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文章中，重點聊了周康王在位時的一些內容。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偌大的周王朝也是如此。歷經了武王、成王、康王三代英主之后，盛極了的周王朝也開始迅速的走向了下坡路。這也要從康王的繼任者，周昭王“姬瑕”說起。這個“姬瑕”是康王嫡長子，在康王逝世后遂繼王位?！妒酚洝ぶ鼙炯o》中曾對昭王有一個概括性的評價，就是：“昭王之時，王道微缺！”

于是，關于周昭王的歷史評價，其最大的討論點無疑就是在這個“王道微缺”上。那這所謂的“微缺”，具體的說法也是很多，比如什么天生異象的一些記載也是非常有趣。然而，期間絕大多數(shù)的內容與我所寫的“雙城記”——西安與洛陽關聯(lián)并不大，為避免跑題，所以就不過多贅述，只挑與其相關的來聊一聊。

對于周昭王時期，在歷史上最受爭議和貶議的，無疑是發(fā)生在“魯國”的“弒君”事件。這個“魯國”是周公旦的封地，但和當初的“召公”一樣，由于身份地位特殊，周公始終在周王室承擔重任，后期絕大多數(shù)的時間都身處“成周”“雒邑”，所以，便有自己的長子“伯禽”赴任，成為“魯”的第一代國君，也被稱為“禽父”。其國都就在現(xiàn)在的山東曲阜。“伯禽”在位期間，“魯”始終以“周禮”治國，這《周禮》恰也傳是“周公”所作，所以，“魯”奉“周禮”，不僅是繼承先人遺志，是“周禮”的保存者和實施者，更也是周王室最“嫡系”的支持者。在清康熙年間的史學家“高士奇”的名聯(lián)中就曾寫到：“魯國所傳唯士禮，東京以前無佛書?！?/strong>可見“魯國”對于周王朝的忠心與尊崇。于是后世才有“周禮盡在魯矣”的說法。

然而，就在這“周禮盡在”的魯國，“伯禽”的第四代繼任者身上，發(fā)生了一件中國歷史上有史記載的第一次“弒君”事件，那就是“魯魏公弒兄奪位”。具體發(fā)生的，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有記：“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沸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strong>而在《竹書記年》中則記載的更加簡單：“秋七月，魯人弒其君宰?！?/strong>簡單的解釋，也就是在魯幽公在位的十四年七月，被弟弟給干掉了，弟弟繼位，為“魯魏公”。在上篇文章中，我剛好提到了“謚號”的一些內容，那么，節(jié)省時間，我們索性就從“謚號”上來理解下這個事件。周幽公名“姬宰”，是魯國的第四代國君，而他的弟弟，名“姬沸”，就是；魯國的第五代國君“魯魏公”。

《逸周書·謚法解》注“幽”為下謚：“壅遏不通曰幽。弱損不凌。蚤孤鋪位曰幽。鋪位即位而卒。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strong>這個周幽公在位已經十四年，自然不會是“蚤孤鋪位”，那么可見其功德品性都是非常一般甚至是比較差的。而這個“魏公”則不然，“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送荻Y曰魏。雖威不逆禮。”看來這個弟弟，是非常能干而且頗有建樹的。按照能者居之的道理，這種更迭似乎是順理成章。

然而，問題就出在這個“弒”上，是做弟弟的為了奪權“弒殺”了兄長。在完全拋開歷史進步的觀點不講，這一點上，與《周禮》就肯定不相符。那么，這樣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發(fā)生在以“禮”治國的魯?shù)?，就必然是非常扎眼了。無疑也引起了當時全天下的關注，而周昭王的反應，則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然而令所有人驚嘆的是，“以禮治國”的周，在這一明顯違背禮制的行為面前，并沒有做出任何實質性的行動，甚至連明確的帶有責罰性質的“誥書”都沒有頒布過，相當于就這樣“默認”了這種“弒君篡位”的行為?？梢哉f，也是由此，在諸侯國之內，才隨后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類似現(xiàn)象，漸漸的導致了所謂的“禮崩樂壞”，眾多諸侯對于周王朝的權威也開始逐漸輕視，為后世周的衰敗埋下了禍根。

那么，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就出現(xiàn)了。既然是同處于現(xiàn)今山東曲阜附近，當初的“三監(jiān)之亂”無論從規(guī)模還是實力上，應該都是遠超后來的“魯國”，但周公旦依舊堅決的舉兵東征平叛并取得了全面勝利！那么，面臨著魯國出現(xiàn)的這樣違背“周禮”，無視王權的行為，作為西周最高統(tǒng)治者的周昭王，為什么沒有做出相應的強硬措施呢？

在與這個話題相關在很多文章中我看到了有說是因為“幽公無德”所以“魏公”取而代之的，這一點上當然是一個原因之一。但是，以我的觀點來看，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當時周昭王在“成周”雒邑全力準備“征東夷之戰(zhàn)”，也在為之后的“南巡”或“南征”楚地做著準備，此時的周昭王，起碼是注意力的重點并沒有放在魯國身上。關于這個“東夷”一說，我覺得還是應該聊上幾句。中國古代歷有將中原文明周邊的少數(shù)民族勢力取不太好聽的名字代替，比如：“南蠻北狄、西戎東夷”。然而真正的“東夷”卻并不是個少數(shù)民族?！皷|夷”，在古語中就是“東方人”的意思。當然，這個東方是相對于商、周之地所言，所以，“東夷”實際上在商周王朝統(tǒng)治區(qū)域的東方，具體到現(xiàn)在就是以山東、安徽、江蘇為主的區(qū)域所存在的文明與勢力。其中所包含的部族和區(qū)域也非常之多，所以《論語》和《后漢書》中均有“九夷”的記載。

至于是“南征”還是“南巡”，這個似乎相關的爭論也不少，就不過多討論。本身，征“東夷”只是昭王南下的前瞻，但是鑒于當時的生產力對于戰(zhàn)爭后勤的支持，以及考慮交通上的水平，在短期內再次發(fā)起軍事行動的困難也是可想而知。再者，雖然“魯”只是一個“公國”，但由于在前幾輩君主的經營下，實力已然不容小覷。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周昭王看來，征服南方的“楚地”，要比平定一場已經成為既定事實的“族內矛盾”要重要得多。所以，盡管當時在成周集結著大量的主力軍隊，但昭王依舊并沒有對魯國的“弒君篡位”采取強硬的手段！

至于這個“楚地”的所指，也是有很多種說法，現(xiàn)在更多的看法應該是泛指現(xiàn)今江漢地區(qū)以及以南大片區(qū)域，昭王的南征也主要是為了對虎方、荊楚和揚越等地區(qū)發(fā)動的平亂征伐?！罢淹跄险鳌?，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從昭王十六年起直至十九年，在四年中三次出征并御駕親征。在前兩次南征均取得重大勝利成果的情況下，昭王仍然選擇親自率軍第三次南征，在取得勝利后班師回朝的途中，不幸逝世。至于戰(zhàn)果如何與昭王之死，也是眾說紛紜?！吨駮o年》中記：“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曈，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strong>而《史記·周本紀》中記：“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基本上統(tǒng)一的是死在漢水，具體的死因，那就不得而知也不多言了。

說了半天周昭王的事跡，可他這一系列的行為，都與文中一直在提起的兩個城市有什么樣的關聯(lián)呢？事實上，關聯(lián)還是非常緊密的，那就是，正是因為周昭王在位的十九年中的一些政治綱領與具體行為，在康王時期達到繁榮頂峰的周王朝盡管在昭王時期還算是有所發(fā)展，但我們倒過頭來看這段時期，無疑是周王朝從鼎盛開始逐漸走向衰落的開端。而這些衰敗，都是由于周王室對于兩座城市的控制力下降造成的。具體就體現(xiàn)在如下幾點：

首先，在昭王繼任之始，就發(fā)生了一件在之前絕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在現(xiàn)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中，也被稱作“師旂鼎”的的國寶級青銅器“伯懋（mao）父鼎”上，記錄著這樣一件事。“唯三月丁卯，師旗眾不從王征于方。吏氒友引告于白懋父。在，白懋父廼罰得、、古三百寽。今弗克氒罰，懋父令曰：義?，氒不從氒右征。今母，又納于師旗。引告中史書，旗對氒于彝。”至于銘文的準確與否，不敢確認，因為我查了很多相應的資料和圖片，很多字上的注解有好多版本，就不特別注明了。而里面的內容基本是統(tǒng)一的，那就是：昭王元年，東夷叛亂，昭王派“康伯”，以郭沫若的見解，也是就前文中所提到的衛(wèi)國初代國君“康叔”的兒子帶兵平叛。而在出征前，卻出現(xiàn)了部隊中有不愿意出戰(zhàn)的情況發(fā)生.....具體怎么解決的，先不做討論，關鍵就在于這個“師旗眾不從王征于方?！?/strong>

這個“不從”，是中國歷史上真正有記載中第一次出現(xiàn)有部隊不愿意跟隨統(tǒng)帥出征的記載，可以說，也是周王室對于王國統(tǒng)御能力下降的第一次具體體現(xiàn)。有關這個“不從”的部隊，我查閱了，并沒有什么文獻上注明是哪里的部隊，而根據(jù)兩點上，可以基本判定是駐扎在“成周”雒邑的“成八師”。因為第一，根據(jù)所征討的對象是東夷，而“成八師”以及“殷八師”的設定，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防范和監(jiān)控東夷來預備的。其二，如果郭沫若所說可信，那么昭王委派的就是封在朝歌附近的衛(wèi)國國君“康伯”率兵，從統(tǒng)帥的區(qū)域而言，“成八師”也更為合理。成八師建立以來，一直是周王朝設置在國土中心位置的“衛(wèi)戍”部隊，并且是戰(zhàn)力極高的王牌軍，始終直接聽命于周王室，具體來說就是周王的統(tǒng)領。其軍事將領，也均為周王室以及非常信任的近臣。

然而就是這樣的“御林軍”，竟然會在國家“用人之際”突然出現(xiàn)不聽軍令的情況，從這一點，在我看來也許就是周王室對于王朝內部的控制力削弱的具體表現(xiàn)。在之前，通過兩任先王的托孤重臣清理營建和經營，“成周”雒邑已經發(fā)展的非常完善，尤其是“畢公”在周康王的授意下擴大雒邑的“勢力范圍”后，雒邑對于周王朝中心領域及東方疆域的震懾力達到頂峰。但是，在眾多老一輩王室股肱都逐漸老去之后，在康王后期直至昭王即位，在王國的另一個中心“成周”雒邑，并沒有一個威望和能力與“成周”地位相匹配的領導者坐鎮(zhèn)。于是導致了在昭王初政的時候，出現(xiàn)了這種“不從王命”的情況出現(xiàn)。

隨后同年，還發(fā)生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巢候”的叛亂。有關這個叛亂的具體背景不多言了，那么按史籍記載，這起發(fā)生在今天安徽境內的諸侯叛亂，竟然沒有調動距離更近的“成八師”，而是舍近求遠的調動遠在陜西，保衛(wèi)“宗周”的“宗六師”去鎮(zhèn)壓，也是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了，沒有重臣壓陣的“雒邑”，僅憑一紙調令，周昭王已經是很難對“成八師”行使到到絕對的領導權了。

在昭王十四年，發(fā)生了魯國的“弒兄奪權”事件，此時，長期駐在“殷地”用來震懾東部區(qū)域的“殷八師”已經被解散分發(fā)到各諸侯麾下，而在“成周”雒邑的“成八師”又在為東征和南下做準備，所以，昭王也不敢輕易冒險臨時改變計劃了。所以，這次魯國的事件就沒有受到周昭王的制裁。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這次昭王也在眾多諸侯心目中的威信有著不小的下降，特別是一些姬姓諸侯和在“宗周”的王室貴族。再加上在昭王繼任之初在“宗周”出現(xiàn)的所謂“天生異象”，也是加劇了周王室老貴族對于周昭王的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以我極膚淺的一個看法，也是周昭王為何頻頻發(fā)動對外軍事行動并且多次御駕親征的一個非常重要原因，那就是為自己增加政治資本好能夠強化王權的威望！

再說南征楚地。史籍上記載，周昭王曾三次親征南下。具體這三次南征的過程不多言，但是從今本《竹書紀年》中曾記：“天大曈，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以及一些其他細小的旁證，周昭王南征的主力，第一次應該是在今河南中、東、南部的一些姬姓諸侯，而后兩次，尤其是發(fā)生在昭王十九年的最后一次，主力軍是拱衛(wèi)“宗周”豐鎬的“宗六師”，而這支以保衛(wèi)周王朝根基宗周的王牌部隊，在南征的過程中遭遇了重大“變故”而在漢水幾乎全軍覆沒，而周昭王也在此役中“意外”身亡！君主在外作戰(zhàn)時突然身死，又加上國中最為強悍的軍隊全軍覆沒，這對于此時的周王朝來講，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在這短短的昭王一朝十九年，周王朝開始走進由盛轉衰的拐點。而對于“成周”雒邑的失控，和在“宗周”逐漸喪失老貴族的信任以及損失了手中最為依仗的王牌“宗六師”，周王室對于這個偌大國家的管控力，也開始急劇下降了。

可見的是，“宗周”豐鎬和“成周”雒邑的繁榮和穩(wěn)定，就是周王朝統(tǒng)治穩(wěn)固的根本，一旦任何一方出現(xiàn)問題，另外一方也必然受到直接影響。如果雙方同時出現(xiàn)問題，那麻煩就大了！昭王，才是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