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南通

      “從民國八年到十一年，這中間我到過三次南通。第一次是民國八年的冬季，我在漢口大舞臺唱完了戲，跟朱素云、姜妙香、姚玉芙少數的幾個人，還有外界的朋友齊先生、許先生，坐了江輪去的。船到碼頭，張四先生派人接我們住在南通博物館里面的'濠南別業(yè)’。房子并不大，環(huán)境幽靜，空氣很好。當晚張四先生就約我們吃飯。有一位南北聞名的度曲專家俞粟廬先生也在座的。這時正是我學唱昆曲最起勁的時代，遇到了他就不肯輕易放過，舉出幾個問題，請他指教。他都有圓滿的解答。后來他聽過我唱的曲子，認為我的嗓子很寬，可以唱昆曲的正旦。他讓我學《爛柯山》的《癡夢》，《慈悲愿》的《認子》，《琵琶記》的《南浦》，我回北京就先向謝昆泉學會了《癡夢》。又在上海跟俞振飛、許伯遒排熟了《認子》。總算他對我的建議，我都照著做了。所以不在臺上表演的原故，是這兩出戲的場子太冷，而且也找不到適當的配角。

       “第二天我們先去參觀伶工學校。校長歐陽先生領著我們到課堂、校舍、操場……各處去看。在那時的南方，這個科班的設置，是開風氣之先，惟一的一個訓練戲劇人才的學校。它在制度、教材方面，都采用了新的方法。如舊科班里的體罰習慣，他們已經廢除不用了。課程方面，不單是注重戲劇，就是一般學校的國文、算術也都照樣的悉心教授。所以畢業(yè)的學生，在文學上的水準，并不算低。

       “關于戲劇的科目，是分皮黃、昆曲、武戲……另外還設立一個管弦班，研究樂器。招收的學生共約七八十人。畢業(yè)出來的學生，我知道的如林秋雯、葛次江、姚雪濤、李金章、戴衍萬……有的還搭班演戲，有的在本界工作，有的是在教戲，也有些已經轉業(yè)了。這里面的李金章就是李斐叔。張四先生介紹他到北京來跟我學戲，就做了我的學生。他對戲劇一道，限于天賦上種種條件的不夠格，并不能有所深造。可是文學方面倒頗有成就。筆底下說得上是通暢流利，足夠應用。替我辦過好多年的文書。我倒也很得他的幫助的，這一點就可以證明這學校的學生的文化程度了。

      “看完了伶工學校，歐陽先生又陪我們到更俗劇場去參觀。前臺經理薛秉初招待我們先到了一間客廳侍茶。我剛跨進去，抬頭就看見高高懸著一塊橫匾，是'梅歐閣’三個大字。筆法遒勁，氣勢雄健，一望而知是學的翁松禪老人，這就是張四先生的手筆。旁邊還掛了一副對子，'南派北派會通處，宛陵廬陵今古人’，也是張四先生自撰自書的。他是借用梅圣俞（宛陵）、歐陽修（廬陵）兩位古人的籍貫來暗切我跟歐陽先生的姓的。薛經理指著橫匾對我們說：'這間屋子四先生說是為了紀念你們兩位的藝術而設的?！衣犕炅?，頓時覺得惶恐萬狀。我那時年紀還輕，藝術上有什么成就可以值得紀念呢。這是他有意用這種方法來鼓勵后輩，要我們?yōu)樗囆g而奮斗。我這三十年來始終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認真苦干，受我的幾位老朋友的影響是很大的。在這屋里休息了一會兒，由薛經理陪著我們看完了前臺后臺，就回到濠南別業(yè)。那晚我就在更俗劇場演唱《玉堂春》。這劇場是新式的建筑，臺上兩旁有場面樓，臺下座位寬敞，一切裝置和管理上，都能保持著整潔嚴肅的作風。場上不準站一個閑人，做到了凈化舞臺面的效果。有幾位穿紅坎肩制服的服務員，站在兩廊，隨時負責場內的清潔。如果看到觀眾有唾瓜子殼、果皮等物，他們立刻拿著掃帚，走過去掃除干凈，并不用硬性的規(guī)定來限制一般有害公共衛(wèi)生的看客們的舉動。讓你自己體會出這種不合理的行為，是應該加以改革的。那次因為同去的人數不多，我們大半是演的昆劇，如《佳期》《拷紅》《思凡》……和我排的新戲，如《嫦娥奔月》《木蘭從軍》《千金一笑》。老戲比較演得少一點。

       “這次在南通唱了十天光景，就回北京過年。轉過年來的春季，又應許少卿之約到上海表演完了，在舊歷庚申年的四月，第二次再到南通。那次去的人比較多一點，鳳二爺也同去的，我們還都帶了家眷。由南通唱完，坐船到浦口上津浦車才回北京。第三次是民國十一年去的，那年我跟楊老板（小樓）在上海天蟾舞臺演出。從舊歷的五月初三唱起，唱了二十天戲，正趕上張四先生的七十正壽，我記得他是五月二十五日的正日，我跟楊老板、鳳二爺、王長林、許德義、郝壽臣、李壽山、吳彩霞、姜妙香、姚玉芙，都在二十四日到了南通。當天晚上楊老板演的《落馬湖》，我演的《天女散花》，第二天白天楊老板的《長坂坡》，我的《麻姑獻壽》，晚上楊老板的《連環(huán)套》，我的《游園驚夢》。我們二十六日的早晨就坐船回到上海，趕晚上天蟾的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