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本文僅代表劉博年的學術(shù)研究思想，可能某些觀點并不代表普世價值觀的立場。

改朝換代、政權(quán)更替，大國每一次的國家變革無不都影響著全球；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今中外所有國家的歷史也在這種哲學宿命的規(guī)律下不斷演變：東周春秋時代，東方中華百家爭鳴、西方希臘思潮泉涌；中國兩晉分崩離析、羅馬帝國走向滅亡；盛唐之治中國騰飛，而歐洲卻還未走出中世紀那所謂“人治”的陰霾。歷史必然發(fā)展，唐宋間“五代十國”的中國分裂割據(jù)，也未給西方羅馬教廷的“十字軍東征”帶來半點福音…與之相反的是，宋元之交的蒙古鐵騎卻暴力地橫掃了幾乎整個亞歐大陸，此可為“天下大同”的一個縮影。

而之后的元明換代，歷史仿佛卻站到了西方一邊，中國元明間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西方拋棄了那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tǒng)中世紀皇權(quán)人治、束縛人民思想自由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枷鎖，先是在文化上走向民主、自由的人本思想，進而在政治上又出現(xiàn)了新興的“資本主義萌芽”，從而使西方在制度層面可以步入近代化。而當時中國的明朝政府卻仍然奉行中國傳統(tǒng)封建的君王和貴族既得利益集團們的專權(quán)人治政策，使我國自此落后于西方…

所以，文藝復興可以說是西方通往自由凈土的一場革命。而達芬奇又以起源于今歐洲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而家喻戶曉。文藝復興運動不僅使之后建國與傳統(tǒng)黑暗中世紀的梵蒂岡羅馬天主教廷分庭抗禮，且它為西方歐洲帶來了走近現(xiàn)代文明的曙光。所以說文藝復興既是西方中世紀的終結(jié)者，又是歐洲封建專權(quán)的掘墓人，同時還削弱了西方教權(quán)專制的精神壟斷，使人民敢于創(chuàng)新，而非被國家意識形態(tài)所操控的愚民！有了創(chuàng)新，才有當今的“諾貝爾獎”。

雖然“文藝復興”的概念早在公元14世紀、即當時中國的元末明初時期就已被意大利的人文主義學者所用，并認為“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古典文化”和藝術(shù)及思想才是歐洲繁榮的所在；但隨著“西羅馬帝國”的倒臺，這些自由開放的古典文化思想?yún)s被淹沒在了黑暗的中世紀里。因此，當時的作家就稱西方社會上這種恢復古典文化的思潮為文藝復興。但真正把其推向極致的也唯有達芬奇：因為畢竟當人們現(xiàn)在提及被稱作“文藝復興三杰”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時，卻仿佛還有些陌生；但同為意大利人的達芬奇卻婦孺皆知。

達芬奇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的畫家、科學家、發(fā)明家…因此他在后世也被譽為“文藝復興時期最完美的代表”而聞名于世，其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就是繪畫。他的畫作，不僅有像《蒙娜麗莎》那樣完美地詮釋了“斐波那契數(shù)列螺旋線”及“黃金分割”比例“透視構(gòu)圖”和諧之美的真諦，而且他的繪圖和對“尸體的探索”和“建筑的研究”，也奠定了當今西方的《西醫(yī)解剖》和《工程制圖》等學科的基礎(chǔ)，使“圖紙”走向國際通用的標準化兼容規(guī)范。

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列奧納多·達芬奇于公元1452年4月23日誕生于今意大利托斯卡納的“芬奇鎮(zhèn)”。因其是私生子，故其父為避免外界的輿論壓力而威脅到他當時公務員的烏紗帽，卻對外宣稱說他是撿的孩子；其母也出走了！直到其生父去世后，他的身份才被家族承認。雖然他的出身使他只能姓他出生地即芬奇的姓，以及其他諸多的不便…但這些麻煩卻沒有壓倒他童年時代的那顆求知欲極強的幼小心靈。他自幼聰明好學、接受力強、勇于創(chuàng)新。

其父賽爾·皮埃羅是一位公正官，其母卡特麗娜是個農(nóng)家女，達芬奇是他們的私生子及長子。由于社會輿論：生母不久改嫁出走、而生父又重新再婚，被父母拋棄了的他也只得可憐地被送到其爺爺?shù)那f園寄養(yǎng)！雖然童年時代的他家境富庶、衣食無憂，且還有充足的閑暇時光去做自己想做的愛好；但缺少家長關(guān)懷的事實卻也使其產(chǎn)生了如“恐婚癥”等某些心理陰影，但或許就是這些“禁欲處男”的心理問題才成就了像他這種有自由時間做研究的怪才。

因其自幼愛好廣泛、博聞強識，在其少年時代便擅長繪畫、雕刻、發(fā)明、建筑，通曉數(shù)學、物理、生物、天文、地理、文學、音樂等的特長也逐漸得到了當?shù)厝说恼J可。此時家人也發(fā)現(xiàn)了他的藝術(shù)才能，于是準備送其深造。因此有藝術(shù)天賦并已嶄露頭角的他便在14歲時，到其故鄉(xiāng)的省會首府、即今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去拜師學藝。

“佛羅倫薩”一詞在古羅馬拉丁意大利語中為“鮮花之城”之意，因其與當今英語中的“鮮花”和“繁榮”及“佛羅里達”這三個單詞同源于古拉丁語的這個詞根，所以它們的拼寫和讀音及意義也都很相似。公元1466年，14歲的小達芬奇便來到了這座美麗的花城，師從當時著名的畫家兼雕塑家韋羅基奧。但令他不解的是：前幾年老師總是讓他去畫雞蛋。有一次，他實在是忍不住了，便問老師為何總讓他畫蛋，卻不教他畫各種物品？

老師回答他說：“只有用心去觀察、并用心去繪畫，才能畫出最好的圖畫！”達芬奇頓時領(lǐng)悟到了老師的思想。他又經(jīng)過不懈努力，終于在公元1472年20歲時，正式成為了一名畫家，他的名字也被記載在了當?shù)亍爱嫾倚袝钡摹都t簿》上。但他仍在其老師的工作室內(nèi)學習和工作，直到公元1476年為止。公元1480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其間他還研究了“人體解剖”和“環(huán)境構(gòu)圖”等領(lǐng)域…但僅兩年后，他便前往米蘭去尋求新的發(fā)展。

到達米蘭后，他先給當?shù)氐恼偣鼙R多維科大公寫了一封《自薦信》，以展示自己在設計中的才能，并希望得到重用。米蘭大公也很欣賞器重他，于是他在米蘭生活的17年間，便以軍事工程師、建筑師、畫家、雕刻家等身份從事了各種行業(yè)的設計創(chuàng)造工作，并在繪畫、雕刻、建筑、水利、機械制造等領(lǐng)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且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手稿》…他所研制的“飛機”和“降落傘”雖未經(jīng)實踐檢驗，卻奠定了航空器的雛形，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良好參考；他留給世人最大的財富莫過于保存下來的6000多頁手稿，其中涉及：生產(chǎn)工具、機械設備、兵器制造、建筑圖紙、生物解剖、發(fā)明創(chuàng)造等多領(lǐng)域，因而在后世被稱為“全才”。

手稿以雕刻印章式的“鏡像反字”著稱。由于是反字，所以在沒有大規(guī)模應用“計算機掃描成像”技術(shù)、并經(jīng)“數(shù)碼化圖像反轉(zhuǎn)”操作前，在別人的眼中，他的那些手稿也只可在強光的照射下，從背面才能看清其書寫的草書字體。然而對于達芬奇這個怪才來說，這種反字的書寫并不是為了讓他人不好辨認的一種所謂加密的“專利手段”；其實則是因為天才的大腦通常和常人不同，這種反字倒成為了他的一種特有書寫習慣本能，并運用得淋漓盡致！

《最后的晚餐》是達芬奇在米蘭完成的最后大作。該畫為意大利米蘭城“圣瑪利亞感恩天主教堂”旁“多明戈修會修道院”的餐廳壁畫，以《圣經(jīng)》中耶穌跟12個門徒共進“最后的晚餐”為題材，并將畫中人物的驚恐、憤怒、懷疑、臉色等神態(tài)，及手勢、眼神、行為，都刻畫得細致入微、惟妙惟肖。其構(gòu)圖也別具匠心：此畫拋棄了將主基督耶穌放在餐桌一端的傳統(tǒng)構(gòu)圖法，而是將其居中融入其中；卻又將他身旁的門徒故意畫得疏遠于他，從而體現(xiàn)了門徒們因自保而冷漠孤立主耶穌的情景寫照。

通過現(xiàn)代的“計算機圖像識別分析技術(shù)”可知，在達芬奇于公元1494年至1498年所作《最后的晚餐》與公元1503年至1506年創(chuàng)作的《蒙娜麗莎》這兩幅名畫中，分別作為主體人物的耶穌和女士都與達芬奇那張《自畫像》的面部特征十分相似。據(jù)此可知，當他在創(chuàng)作油畫時，通常是以模特的面容與自己的肖像相結(jié)合的畫風而繪畫。因此從這兩幅名畫的主角上也能看到畫家他的影子。此外《最后的晚餐》也暗示他在米蘭的最后時光，不久戰(zhàn)爭爆發(fā)。

公元1499年10月，因法國軍隊入侵米蘭，戰(zhàn)爭爆發(fā)。達芬奇也只得逃往意大利商人之都的水城、即馬可波羅的故鄉(xiāng)威尼斯去避難。但僅不到一年，他又回到了其故鄉(xiāng)佛羅倫薩。因此時他已名聲大震，所以故鄉(xiāng)有一名富商特意邀請達芬奇為他的妻子蒙娜麗莎畫像，并付了高額的費用。公元1506年，他帶著剛完工的《蒙娜麗莎》重赴米蘭，并與該畫形影不離，仿佛這就是他的另一半…而那個付了錢的富商也因為下海經(jīng)商遠航，則未向他索要此畫。

但米蘭城的遭遇正如他之前所畫《最后的晚餐》中所預言的一樣，沒有逃過敗給法國的厄運。而作為與意大利敵對的法國也意識到了需要爭奪達芬奇這一重量級人物。因此在公元1516年，法國王法蘭西斯一世便向他發(fā)出了邀請。非常識時務的達芬奇此時也不像之前中國南宋狹義的“漢民族英雄”文天祥那樣地為了名分和氣節(jié)而與敵對侵略者政權(quán)元朝斗爭到底，他卻選擇了背叛自己的祖國而接受了敵人的邀請。

遷居法國安波斯郊外克魯城堡的達芬奇便結(jié)束了此前長期在祖國的漂泊生活，卻在異國他鄉(xiāng)安靜地歡度著自己的晚年時光。在晚年，他和最親近的弟子們從事技術(shù)研究、工程設計、以及手稿的整理，卻又很少創(chuàng)作。公元1519年5月2日，一代巨匠達芬奇在他的城堡中逝世，結(jié)束了其輝煌燦爛的一生，享年67歲。而那幅與他相伴終生的《蒙娜麗莎》，也作為贈與法王的禮物而留在了法國境內(nèi)，因此該名畫至今都是法國“盧浮宮”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

劉秉忠和郭守敬師徒二人作為早在元初同為朝廷御用的“翰林院士”，其每人的能力也并不比之后明初時的歐洲達芬奇差，但為何在全球卻要比達芬奇少人問津呢？這并不是西方依靠現(xiàn)代科技傳媒的宣傳所致；最重要的是：即使在當時非常開放的“蒙元”民族統(tǒng)治下的中國經(jīng)漢儒同化后，也將人民加蓋了傳統(tǒng)封建《周禮》和“儒教”等人治的束縛烙印…意大利羅馬在中國漢代能派使團開拓“海上絲綢之路”訪華，又有與郭守敬同期的馬可波羅來華…或許這就是中西方從傳統(tǒng)體制到意識形態(tài)上的差異而致國人的創(chuàng)新精神被束縛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