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周朝歷史進入后半段，王室衰微，禮崩樂壞，逐個崛起的諸侯漸漸不把周天子放眼里，楚莊王甚至直接問鼎。這個時期，中國歷史趨勢是朝著封建化去的，昔日奴隸制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注定要被淘汰。但，新興諸侯短時間內(nèi)誰也無法完成統(tǒng)一，他們急需人才為新的社會秩序提供理論指導，于是百家爭鳴出現(xiàn)了。 根據(jù)《漢書·藝文志》對那個時期的記載，當時諸子百家中數(shù)得出名字的就有189家，后來的《隋書》和《四庫全書》資料則說諸子百家數(shù)量上千。無論這個整體數(shù)量是怎樣，最后形成有影響力流派的不過十多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農(nóng)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小說家、方技家等），其中儒家和法家對后世影響都十分深遠。  秦朝曾出現(xiàn)“焚書坑儒”，漢朝又出現(xiàn)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這個罷黜不是指儒家之外流派的主張完全消失了，而是儒家被選中為封建王朝思想文化的正統(tǒng)。比如法家思想就依然沿用，讓西漢中興的漢宣帝反對讓儒術(shù)一家獨大，他認為治國應該“霸道”、“王道”雜治，這霸道就包括了法家刑法思想，“本以霸王道雜之”。 但是，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法家從來都是站在儒家背后，儒家掌控社會輿論，劃定思想界線，法家作為一種維持穩(wěn)定的“術(shù)”存在，比如三省六部中的刑部專管司法刑法，“掌天下刑罰之政令......尚書侍郎率其屬以定議，大事上之，小事則行，以肅邦犯”，法家的實用性多過教化民眾的需要，教化民眾那是儒家的事兒。  自科舉制確立以來，儒家經(jīng)典是讀書人的教材，即便任職于刑部，官員仍然是讀儒家學說出身，儒學先賢孔孟更是封圣，千年來祭祀尊崇不絕，這些都是法家所不能比的，可以說在封建時代，法家怎么也斗不過看起來溫吞吞毫無殺傷力的儒家，這點很有意思，因為早在戰(zhàn)國時期，法家就很看不慣儒家了。 法家的代表人物不少，經(jīng)管仲、士匄、子產(chǎn)、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發(fā)展，在戰(zhàn)國時期趨向成熟，出現(xiàn)了一個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關(guān)鍵人物：韓非。韓非整理了前人的學說觀點，綜合之后提出了更加激烈的法學主張，和強調(diào)“仁義孝悌”的儒家格格不入，就差把儒家弟子祖先都拎出來罵一遍。 韓非子在《五蠹》中提出：“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笔裁匆馑寄?？儒家是主張克己復禮的，孔子就想著恢復周朝的禮樂宗法，強調(diào)仁愛，韓非對這種觀點嗤之以鼻，他認為儒家那些道德說教都是陳腐破爛，儒家重視的“禮樂詩書”都是早該被淘汰的遠古垃圾，要維持一國穩(wěn)定，就必須“以法為教”。  我們可以這么理解，韓非代表的法家，在和儒家爭奪“教”的地位。誰能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想，更受君主的青睞，誰就能更加深入人心，上到廟堂下到江湖都有其學說散播，然后長久傳承下去。為此，韓非犀利地指出了儒家的一大堆缺點，他說“儒以文亂法”，儒家私學妨礙法治，不利于君王維系穩(wěn)定。 此外，韓非子還罵儒學是“愚誣之學”、“貧國之教”、“亡國之言”，這一點倒是跟近代提倡新文化、主張廢除傳統(tǒng)儒學禮教的學者看法相似。韓非子主張定法家于一尊，他的前輩商鞅同樣鄙視儒家，商鞅表示儒家學說不過是一些“高言偽議”，其理論都浮在表面，起不了富國強兵的實際作用，因此他也強調(diào)“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  事實證明，商鞅輔佐秦孝公，重視農(nóng)戰(zhàn)、輕道德文化教育確實讓秦國從貧弱走向強大，躋身戰(zhàn)國強國之列。但，以法家思想為主導的秦滅六國完成統(tǒng)一，卻只歷經(jīng)二世14年便走向毀滅，還落得個“暴秦”的名聲，反倒是被法家百般瞧不起的儒家日漸繁榮，在孔孟二圣的基礎(chǔ)上，又出現(xiàn)了董仲舒等后繼者，董仲舒將儒家準則擴成“仁義禮智信”五常，后代代沿用。 儒家在思想文化層面上長久起主導作用，直到現(xiàn)在，反映儒家價值觀的古語照樣是人人會背兩句，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個人以為，現(xiàn)代社會許多人喜歡搶占道德制高點，借著三觀名義對一些法治案件中的受害者隨意指點批判，甚至衍生出荒唐的受害者有罪論，其中恐怕就有幾千年來儒教洗腦的原因。  從這層來看，法家在中國歷史上與儒家相斗一直落于下風，要探究原因，還得回到漢朝前法家思想自身的一些特征上去。仍然以韓非舉例，韓非的主張是禁絕其他學說，獨尊法家，在他看來君王如果任由民眾被這些五花八門的學說影響，民眾就會是非不分；君王如果自己也兼聽這些學說，同樣會造成治理混亂。簡而言之，韓非和商鞅一樣，都想簡單粗暴、搞嚴格單一的思想專制。 但法家思想專制與儒家不同，打個比方，法家是硬刀子，儒家是軟刀子，嚴苛的刑罰是直接割人血肉，無孔不入的禮教是慢慢滲透進血肉，如果想維護穩(wěn)定，緩和社會矛盾，后者無疑比前者更好用，這是法家輸給儒家的一點。  在君臣之道這方面，法家主張也比儒家激烈。韓非提出要尊君卑臣，把君主和臣子擺到了矛盾對立面，“強公室，杜私門”，君王必須有絕對的權(quán)威，君王定法出令，一切的生殺大權(quán)掌握在君主的手中，而臣子不能有自己勢力，以免成為誤國權(quán)臣。但這顯然不符合封建王朝的需要，君王只能平衡勢力，如果臣子毫無利益可言，為什么要傻頭傻腦地忠君？ 韓非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強調(diào)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儒家主張“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肯定貴族的特權(quán)，把禮教看得比律法重，這又符合了封建時代貴族集團的利益需要，封建王朝是私家財產(chǎn)，如果真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話，皇帝身邊還有親信拱衛(wèi)嗎？ 所以法家的法治長久作為輔助而不是主流思想存在，而儒家卻歷經(jīng)千年發(fā)展變成了更適應皇權(quán)需要的教化武器。用道家的話來說，這大概也算一種“以柔克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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