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統(tǒng)治術(shù)層面，劉邦時代有一項重大妥協(xié)，便是推行無為而治。

雖然今人喜歡機械地將漢初的無為而治理解為所謂“道家學(xué)派”的黃老之術(shù)，但明確以政論的形式建議劉邦推行無為而治者，其實是儒生陸賈。

陸賈乃是楚人，秦末亂世中以門客自居追隨劉邦。游士為了推銷自己，往往口才出眾擅長辯術(shù)，陸賈也不例外。戰(zhàn)爭年代，陸賈常奉命為劉邦出使諸侯。戰(zhàn)事結(jié)束后，他拾起儒學(xué)，時常尋機向劉邦灌輸儒家的《詩》《書》理念?！妒酚洝り戀Z傳》如此敘述這段歷史：

劉邦對《詩》《書》無感，顯示他在青少年時代的讀書生涯里與儒學(xué)并無多少共鳴。陸賈能夠成功引起劉邦對《詩》《書》的興趣，是因為他告訴劉邦，這些學(xué)問里藏有“長久之術(shù)”，能夠幫助劉邦將馬上征戰(zhàn)得來的天下世世代代傳承下去。劉邦無意去讀《詩》《書》，于是撰寫政論闡釋秦帝國因何滅亡、漢帝國因何興起、總結(jié)政權(quán)成敗規(guī)律的重任，便落在了陸賈身上。

陸賈最后呈遞給劉邦的《新語》十二篇，其中的第四篇便是《無為》?！稛o為》開篇便說：“道莫大于無為，行莫大于謹敬”，治理天下的理念當(dāng)中，最要緊的莫過于“無為”；治理天下的舉措當(dāng)中，最要緊的莫過于“謹敬”。

那什么是“無為”呢？

陸賈舉了舜和周公兩個正面例子：

（1）舜治理天下時，“彈五弦之琴，歌南風(fēng)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舜將精力放在彈琴歌詩上，好像沒有憂心天下要努力治國的意思，結(jié)果卻是天下大治。

（2）周公治理天下時，“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shè)，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nèi)，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周公將精力放在了制定禮樂祭祀天地山川上，不四處征戰(zhàn)，不搞嚴刑峻法，結(jié)果卻是四海來朝。然后又舉了秦帝國的滅亡為反例：

顯而易見，陸賈筆下“無為”的涵義，乃是指統(tǒng)治者不要搞事情，具體來說就是不要動不動就對外征戰(zhàn)，不要無節(jié)制地搞嚴刑峻法，不要總覺得自己雄才大略必須發(fā)揮一番。統(tǒng)治者搞的事越多，天下就越亂；統(tǒng)治者制定的律法越多，天下百姓就越恨他。陸賈的結(jié)論是：“故無為者乃有為也”，對那些負責(zé)治理天下的“君子”而言，不去實施某些作為，便是他們最大的作為；不去追求某些治績，便是他們最大的治績；不去實踐雄才大略，便是他們最大的雄才大略。

那“謹敬”又是什么呢？

陸賈舉了一堆反面案例來解釋：

1. 周襄王“不能事后母”，不孝順自己的后母，所以他下面的人也“多叛其親”。

2. 秦始皇驕奢淫逸，追求富麗堂皇的高臺樓榭和宮殿，于是天下豪富之人也紛紛效仿。

3. 齊桓公好美色“妻姑姊妹”，所以齊國境內(nèi)“淫于骨肉”的現(xiàn)象很多。

4. 楚平王奢侈無度，于是楚國之臣也奢侈無度，搞到了“君臣無別”的程度。

陸賈提供的這些案例，在今天看來，史實層面未必成立，邏輯層面也有問題。但陸賈想要表達的意思是很清晰的：“君子”治理天下，最緊要的舉措不是治理百姓，而是治理“君子”自己，即所謂的“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動作，不可以失法度”——先要君王自己遵守法度，王城的治理遵守法度，才談得上讓天下的百姓遵守法度。所謂“謹敬”，指的是作為統(tǒng)治者的“君子”自己要身體力行，做遵守制度的表率。

陸賈的《新語》是漢初政治中極為重要的一份歷史文獻。《史記》中說，《新語》里的十二篇文章，是每寫成一篇便進呈給劉邦閱覽，書名也是劉邦所賜：“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3]，足見其受重視程度?！稘h書》同樣也將《新語》放置在很高的位置：

蕭何制定漢律，韓信制定軍法，張蒼制定上計章程（指地方官定時將境內(nèi)戶口、賦稅、治安等情況編造計簿逐級上報，以實現(xiàn)中央對全國的文書化管理）、叔孫通制定朝堂禮儀，皆是漢帝國初年制度建設(shè)層面的大事。班固將“陸賈造新語”與這些大事并列，足見《新語》所闡發(fā)的、包括“無為而治”在內(nèi)的治國理念，在劉邦時代已相當(dāng)于是一種獲得了官方認可的共識。

雖然劉邦一生征戰(zhàn)不休，直到臨終前夕才停止戰(zhàn)事與軍功列侯達成“白馬之盟”，算不上一個真正的“無為而治”者，但在具體的郡縣與王國之內(nèi)，“無為而治”是得到了實施的。曹參相齊便是一個例子。據(jù)《史記·曹相國世家》的記載，劉邦將長子劉肥封為齊王時，以曹參為齊國丞相。曹到任后“盡召長老諸生”詢問治國之道，結(jié)果百余人論說紛紜難有定論。曹參最后采納了“善治黃老言”的蓋公的建議，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為施政理念，扼要言之便是不搞事，讓百姓自然而然地安定下來好好生活。司馬遷后來評價說，曹參“其治要用黃老術(shù)，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5]

呂后時代，曹參接替蕭何回長安擔(dān)任丞相，又將這種“無為而治”移植了過來：“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傩崭柚唬菏捄螢榉ǎ幦舢嬕?；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凈，民以寧一。”[6]——簡言之就是完全按前任蕭何定下的規(guī)矩辦事，不搞任何政策層面上的改革；百姓遂以民謠贊美曹參。

此外，按司馬遷的說法，“無為而治”也得到了呂后的支持。他對“惠帝-呂后”時代的評價是：“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zhàn)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wù)稼穡，衣食滋殖?！盵7]——所謂“垂拱”、所謂“政不出房戶”，所謂“刑罰罕用”，皆是指不搞事便是最好之事，皆是陸賈《新語》中“無為而治”的基本內(nèi)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