取消？易言之，既然被告人已認罪認罰，那么量刑建議的采納與否反而是庭審應當重點審查的事項，將其置于“地下暗流”有舍本逐末之嫌疑。

除此之外，鼓勵這樣的私下溝通，更會給正當程序的理念落實帶來難以想象的負面損耗。認罪認罰從寬的提出，實際是決策者在資源優(yōu)化配置思維影響下，對于“以審判為中心”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一種有效補充；而后者恰是正當程序理念催生的產物。為了實現刑事司法程序的公正價值，“以審判為中心”主要是圍繞庭審實質化來展開設計并落實相應舉措的。[29]不遑多論，庭審實質化的存續(xù)是以排斥自身的流于形式為前提的，故控審權能主體的各司其職至關重要。就目前的發(fā)展態(tài)勢看，庭審實質化的具體樣態(tài)尚未完全成型且深入人心；反觀認罪認罰從寬承載的案件比重卻明顯占優(yōu)，意味著私下溝通確認量刑幅度將變相成為主流。同樣一批掌控司法權的個體，絕不可能因為案件屬性差異而接受迥異的價值觀點。一旦認同了“潛規(guī)則”，就很難再對明確的規(guī)范主義保持敬畏。長此以往，針對庭審實質化的預期值就會持續(xù)降低，且日臻覆蓋所有類型的案件形態(tài)直至付之闕如。我們完全可以將其視作認罪認罰從寬改革衍生的一種“反噬”效應，所付出的犧牲代價即為追求公正的程序價值觀。這并非杞人憂天，而早已在司法實踐和理論探討中呈現些許苗頭。[30]

（二）畸形化的效率指標

的確，量刑建議的高采納率表面上可作為辦案效率提升的佐證；然而，在這一語境下的程序運行卻未見得符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初創(chuàng)時的價值期許。盡管目前量刑建議向量刑裁決的轉化進程極少造成辦案時間的損耗，卻給訴訟效率以外的其他價值實現埋下隱患。如果不能向上述效率指標滲透充分的內省因子，單純的數量增長只不過反映了一種畸形化的片面發(fā)展，其過度膨脹的結果是破壞訴訟體系的總體平衡。這其中，尤以對“先定后審”現象的恣意縱容為甚。

針對庭審實質化的大力提倡，往往是以“案卷筆錄中心主義”作為指摘對象的。[31]某種程度上，這客觀反映了辦案人員對于書面審的依賴心理?；诎妇聿牧系拇嬖?，司法權力主體其實更易于接受“不打無準備之仗”的觀念偏向。于是，“先定后審”成為一種心照不宣的習慣定勢?！靶袆佑筛畹俟痰牧晳T決定?！盵32]按照改革藍圖的預設，這種行為慣性本應隨著相關從業(yè)者的觀念進步而逐漸式微；相關思路改變的基礎就在于“開庭日”能夠成功取代文牘主義的地位，即成為衡量案件信息的主導載體。[33]即便大部分案件被分流至簡化處置的程序范疇內，也不宜破壞這一基本立場。然而，當前對于繁簡分流的過度癡迷導致盲目追逐效率指標，進而反向鞏固了辦案個體對于書面審的依賴度。于是，“先定后審”再度大行其道，且影響范疇恐怕不遜于1979年刑訴法實施期間。量刑建議的內容沒有成為法庭審查的焦點，只能說明針對被告人如何刑罰的“劇本”早已完成。特別是當個案需要以速裁抑或簡易流程終結，不僅意味著庭審周期的大幅縮減，更表明現場宣判構成了法官決策的不二選擇?；谵k案主體時下的素能局限，為了確保裁斷過程與結論的妥當性，針對量刑建議的提前交涉便水到渠成?？梢?，大多數情況下庭審活動又淪為一場例行公事的表演，而并未承載決策場域的實質功能。在這里，我們不禁要問：既然認罪認罰從寬的實踐探索是以推崇庭審中心邏輯為前提的，卻又為何成為“先定后審”的助力驅動？這仿佛形成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悖論關系。

此外，這些量刑建議的高采納情形是否真的觸發(fā)了訴訟效率提升的“加速鍵”呢？單看量化數據或許會對此有堅定不移的信心；但“評估概率是一種有用和理性的處理不確定性的方式；當新的信息注入時，人們應隨之刷新概率的評估；并且，新信息對于人們最終決策的影響則有賴于人們的驗前幾率”。[34]對于司法權而言，衡量資源配置是否合理的指標從不是孤立和有限的。尤其是案件辦結的快節(jié)奏，更不代表權力運行的內在自洽。藉由作者對司法實務人員的調查情況看，針對量刑建議的提前商定并不等同于其自身工作負荷的減緩。相反，當人情因素夾雜其中，程序平臺以外的權力關系更容易呈現不確定性與復雜性，進而促使檢法機關投入較多無謂的隱性成本。更不容忽視的是，控辯關系基于此類狀況的愈演愈烈在程序地位上已明顯弱于控審關系。

（三）控辯關系的持續(xù)失衡

在不少人看來，認罪認罰從寬的大規(guī)模兌現從根本上變更了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模式劃分，使得“協商（或者可以稱為'合意’）—對抗”的二元輪廓逐步清晰起來。[35]但實際上，學理層面的“協商關系”更多時候指代的本是控辯之間。[36]而現實狀況卻并非如此，且控辯失衡現象在量刑建議引發(fā)的權力/權利關系互動中甚至有進一步加劇的風險。這是因為，任何協商模式的建立勢必要以參與雙方或者多方主體的地位平等為基礎。否則，合意的達成就會多少內嵌著強勢一方的主導意志。從這個角度看，在檢察機關擬定及提出量刑建議的期間內，被追訴人并未掌握太多話語權特別是爭辯機會。當辯護權依舊明顯缺位而值班律師又難以填補相應的防御漏洞時，基于信息不對等所造成的被迫接受，幾乎不可避免地構成了量刑建議的實質驅動力。即便辯論律師積極參與其中，其擔綱的角色也非談判桌前的協商者，而是提供意見的輔助者?；谙嚓P的法律規(guī)范文本，檢察機關的“聽取意見”其實不過是一種行為姿態(tài)，而很難影響訴訟走向的實質結果。[37]這并不是否認辯護律師在量刑建議形成過程中的建樹，即使部分從業(yè)者的確主張認罪認罰從寬框架下自身的市場空間受擠壓；[38]但很顯然，檢察機關在此一過程中享有完全的主動權，可自行裁量辯護方意見的可接受度。在這樣的關系模式下，倘若主辦案件的檢察官一意追求認罪認罰從寬的適用比率，那么處于弱勢的被追訴者很難有效維護自身利益，畢竟相關的規(guī)范平臺本就偏狹。這也是認罪認罰從寬與域外辯訴交易機制的一大本質差異。

對于辯訴交易而言，檢察官與嫌疑人之間的交涉是決定程序走向的關鍵；[39]而在認罪認罰的現有實踐中，控審主體能否對量刑建議排除分歧則占據了核心要津。或許基于立法決策的理想設計，控辯協商真的需要與量刑建議的采納建立起正相關；但司法實踐呈現的鏡像，卻明顯增強了檢法之間的協商強度。換言之，目前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個案結局的，更多時候是控審合意而非控辯協商。而且，當控審主體為保證量刑建議的采納率而加強了私下溝通時，辯護方的訴訟角色就容易顯得進一步模糊化。至此，控辯平衡自然不能成為量刑建議被采納的前提要件。其危害結果，在于認罪認罰從寬事實上鼓勵了將被追訴人置于次要地位的心理傾向。如果再結合某些指標導向，“人”在程序中似乎又成為達到量化業(yè)績的客觀手段，而非權利目標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