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假象群體性腦補(bǔ)出的貞觀之治

thuringen 202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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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獵》

李世民

楚王云夢澤，漢帝長楊宮。

豈若因農(nóng)暇，閱武出轘嵩。

三驅(qū)陳銳卒，七萃列材雄。

寒野霜氛白，平原燒火紅。

雕戈夏服箭，羽騎綠沉弓。

怖獸潛幽壑，驚禽散翠空。

長煙晦落景，灌木振嚴(yán)風(fēng)。

所為除民瘼，非是悅林叢。

在《出獵》這首詩里，唐太宗用楚國“云夢澤”和漢代“長楊宮”兩大宮廷獵場的典故開篇，然后先鋪敘環(huán)境，描摹出獵足的獵田壯闊的場景和狩獵時的緊張場面，最后落腳在天子行獵的偉大意義：解除民間的苦難。

唐太宗惹愛打獵屬于遺傳，這項(xiàng)體育運(yùn)動是李唐父子共同的摯愛。

武德年間，“上獵于某某地”的記載不絕史書，太宗在這方面忠實(shí)的繼承了家族傳統(tǒng)，甚至更加發(fā)揚(yáng)廣大。他甚至毫不忌諱表達(dá)自己的熱愛。

《唐會要》載，太宗認(rèn)為人生在世，有三件快樂之事：

“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畋狩，弓不虛發(fā)，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

隨著貞觀仁政治國的效果顯現(xiàn)，太宗自己的氣象，也漸漸從這個時候起了微妙的變化，開始更多的考慮享受一個天子的個人樂趣。

行獵圖

作為出身大草原的“天可汗”，太宗認(rèn)為打獵這件事屬于個人愛好和民族體育運(yùn)動范疇，并不勞民傷財，所以可以大行其道。

僅貞觀四年到六年，太宗就行獵九次之多。

但太宗忽略了一種效應(yīng)的存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因?yàn)閷m廷文化一直引導(dǎo)著貴族乃至民間包括意識形態(tài)、生活品位在內(nèi)的風(fēng)尚，由于太宗的愛好，造成貞觀年間狩獵成風(fēng)，成為貴族主要的娛樂項(xiàng)目，不可避免的對民眾和農(nóng)業(yè)發(fā)展造成傷害。

貴族出獵，必然前呼后擁，百車千騎，踐踏民田是難以避免的情況，更有甚者將民眾的牲畜作為獵物。

《新唐書》載，李愔出獵之時，“縱獵蹂踐民田，攘奪畜產(chǎn)為盡”，縣令出來干預(yù)反遭家奴群毆，危害一方。于是，能夠看到其危害的臣子開始不厭其煩的勸諫太宗，要愛惜民力，不要再行射獵之事.

太宗每次都愉快的表示同意。

行獵圖

虞世南上疏諫獵，太宗表示贊同；

唐儉當(dāng)面諫勸，太宗表示改正；

孫伏伽上疏諫獵，太宗表示高度贊賞；

薛收勸諫，太宗表彰賜金；

但是，出獵并沒有被禁止，該怎么樣，繼續(xù)怎么樣。

這種巨大的消費(fèi)需求同樣也催生出巨大的產(chǎn)業(yè)鏈條，這個鏈條往往營建在法治不公、欺壓良善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上，為了更好的享受捕獵樂趣，朝廷還專門設(shè)置了一個負(fù)責(zé)組織實(shí)施圍獵的工作機(jī)構(gòu)。

臭名昭著的“五坊”包括雕坊、鷂坊、鶻坊、鷹坊、狗坊，專為官家征收、培育圍獵鷹爪，“五坊”的管理者更是借著皇差之名干敲詐勒索、魚肉百姓的勾當(dāng)，民憤極大。

但是，貞觀的臣子畢竟執(zhí)著，更多人開始出來進(jìn)諫，貞觀之初，政治清明還算清晰可見。

《貞觀政要》載，貞觀十四年，太宗要去同州打獵，魏徵勸諫，太宗表示：這一次純屬偶然，今后牢記此事，以此為誡。

“從善如流”是太宗的政治需要

可到了這年冬十月，他又要去櫟陽打獵，縣丞劉仁軌又勸諫，太宗賜給他印璽密封的手書，還升了其做新安令。

武將李大亮諫獵，太宗賜自用胡瓶和《漢紀(jì)》一書作為獎賞；連胡將執(zhí)失思力也都勸過，太宗悉數(shù)接受。

此時，太宗想出了個更理所當(dāng)然的借口：馬上皇帝，打獵是為了不荒廢武備。

到后來，臣子們再也沒有精力勸諫太宗打獵了，因?yàn)樗麄円χ硗庖患隆獎窕实蹌e再沒完沒了的蓋房子。

貞觀四年一過，糧食多了起來，東突厥也降服了，財政稍有盈余，太宗就顯現(xiàn)出暴發(fā)戶的氣質(zhì)，迫不及待的開始大興土木、營造宮室——修筑洛陽宮。

出于耗費(fèi)財力、牽涉徭役等問題，張玄素極力勸阻太宗營造洛陽宮，太宗很高興的采納了勸諫；可到了第二年的九月，太宗又偷著開始啟動洛陽宮的修建計劃，這次還加上了修仁壽宮——就是那座隋文帝薨逝的避暑離宮。

唐東都洛陽宮室圖

于是，民部尚書戴胄開始上疏勸諫，太宗又一次虛心的接納了勸諫，并對戴胄進(jìn)行了表彰。但側(cè)眼看到史官記錄下虛懷納諫的過程后，太宗又繼續(xù)下詔繼續(xù)修洛陽宮，“鑿池筑山，雕飾華靡”。

對此，魏徵和溫彥博兩人溫和的相互抱怨，“近來營造修繕的事情有點(diǎn)多了”。

不是有點(diǎn)多，是很多。

緊接著，貞觀八年，太宗以“孝”為名，替太上皇李淵修起了永安宮，即后來的大明宮。剛開始修造，就出了意見讓人很不愉快的事情：首先是隴右地震山崩、大蛇屢現(xiàn)，而后是山東江淮洪水爆發(fā)；最要命的是又有星星見于南天。

這次可不是太白金星，而是哈雷彗星，“經(jīng)百余日方滅”。

天地有異象，在古代被視為是上蒼對天子斥責(zé)的暗示，人臣不得不諫。

這次跳出來的是虞世南，用的辭法是“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section>

對于君父而言，這話說的已經(jīng)很難聽了，但是太宗還是虛心接受批評，表示慎終戒驕。

魏徵進(jìn)諫圖

納諫歸納諫，修建歸修建——洛陽宮不能耽擱，修成后，再修一座飛山宮。

下一個勸諫的就沒這么幸運(yùn)了。

貞觀十一年，中牟承皇甫德看到魏徵、虞世南等勸諫都收到表彰，也看不慣近來的奢靡之風(fēng)，于是也上疏批評太宗：“修洛陽宮是勞民傷財；加收地賦是巧征暴斂，民間充斥的各種敗壞風(fēng)氣，都來自宮中的教化！”

這次，太宗憤怒了，要治皇甫德的罪，幸虧魏徵極力勸阻乃罷，但“終意不平”。

看到太宗急眼了，關(guān)于修宮室這件事，也沒人愿意多說什么話了。

此后，驪山的翠微宮、汝州的襄城宮拔地而起，特別是宜春的玉華宮“所費(fèi)以巨億計”。

由于連年大興土木，搖役不斷擴(kuò)大，民怨不止。

貞觀中以前，太宗最喜歡人諫，對敢諫者也大有賞賜，要說獎勵最多最豐厚的，當(dāng)屬魏徵，作為諫議大夫，在太宗二十六次獎勵中，他獲得了重獎八次：共獎一千九百匹絹，四百緡錢，一只金甕，十斤黃金，一座房屋和兩匹馬。

魏徵像

其實(shí)也未必，獲得最多的，還是太宗自己，他只不過付出了些耐心和財帛，就把“圣君”二字獎勵寫進(jìn)了史書里。

臣子行諫，太宗反詰，臣子解說，然后太宗欣然接受，再然后史官如實(shí)記錄和臣子行諫，太宗震怒，魏徵解圍再諫，然后太宗欣然接受，再然后史官如實(shí)記錄——這兩種近似的現(xiàn)象程式化的、交替出現(xiàn)在《貞觀政要》中。

臣子要個“犯言直諫”的身后名，太宗得個“從諫如流”的身后名，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dǎo)之使諫。三年已后，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cè)酥G，雖黽勉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色。”這就是魏徵對太宗納諫的真實(shí)看法。

因此，到晚年，魏徵進(jìn)諫的頻次和烈度大大降低。在他死后，包括尉遲敬德這樣的勛臣在內(nèi)，再也沒有人能夠勸阻太宗征伐高句麗。

太宗是個極有遠(yuǎn)見的帝王——生前就要定好身后名。

玄武門之變，弒兄殺弟、逼宮奪位，這讓太宗背負(fù)這巨大的心里壓力，他不知道后世如何評價自己，所以極力想將自己塑造成一代圣君的形象——他做的其他帝王都不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篡改歷史。

史官是個高尚而神圣的職業(yè)，他的負(fù)責(zé)對象是上蒼和歷史，并非天子和權(quán)臣。

春秋時，崔杼殺了穢亂的齊莊公后，史官太史公記錄如實(shí)“崔杼弒其君”，崔杼一來氣，就把他殺了。由于史官是家族繼承的職位，弟弟太史仲接續(xù)職位后，仍舊記錄“崔杼弒其君”，也被殺了。

這次，輪到三弟太史叔了，他照樣記下“崔杼弒其君”，再度被崔杼殺害；崔杼正要舉刀殺其最后一個弟弟太史季的時候，齊國另外一個南史帶著筆墨竹簡，來到宮廷說，“我聽說齊國的史官不夠用了，就追過來準(zhǔn)備繼續(xù)寫'崔杼弒其君’這句話了?！?/section>

相信此刻崔杼頭都大了，他無奈的放了太史季——你愛怎么寫怎么寫吧。

貞觀初，負(fù)責(zé)《起居注》編纂的是褚遂良，太宗問：

“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section>

褚遂良說：“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section>

太宗還是感覺很困惑：“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褚遂良答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dāng)載筆，何不書之？”

這時候，旁邊的黃門侍郎劉洎擔(dān)心難堪，急忙打個圓場說：天子的過失就像日食，即便褚遂良不記，天下人也會記住的。

于是太宗咽了口唾沫，默默離開了。

等到房玄齡管這件事的時候，太宗的好奇心又膨脹起來，這次他小心翼翼的問房玄齡：“國史為什么不讓天子看呢？”

房玄齡說：給，你想看啥就看啥。

房玄齡像

太宗認(rèn)真看了看關(guān)于玄武門之變的記載后想了想說：還是改一改吧？

房玄齡說：行，你想咋改就咋改？

是以，我們今天看到了一個荒淫無度的隋煬帝，一個羸弱無能的唐高祖和一個荒淫無度+羸弱無能的隱太子……如同顧頡剛先生所言，“貞觀之治”實(shí)有后世夸大溢美之嫌。

許多年以后，《起居注》又被后世史家極力“腦補(bǔ)”，美化成為《唐書》和《資治通鑒》。

對了，還有那本錯漏百出的、著名的《貞觀政要》，為了這個評價，可以舉例說明。在記載封德彝死亡的時間，《舊唐書》、《新唐書》都寫明是貞觀元年；《貞觀政要》卻固執(zhí)的認(rèn)為：“貞觀二年，太宗謂右仆射封德彝曰……”可見史料的可信度。

《貞觀政要》

既然是以對話形式記錄貞觀君臣治國思路、言談的著作，如果確實(shí)想看看太宗都是怎么說的，讀當(dāng)然《貞觀政要》當(dāng)然很合適；但要想看看太宗怎么做的，讀讀這篇文章就知道了。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彌留之際對太子李治說：“吾君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于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牟無遠(yuǎn)不致，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

其實(shí)，他什么都明白。

活著的時候連身后名都想好了，身后事自然不在話外——他的昭陵是有唐一代十八陵中最大、最富麗的陵園。

究竟有多富麗？溫韜最有發(fā)言權(quán)。

“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這是唐末軍閥溫韜所見，他的外甥鄭玄素也跟了進(jìn)去，后來宋人筆記《江南余載》記載：“見太宗散發(fā)，以玉架衛(wèi)之”，東西有石床，石函里的鐵盒子，放著前朝的圖書，包括大家鐘繇、王羲之的真跡，還有《蘭亭序》，紙墨和新的一樣。

溫韜是去盜掘的，除了乾陵，他將“唐諸陵在其境內(nèi)者，悉發(fā)掘之”。

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局部

“太宗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解之患?！北彼问芳曳蹲嬗碓谝陨显u論中的“暴解之患”似指唐太宗昭陵被盜竊。

但宋筆記《嘉祐雜志》中記載：北宋明相趙普，文中說太宗尸骨被其余荒野，后流入長安市，趙普收購回來，但一富豪所藏的頭骨，實(shí)在是不太好收購，最終趙普將尸骨還葬昭陵之下。

嘉佑是北宋仁宗1056—1063年的年號，而范祖禹1056年才十二歲，顯然范祖禹所說的“暴解”指太宗遺骨。

連饑荒不止、干戈不息、強(qiáng)造宮室、勞傷民力，再加上善用賢臣和從諫如流，這大概就是所謂“貞觀之治”的真相——沒有那么差，但也絕沒有傳說中的那么具有盛世氣象。

至于太宗么，他比隋煬帝運(yùn)氣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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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thuringen >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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