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語文不好是事實。

詞不達意的時候不少。

讀我文章而覺得頭痛的人也多。

最近，回國不到兩年的兒子常指出我發(fā)音錯誤，現(xiàn)在我的英文中文都不如他。

可以想到不少原因。

先天不足：南方人，發(fā)音不準，特別是沒有高考的時代，老師教錯而不以為然是常事，一個學校不同老師發(fā)音就不能統(tǒng)一。

啟蒙時，依稀記得是在家里母親帶著，看圖識字。小方塊，一面是圖，一面是字。

不久就自學：文化大革命中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上面也有圖片。懵懵懂懂胡亂認字。我很不明白“毛主席”和“毛澤東”的關(guān)系，有一陣以為一個是側(cè)面、一個是正面：從有限的幾個畫面來推斷，相當不靠譜。我現(xiàn)在還記得圖文并茂的大字報描繪“李文忠搶救紅衛(wèi)兵”的故事（寫文章時檢索發(fā)現(xiàn)是1967年，我5、6歲時發(fā)生的）。不過，這樣的“教學”，自然無質(zhì)量保障。

小學在農(nóng)村開始，省了一年級，從二年級讀到四年級。前面兩年，兩個年級在同一個班上課，老師一半時間教一個年級。我記得，毛主席“老三篇”中《為人民服務(wù)》的第一句“我們的共產(chǎn)黨和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這句話對小學二年級的人來說，相當難懂。老師看大多數(shù)小孩不能分解長句，就解釋說第一個“共產(chǎn)黨”是毛主席。我那時大概也將信將疑，才記了一輩子。所以，不僅發(fā)音沒有學好，句法也沒學好。

四年級老師是上海下放到江西的“知識青年”，就是中學生。有時當?shù)剡x拔一些做小學老師。老師把課本《紅燈記》中的臺詞“掌柜的，給我來碗粥”念成了“掌權(quán)的”。我們那時小孩記得《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里每一句臺詞。自從他出了這個錯以后，我有時不放心會問同學的哥哥，看他是否還出錯。小學老師后來和我同一年上（不同的）大學。

到南昌后，繼續(xù)念小學和中學。每個學期課本發(fā)下來的時間越來越晚，到后來，學期要結(jié)束了，課本還沒發(fā)下來，上了一學期的課基本就沒書。

我念五年級的時候，正值全國媒體宣傳北京中關(guān)村第一小學五年級二班黃帥同學反潮流，做我們學習榜樣。我那時也是五年級二班，很容易記。我們班也有一個同學寫了小字報反校長，不過老師巧妙地通過其他同學對付他，他的造反事件影響沒出我們班。（注：大字報是毛筆寫的，大張貼墻上；小字報是鋼筆、圓珠筆寫的，一般作業(yè)本撕一頁就可以）。

課外能買的書不多。自己有時向親友借書，后來書店可以借書，除了《西游記》少年兒童版讀起來津津有味，很多書如《金光大道》、《艷陽天》、《沸騰的群山》等，實在超出少年兒童的理解能力。

在南昌時，最好看的書在私人擺的地攤上，當時是禁書，其實是文革前出版的故事書，包括《三國演義》、《鐵道游擊隊》等。一分錢、兩分錢租看一本。不知道為什么，很少問家長要錢看書，其實要了，很可能會給。也許當時以為看禁書是壞事，不敢說。所以我們好些同學是在別人旁邊擠得一點機會：在付錢租的人旁邊湊個腦袋讀。地攤一般沒有凳子，坐在小磚頭上。攤主可以趕走揩油的人，而租書的人不一定是自己的朋友，你想多看，人家不一定照顧你，這樣練就了一些速讀高手，小學同學羅飛就是一個。他比我們讀得快，所以能看很多書。他這樣看書，可能對眼睛也有影響，就不說了。他后來念北大技術(shù)物理系，讀書可是地攤上練出來的。

地攤讀書時，遇到不認識的字，不可能查字典。所以很多字的發(fā)音，我們從來是自己臨時給自己糊弄的。有些和正確發(fā)音差了十萬八千里。地攤讀書有時來不及，句子看不全，人家就翻頁了，所以要能自己填充漏掉的內(nèi)容。很多攤主存書不全，連續(xù)的圖書缺了一些，也要自己想象。

5年級時，同學程九逸的母親有一段時間每天中午給我們講《水滸》。她是我們最高級的語文老師，雖然那不是她的專業(yè)。我們幾個高興得不得了。九逸的父親是清華畢業(yè)生，那時夫妻下放到江西兩個不同的農(nóng)村，而留九逸兄弟倆在南昌和外婆共很小的房子，一家4口居分三地。高材大學生落魄時期卻給我們幾個小孩帶來很大的樂趣。九逸兄弟倆后來回上海陪爺爺并完成中學學業(yè)，大學都學數(shù)學，后在美國加州硅谷。他們的母親后來告訴我們，她把《水滸》中兒童不宜的都刪節(jié)了。我現(xiàn)在一想到《水滸》人物，發(fā)音都是她的湖南話。

就我這樣，當時還不算最差的。在南昌北湖小學，我們5個同學（九逸、羅飛、萬智華、陳俊益），給班上、年級、學校出墻報（后來全班男生就這5人繼續(xù)高等教育）。我們也湊“批林批孔”的稿件：5年級的人，哪有能耐批孔子，不過是從報紙上東拼西湊。對于我們來說，出墻報是課后娛樂，常常忘記了回家晚飯，幾個人胡思亂想，設(shè)計有文有圖的墻報。九逸的字非常漂亮、飛飛和俊益的畫好、智華笑話多，我無一特長，是典型的濫竽充數(shù)。寫人云亦云的批判稿，對語文能力可能只能誤導(dǎo)。

在南昌十中，我做過幾年語文課代表（回想起來，有諷刺意味，那時我站在前臺帶全班朗讀時，幾年如一日害羞得直不起腰來）。記憶較深的是有一次把同學們不太喜歡的班長寫到作文中去，開了一個同學懂、老師不懂的玩笑，老師當眾讀時引起哄堂大笑，老師莫名其妙，有幾天我很怕萬一同學告發(fā)，這兩年自己給老師坦白了。

大約76到77年間，突然流行手抄本小說，如《第二次握手》，不能通過當時的出版檢查，只能退而使用幾百年/上千年前的模式：手抄。我們班的同學還真手抄了，記不清楚我是否手抄，但肯定是讀了手抄的《第二次握手》。我記得反感里面堆砌“上校、將軍”之類唬人的冠詞（非要給科學家蘇冠蘭安個軍銜）。這種書質(zhì)量不能算好，但當時卻算上乘。不過，既然是手抄，我們也不能怪原作者，不知道轉(zhuǎn)抄過程中多少人自己加了什么內(nèi)容。不能奢望這樣的作品把學生的語文水平提高很多。

得知恢復(fù)高考時，對我們78級高中畢業(yè)生來說，還有9個月左右的復(fù)習時間。要把全部中學（和部分小學）的內(nèi)容補齊，也就顧不得許多。還是很多不會的，囫圇吞棗。我曾經(jīng)試圖用英文給九逸寫信，請他在上海買南昌買不到的《數(shù)理化自學叢書》，言不達意，已經(jīng)有的卻成了讓他買的，結(jié)果重復(fù)買了已有的三本，而沒有的好多本還是闕如。從來沒有過整套復(fù)習材料。我高考語文五十多分。

上大學后念書，要讀的東西多，自己亂讀，還有以前地攤上遺留下來的不良習慣，很少查字典，也不能讓語文有什么長進。

出國后，英文第一，而我同時容納兩種語言的能力比較差，不像有的人兩種語言都好。我一努力英文，中文就差。結(jié)果，不僅中文發(fā)音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而且句法更差。很多中文是英文的句法，特別繞口。讀過我文章的人見到我，話還沒出口，我就習以為常知道他們要說我的文章不好讀，其實就是用英文的語法、句型寫南方人的口語。如果沒有耐心反復(fù)讀我一些句子，不考慮所有的定語、從句等限制，我說的意思和有些讀者理解的意思，會出現(xiàn)差別。

如果要讀語氣、讀感情（是否尊重…），我的語文，問題就更大：生硬而僵化。

回國后，英文不能天天聽到，英文又出問題。

語文，還是比較麻煩的事情，特別是對我這種語言能力不好的人來說。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