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最初產生于唐代，由書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門演變而來。唐玄宗開元五年（717年），于東都洛陽乾元殿東廊纂寫四部書，因號乾元院。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唐玄宗在京師長安明福門外設立了麗正書院，于開元十三年，改稱為集賢殿書院，是中國最早的官辦書院。

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后來在唐宋至明清出現(xiàn)的書院屬于一種獨立的教育機構，也是私人或官府設立的聚徒講授和研究學問乃至科舉考試的場所，具有官方和民間的雙重性。

中國正式的教育制度發(fā)展于宋代，由朱熹創(chuàng)立。宋初提倡文治，朝廷崇尚儒術，但國家一時又無力大量創(chuàng)辦官學，所以鼓勵民間辦書院。當時，由富商以及學者們自行籌款，在山林的僻靜處建造學舍，或置學田收租，以充經費，而朝廷也對書院給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贊助，這些支持促進了宋初書院的興盛。

在范仲淹執(zhí)掌南都府學時期，尤其在慶歷新政之后，書院可謂盛極一時。隨著北宋科舉取士規(guī)模的擴大，而宋初官學卻又長期處于低迷不振的狀態(tài)，士人們求學的需求大卻苦無其所，這時的書院應運而生，直接起到填補官學空白的作用，為廣大士子提供了讀書求學的場所。當時比較著名的四大書院有河南商丘的應天府書院、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以及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陽書院，這些書院都由大儒主持掌管，為國家培養(yǎng)出大批優(yōu)秀的人才。

一、應天府書院

應天府書院又稱應天書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qū)商丘古城南湖畔，是五代后晉時期的商丘人楊愨所創(chuàng)辦。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改升應天書院為府學，稱為“應天府書院”，并正式賜額“應天府書院”。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應天府（今河南商丘今）升格為南京，成為宋朝的陪都，因此應天書院又稱為“南京書院”。慶歷三年（1043年），應天府書院又改升為“南京國子監(jiān)”，成為北宋的最高學府，同時也成為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一座升級為國子監(jiān)的書院。隨后由于晏珠和范仲淹等人的加入，應天府書院逐漸發(fā)展為北宋最具影響力的書院。元代趙孟瞓在《義學記》里記載：“宋初時天下有四大書院，應天書院為首?！?/p>

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范仲淹受知府晏殊的聘請，主持掌管應天府書院。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應天府書院學子王堯臣和趙鰖分別中得狀元和探花。范仲淹自主持書院后，“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懷，為北宋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如王堯臣、趙鰖、張方平、富弼、孫復、石介等。史載有“宋人以文學有聲于場屋者，多其所教也”。

（柱石：范仲淹在應天書院講學時的遺物）

范仲淹主持應天府書院期間，總結先師戚同文的教學方法，為書院制定出一系列學規(guī)和實施改革，一改當時崇尚辭賦的浮淺學風，重經義、重時務、重實際。要求“為學之序”和“讀書之序”，經常教導學生要“從德”，而不能僅以科舉仕進作為求學的最終目的。他提出的“為學之序”中，學、問、思、辨四者最后都要落實到“行”上。《上執(zhí)政書》提出“固國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事”六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舉、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書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應天府書院的基本課程除了儒家、道家、墨家經典的《詩》《書》《禮》《易》《樂》以及《墨子》《道德經》《春秋》等外，還授教《藝文》和《易經》兩門課，同時按照書院學生們不同的專長而入讀各項分科，設立的課程主張學以致用，并提倡實地考察，即所謂的“明體達用”。范仲淹說：“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於教以經濟之業(yè)，取以經濟之才?！?他主張選拔人才要德才兼?zhèn)洌乙缘聻橹?。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向學生講學大多以提綱挈領為主，并不作逐字逐句的地進行解釋串講，只給學生提示，由學生提出疑難問題后再作針對性的討論。應天府書院要求教師作表率，每當給學生命題作賦時，范仲淹都會先作一篇，掌握試題難度和著筆重點，使學生們迅速提高寫作水平。由于范仲淹在道德以及學問上以身表率，應天府書院的學風濃厚。

（應天書院建筑）

應天府書院以其歷史悠久、規(guī)模宏大、影響深遠、人才輩出而居北宋四大書院之首。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上，無論在《中國書院辭典》、《中國古代書院》、《四庫全書》等國家典集以及史書的記載中，都名列前茅。由于范仲淹率先明確了匡扶“道統(tǒng)”的書院教育宗旨，并以此確立了培養(yǎng)“以天下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推動了宋初學術以及書院學風朝經世致用方面的轉變，后來又通過“慶歷興學”等措施，進一步推動了北宋書院的發(fā)展，明確了學術、大師在書院中的重要作用和歷史地位。先后有主盟北宋文壇的戚同文、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曾鞏、畢士安、王洙等，“宋初三先生”中的孫復、石介二人，“雙狀元兄弟”宋庠、宋祁，“北宋五子”之一的張載等，都畢業(yè)于應天府書院，真可謂人才輩出。

（應天府書院鳥瞰圖）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之變，金人南下。趙構建南宋于應天府，不久遷往臨安（今杭州），宋欽宗時應天府書院毀于兵火，久廢近250年。其后從元朝到清朝之間，應天府書院屢建屢廢，名稱也不斷更改。直到2003年，河南省政府批準應天府書院在宋代原址附近進行修復，重建的應天書院按歷史文獻記載恢復原貌，完成了仿古圍墻、大門、崇圣殿、道路、門前廣場、狀元橋以及院內外綠化等工程，總建筑面積4116.8平方米，成為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點旅游景點。

二、岳麓書院

坐落于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湖南長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腳下湖南大學內，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學府之一。其古代傳統(tǒng)的書院建筑至今被完整保存，也是唯一中國古代延續(xù)到現(xiàn)在的學府。

岳麓書院主體建筑面積有31000多平方米，分為書院主體、附屬文廟及新建的中國書院博物館?，F(xiàn)存建筑大部分為明清遺物，其古建筑在布局上采用中軸對稱、縱深多進的院落形式，是中國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書院建筑群。

（岳麓書院建筑群）

文化名山岳麓山在西晉以前為道士活動地。西晉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麓山寺創(chuàng)立，是道士們讀書和活動的場所，至今仍保存完好。東晉的陶侃也曾在麓山寺下建庵讀書。到唐末五代時期，智璇等二僧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辦學，建起了“以居士類”的學舍，形成書院的雛形。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岳麓山下原智璇辦學的遺址上，由官府捐資興建，正式創(chuàng)立岳麓書院。

公元1008—1017年間，是岳麓書院的鼎盛時期。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聞知山長周式以德行著稱，岳麓書院辦學很不錯，特別召見了周式，拜為國子監(jiān)主簿，請他留在京城做官講學。但周式心系岳麓書院，于是請求歸院，宋真宗就親書賜“岳麓書院”御匾懸掛于書院大門正上方，還賜經書等物，岳麓書院從此名聞天下，前來求學者絡繹不絕。至今書院所存明代“岳麓書院”刻石，便是當年宋真宗的手跡。此后，岳麓書院在周式主持執(zhí)掌下，從學員人數(shù)到院舍規(guī)模都有很大發(fā)展，成為北宋四大書院之一。

公元1165年，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劉珙聘請著名理學家張栻為岳麓書院的主教，加強了岳麓書院在宋代教育和學術上的地位。張栻在主教期間，以反對科舉利祿之學和培養(yǎng)傳道濟民的人才為辦學為指導思想，培養(yǎng)出了一批如吳獵、趙方、游九言、陳琦等經世之才的優(yōu)秀學生。

公元1167年，朱熹來訪岳麓書院與張栻同游岳麓，在“百泉軒”論學三晝夜，這就是歷史上知名的“朱張會講”。這次會講，推動了宋代理學和中國古代哲學的發(fā)展，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朱張會講之后，岳麓書院名聲更加遠播。

公元1169 年，張拭知嚴州，彪居正任書院山長。元代理學家吳澄在《重建岳麓書院記》中說：“自此（朱張會講）之后，岳麓之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 公元1194年，在岳麓會講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撫使，再一次來到潭州，重整岳麓書院，頒行《朱子書院教條》，岳麓書院再次進入到繁盛時期。

岳麓書院自公元1275年元軍攻破長沙時被付之一炬之后，還經歷過多次戰(zhàn)火，曾七毀七建。除此以外，明代初期，在朱元璋奉行“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的政策下，重視地方官學的復興，而不倡導書院教育，因此全國各地的書院一度處于頹廢狀態(tài)，岳麓書院也沉寂了百余年。直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間，書院才開始逐漸恢復。

1507年（正德二年），陽明心學一代宗師王守仁帶著弟子一行來岳麓講學，傳播心學。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岳麓書院的講學是繼南宋湖湘學派之后，岳麓書院的又一次重要學派活動，使岳麓書院進入一個學術的繁榮時期。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世宗頒“敬一箴”及所注程顥視、聽、言、動四箴于岳麓，增建敬一亭，后改名四箴亭。明末，東林學派高世泰講學書院，岳麓書院學術傳統(tǒng)又得以發(fā)展。

到了清朝，為褒揚岳麓書院辦學之功，皇帝先后頒賜“學達性天”、“道南正脈”等匾額，并賜帑賜書，將岳麓書院列為省城大書院，在官府的大力扶持下，岳麓書院辦學規(guī)模進一步擴大。順治初年，書院繼續(xù)辦學。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詔令岳麓為省城書院，賜帑金一千兩。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乾隆帝賜御書“道南正脈”額匾于岳麓，以褒揚岳麓傳播朱（熹）張（栻）理學之功，岳麓書院在全國的地位再次獲得肯定。其后，湖南巡撫等地方官府多次撥款以作書院經費，大批有名望的學者被聘任為山長。乾隆后期至嘉慶、道光年間，岳麓書院的建設進一步發(fā)展。

（清代御匾“學達性天”）

清代時期岳麓書院主要傳授理學和漢學。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湖南巡撫吳榮光在岳麓書院內創(chuàng)辦了湘水校經堂，以經史、治事、辭章進行分科試士。清嘉慶年間岳麓書院大修時，山長袁名曜為大門撰寫對聯(lián)，寫的上聯(lián)典出《左傳》的“惟楚有材”，讓門生們應對，貢生張中階對的下聯(lián)典出《論語》的：“于斯為盛”，這個對法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又夸了一番人杰地靈的楚湘大地。這副天下聞名的門聯(lián)，從那時起便成為岳麓書院的門面擔當。

清朝末年，朝廷實施新政后，廢書院而興學堂，“岳麓書院”于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被湖南巡撫趙爾巽奏廢為湖南高等學堂。1912年，湖南高等學堂又奉令停辦，工科學生按志愿送到湖南高等工業(yè)學校和湖南高等師范學校繼續(xù)學習。1926年湖南工業(yè)、商業(yè)、法政三個專門學校合并，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學，以岳麓書院為一院，新建校舍為二院。1937年，省立湖南大學被國民政府教育部確立為國立湖南大學。1959年復名湖南大學。1978年，國務院確定湖南大學為全國重點大學。此后，岳麓書院致力于建設成為培養(yǎng)國學研究、教學方面的高級專門人才的基地，建設成為既有深厚歷史文化背景、又具有現(xiàn)代學術研究條件的高端學術平臺，成為國際上有重大影響力的中外學術文化的交流中心和國內一流的國學重地。

千年學府岳麓書院，是三湘人才輩出的歷史記錄。岳麓書院培養(yǎng)出的知名的學子有：太學博士、吏部侍郎彭龜年，刑部侍郎游九功，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吳獵，哲學家、思想家王夫子，云貴總督、貴州巡撫賀長齡，兩江總督、太子少保陶澍，近代啟蒙思想家魏源，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軍機大臣、兩江總督、湘軍首領左宗棠，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熊希齡，著名教育家楊昌濟，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師范大學首任校長范源濂，湖南省主席、省長程潛等。

除了知名的學子，岳麓書院還有大量的文物遺存。門額“岳麓書院”為宋真宗的親筆；大廳中央懸掛兩塊鎏金木匾：一為“學達性天”，由康熙皇帝御賜，意在勉勵張揚理學，加強自身的修養(yǎng)，原額被毀，1983年依康熙字跡重刻；二為“道南正脈”，由乾隆皇帝由御賜，此額為原物。講堂壁上還嵌有許多極有價值的碑刻文物，如由朱熹手書、清代山長歐陽厚均刻的“忠孝廉節(jié)”碑，由清代山長歐陽正煥書、歐陽厚均刊立的“整齊嚴肅”碑，清代山長王文清撰文的《岳麓書院學規(guī)碑》《讀書法》等十數(shù)方。

碑刻文化也是岳麓書院非常有價值的亮點。碑廊中嵌立著歷代遺碑13方及新制的岳麓書院文獻史料碑刻27方。這些碑刻中，朱熹手書的“道中庸”以及“極高明”等碑，是書院的重要遺存。“麓山寺碑”位于園林南側，是中國現(xiàn)存碑刻中影響較大的一塊碑，唐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由著名書法家李邕撰文并書寫、江夏黃仙鶴勒石刻篆，因為文、書、刻石都十分精美，所以向有“三絕碑”之稱。碑高4米，寬1.35米，碑文共1400余字，碑側碑陰有宋代大書法家米芾的題刻。

（麓山寺碑）

此外，岳麓書院的御書樓也有很高價值。宋真宗皇帝賜書后更名“御書閣”，元明亦稱“尊經閣”，位置有所變動，至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巡撫丁思孔從朝廷請得十三經、二十一史等書籍，建御書樓于今址。清代中期，岳麓書院御書樓已發(fā)展成為中國民間一座較大型的圖書館，藏書14130卷。現(xiàn)今的御書樓仍然作為古籍圖書館供書院教研人員使用，藏書數(shù)量已逾五萬冊，有大型工具書如《四庫全書》、《續(xù)解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古今圖書集成》等均有珍藏。

（岳麓書院御書樓）

三、白鹿洞書院

位于江西九江市廬山五老峰南麓，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間（公元940年），已有1000多年歷史?！笆加谔疲⒂谒危赜诿髑濉?，是中國首間完備的書院，南唐時建成“廬山國學”（“白鹿國學”），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設立的國學堂。

白鹿洞是一個山壁上挖出的半圓形石洞，高4米、寬4米多、深6米多，內墻砌以花崗巖石、地鋪石磚，皆較平整，一只小石鹿蹲臥在石基上，后面有一塊屏風大的石碑，上面刻有《大司馬大中丞蔡公重興白鹿洞碑記》，文為清代順治年間任洞主的熊維典所撰。說的是這里當初的白鹿洞有名無實，在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間由南康知府王溱挖山開洞而成。此后王溱還寫了一篇《新辟石洞告后士文》，說明白鹿洞名震天下卻無洞，開洞可以使先哲遺跡不泯，使后人之景仰愈久愈切等等。洞的正壁上刻有王溱所書的《鹿洞記》。

（白鹿洞）

白鹿洞書院坐北朝南，整個建筑群沿貫道溪自西向東串聯(lián)式而筑，布局考究，由近及遠依次排列著五個高大的院門而構成五大院落，分別為先賢書院、禮圣殿、白鹿洞書院、紫陽書院和延賓館士子樓，每一組院落又各自有兩至三進建筑。

（白鹿洞書院俯視圖）

白鹿書院的整個建筑為石木或磚木結構，以明、清建筑為主，其屋頂?shù)慕Y構為人字形硬山頂，具有清雅淡泊之氣。其中的“紫陽書院”因朱熹而命名，朱熹的別號為紫陽，故名為紫陽書院。它位于白鹿洞書院的東邊，由門樓、崇德祠、行臺等建筑組成，碑廊中有修建記文、洞規(guī)教義、詩詞歌賦、游記題詞等各色字碑。

南唐開元四年（公元940年）， 李善道、朱弼等人在白鹿書院置地聚徒講學，稱為“廬山國學”。也稱為“白鹿國庫”、“白鹿國學”，匡山國子監(jiān)，與金陵國子監(jiān)齊名。

朱熹在白鹿洞書院首開書院“講會”之先河，允許不同的學派在書院展開辨論。比如朱熹曾請理學家陸九淵到書院講學，陸九淵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fā)起論辯。朱熹認為陸九淵的講學“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于是請陸九淵整理講稿，“書于策以諗同志”。這種質疑問難的學術態(tài)度以及互相辨論式的會講制度一直延襲到后來。它既拓寬了生徒的視野，又增強了學習興趣，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百家爭鳴”的精神，使學術思想得以發(fā)展與傳播。因此，白鹿洞書院因理學宗師朱熹、哲學家陸九淵和社會各界名流都曾在此講學辯論，成為理學傳播的中心。

（朱熹像）

歷史上白鹿洞書院屢毀屢建。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宋軍攻占江州時，書院便停止了講學。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白鹿洞書院得到修整?；实v六年（公元1054年）春，書院又毀于戰(zhàn)火。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理學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軍，到白鹿書院察看遺址后，將《申修白鹿洞書院狀》呈報給禮部以及給丞相的報告中申述興復書院的理由，并未得到朝廷當權者的支持。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三月，白鹿洞書院初步得以修復。

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朱熹的兒子朱在以大理寺正知南康軍，提出修建白鹿洞書院，使朱熹初步完成修建白鹿洞書院的意愿。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知軍黃桂又重建了書院的禮圣殿，增建三門。南宋紹定六年（公元1233年），江東提刑兼提舉袁甫又重修和增建白鹿洞書院。到了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白鹿洞書院在南康地方當局與書院主持的努力下進行了修復。

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前后，是白鹿洞書院最鼎盛的時期，書院擁有院房360間、亭閣24座、橋梁5座、牌坊2座、生徒527人、學田3000多畝。到明代末年，白鹿洞書院進一步官學化，聘請府司理推官作為書院的主持。到清代時，白鹿洞書院更受朝廷重視，不斷的被修復和整頓。清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聶應井與知府徐士儀等倡捐修葺書院。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江西巡撫蔡士英會同藩臬諸司修建和整頓白鹿洞書院。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江西總督張朝麟帶領府縣官員重修書院的明倫堂和宗儒祠?？滴跏辏ü?677年），南康知府倫品卓在布政使姚啟盛和提學道邵吳遠的倡捐下，對書院的院舍進行整修、翻新?？滴醵辏ü?687年），康熙皇帝親書“學達性天”等八匾額賜于白鹿洞書院。

（康熙皇帝御賜匾額）

白鹿洞書院自南唐到晚清，培養(yǎng)出狀元3人，進士約200人，舉人、秀才更是不計其數(shù)。書院先后走出的有：南唐狀元詩人伍喬；宋末宰相、民族英雄江萬里；宋末名將、軍事戰(zhàn)略家余玠；明末科學家宋應星；清嘉慶朝狀元、軍機大臣戴衢亨等英才名士。

1996年，白鹿洞書院連同廬山風景區(qū)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四、嵩陽書院

位于河南省鄭州市登封市區(qū)北3千米峻極峰下。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初名為嵩陽寺（佛教寺院）。于宋景祜二年（1035年）重修太室書院時賜名為嵩陽書院，并設院長掌理院務。嵩陽書院為北宋四大書院之一，也是宋代程朱理學的發(fā)源地之一。

后周顯德二年（公元955年），世宗柴榮將嵩陽寺改為太乙書院，成為儒學活動中心。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太乙書院又改為太室書院，宋太宗御賜“太室書院”匾額。宋景祜二年（公元1035年），在重修太室書院時又賜名嵩陽書院，并設院長掌理院務。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公元1068～1085年），理學的“洛學”創(chuàng)始人程顥、程頤曾在此講學，北宋名儒司馬光、范仲淹、朱熹、韓維、李剛、呂海等也在此講過學。

明代，政府重視科舉制度發(fā)展官學，嵩陽書院在遭抵制下經歷四次的禁毀。直到明成化年間（公元1465～1487年），嵩陽書院又逐漸恢復了發(fā)展。明嘉靖年間（公元1526～1530年），登封知縣侯泰在嵩陽書院舊址上重建書院，恢復了嵩陽書院之名，并建造二程子祠。

到清代，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知縣葉封在明代嵩陽書院的故基上修建書院，建造堂屋三間，新筑墻壁五十丈將幸存的兩株漢封將軍柏圍入院中，為后來的嵩陽書院基本布局奠定了基礎。從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開始，登封明儒耿介主持嵩陽書院院務，廣納天下名儒，倡導理學。他繼承了葉封沒有完成的書院建設，先后通過捐田來擴充經費擴建學舍。至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嵩陽書院建有三賢祠、道統(tǒng)祠、麗澤堂，輔仁居三間、觀善堂三間、博約齋五間、敬義齋五間，疊石溪旁建有川上亭、仁智亭、先師殿，崇儒祠三間，天光云影亭、觀瀾亭各一座，完成了嵩陽書院的基本雛形規(guī)劃。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登封知縣施奕簪又將123畝土地納入了書院，用于對藏書樓、先賢祠、講堂、道統(tǒng)祠、以及大門等的修繕，并購置一批書籍充入藏書樓。至此，嵩陽書院的建筑規(guī)模已基本完善。到清末，政府廢除科舉制度設立學堂，嵩陽書院終止了書院教學，先后成為嵩陽高等小學堂和中岳中學的教學辦公場所。新中國成立后，嵩陽書院經全面整修，曾作為登封師范學校、中共登封縣委黨校、登封縣教師進修學校的校址。

（嵩陽書院鳥瞰圖）

嵩陽書院經歷過多次增建修補，其總體布局保持清代前的風格，青磚灰瓦的建筑古樸雅致，具有濃厚的地方建筑特色。整個建筑由南向北，依次為大門（山門），先圣殿，講堂，道統(tǒng)祠和藏書樓，中軸線兩側有配房相連。大門由登封知縣葉封于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7年）主持時重建，是一座三開間卷棚式硬山建筑。檐下原掛有“高山仰止”“曲徑通幽”匾額，門額橫匾書：“嵩陽書院”四個大字。黑底金字，樸素大方，為宋代大書法家蘇東坡的墨寶，現(xiàn)為當代書法家宋書范書。大門兩側前檐柱上的對聯(lián)為清乾隆皇帝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所作。嵩陽書院的儀門為牌坊式建筑，上有“高山仰止”的匾額，出于《詩經·小雅·車轄 》。

道統(tǒng)祠是嵩陽書院比較有特色的建筑。它面闊三間，欞門檻窗，歇山式滾脊灰筒瓦覆頂，殿內供奉帝堯、夏禹、周公石膏頭像，后壁懸掛帝堯、夏禹、周公當年在嵩山地區(qū)巡狩、治水、測影等活動情況的大型圖案。柱聯(lián)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睘榍迥┱渭伊謩t徐所作。在古代，儒家倡導有道統(tǒng)就有治統(tǒng)，因為“治統(tǒng)得道統(tǒng)而盛，道統(tǒng)賴治統(tǒng)而光?！?祭祀道統(tǒng)三圣人是嵩陽書院的傳統(tǒng)，而且在中國古代書院中，也唯有嵩陽書院保存著這種祭祀形式。

嵩陽書院至今遺存的主要文物有唐至清代碑碣70余條，包括《漢封將軍柏碑》、唐代隸書代表作品《大唐嵩陽觀紀圣德感應之頌碑》、北宋黃庭堅的《詩碑》等；西漢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劉徹游嵩岳時封的“大將軍”柏樹；明萬歷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石刻地圖“登封縣地圖”；北宋理學名家程顥、程頤兄弟到嵩陽書院講學時親手所栽的“二程手植槐”等。

（漢封大將軍柏）

嵩陽書院走出的歷史名人有：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北宋哲學家、教育家、理學奠基人、詩人程顥；北宋教育家、理學家程頤；清順治十六年進士、登封知縣葉封等。

2010年8月1日，嵩陽書院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