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昕  孫振田

鄭昕，西安工業(yè)大學文學院教師，文學碩士，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與古典文獻學。

孫振田，西安工業(yè)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古籍目錄學，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漢書·藝文志》注解長編及研究”等。

羅鷺編《采山樓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全二冊（下稱《叢刊》），獲得“中華古籍保護計劃”資助，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5月影印出版，第一冊594頁，第二冊658頁，16開本。該書選刊羅鷺（采山樓為其書齋名）個人所藏稀見清人別集20種，每種均撰有題跋或解題。當代著名學者程章燦先生題寫書名，藏書大家韋力先生撰序，羅鷺自撰前言。較之近年影印出版的一些同類型叢刊，如《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33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天津圖書館珍藏清人別集善本叢刊》（20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南開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32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清代詩文集匯編》（80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清代家集叢刊》（201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版）、《清代家集叢刊續(xù)編》（201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版）等，不得不說，《叢刊》只能稱得上是一部“小書”——總數(shù)不過區(qū)區(qū)20種，且每種的部頭又較小，除一種三卷、三種二卷、兩種不分卷外，其余14種均為一卷；然而，考慮到《叢刊》所選為羅鷺一人之所藏，基于其全部的藏書活動，衡其藏書實績、究其藏書思想、察其藏書意義，我們卻又不能不說，《叢刊》實為一部“大書”，是當代民間古籍收藏與保護的重要收獲，必將在藏書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1.藏書實績：規(guī)模初具，深入研究

當代環(huán)境下，想在古籍收藏上有所建樹，無疑是難之又難的。這主要由兩個方面所決定：其一，購求不易。退出日常流通，且又經(jīng)歷公藏機構與私人藏家的長期搜羅及自然與人為之淘汰等，古籍之獲得雖仍有渠道，但大多數(shù)情況下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韋力先生在序中論及宋元本的收藏云：“宋元刻本經(jīng)過幾百年的孜孜以求，尚能在市面流通者稀若星鳳，雖然晚清民國間還有一些大藏家能夠收到數(shù)量不少的宋元本，但隨著歷史的變遷，這些大藏書家架上之物基本都歸了如今的公共圖書館，塵埃落定后，若某位大力者欲以宋元本為唯一追求目標，其情可感，其志可嘉，但能夠達到一定的質(zhì)與量，顯然是難以完成的夢想?！?sup>[1]1宋元刻本固不易求，其他類型的古籍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以時間較近的清人別集論（其尤近者如晚清別集），即便是流散民間者“數(shù)量眾多”^[2]2，然非經(jīng)費時費力，又何能得見？其二，經(jīng)濟壓力。毋庸諱言，以個人之力，即便購置一些當代的出版物，哪怕只是為了滿足最基本的學術研究，擇其必不可少者購買，經(jīng)濟上的代價都是十分高昂的。不少書籍定價之高，令人咋舌。至于古籍，其價格就更加讓普通人望“書”興嘆了。且不說那些較受關注的善本、佳本，即便是一些普通古籍，或者并不為人所關注、追捧的古籍，交易價格往往也在數(shù)萬之間^[3-7]。正是基于這兩個方面，我們不能不說，羅鷺之藏書所取得之實績已經(jīng)規(guī)模初具，即以《叢刊》而論，雖然只有區(qū)區(qū)20種，已足以令人贊嘆了。據(jù)知情人士透露，羅鷺所藏稀見清人別集已有60余種，“原計劃聚集百余種再整理問世……就優(yōu)先選取二十種罕見流傳、內(nèi)容較完整、有較高文獻價值的稀見清人別集先行出版”^[2]5，可知這20種只是其珍藏的部分藏品，這就更加難能可貴了。為此，羅鷺自然也付出了不少心血，內(nèi)中之顯見者：其一，制定收藏標準。關于這一點，羅鷺有所交代：1.“在書價日漲的今天，以一名大學青年教師的微薄薪水，無法滿足大規(guī)模購書的愿望，只能選擇某一類型文獻形成專藏”^[2]3；2.“將明清別集作為自己的主要收藏方向”^{[2] 4}；3.“限于財力，基本上只能采取人棄我取的策略，收藏那些名氣不大、品相不佳、殘缺不全的文獻”^[2]4。固為另辟蹊徑，更可稱苦心孤詣。其二，長期堅持不懈。據(jù)羅鷺介紹，他有意識地收藏古籍活動，始于2008年，至今已逾10年之久，“十年來，通過網(wǎng)絡、拍賣、古舊書店、書友交流等途徑，筆者經(jīng)眼的稀見明清別集多達數(shù)百種”^[2]4，“有時候苦等數(shù)月，瀏覽大量書目信息，也見不到一部心儀的清集；有時候偶然疏忽，數(shù)日沒有上網(wǎng)，才發(fā)現(xiàn)某部孤本秘籍已被他人廉值買去。為了彌補心中的遺憾，只好花重金請求書友割讓，或者托店主復印副本見寄”^[2]5，精力之投入、個中之苦辛，歷歷在目，也一定承受了不小的經(jīng)濟壓力，除前述所謂“無法滿足大規(guī)模購書的愿望”“財力所限”云云，翻檢《叢刊》相關書籍之解題，如王者瑞《百梅詩》一卷，解題云：“索值甚昂，猶豫不及購，遂與之失之交臂矣?！蓖鯕J止《癡生詩草》一卷、《癡生詩草續(xù)集》一卷，解題云：“山東高密流出水西王氏家集數(shù)種……因索值甚昂，余僅購得此本，重其為稿本也……惜余當時力有未逮，不能使之盡歸一廬，至今引以為憾?！狈侵惯z憾之情，其經(jīng)濟上的壓力亦可見一斑。

羅鷺收藏古籍所取得的實績，自然還應包括對所藏古籍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叢刊》所收書籍為例，標志就是為它們一一撰寫了高質(zhì)量的題跋或解題：或解決疑難之問題，或指出書籍之價值，或揭示普遍之規(guī)律。舉例言之：關于解決疑難之問題，如張逵《梅林詩集》一卷，因缺頁造成著者不明，解題抓住所余詩篇中的蛛絲馬跡，推理與材料互證，最終得出著者即清初安徽宿松人張逵的結論，從而很好地解決了《梅林詩集》的作者問題?？甲C過程絲絲入扣，引人入勝，堪稱典范。關于書籍之價值，如論楊念昔《金滸詩草》一卷，最有價值的為紀實長詩《成都記災》，可與《（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十六《祥異志》、《清史稿》卷四十一《災異二》相印證，為詩史可互證“典型之一例也”；論杜若春《樂陶吟》一卷云：“二年后捐館，幸有此集流傳，可補史志記載其生平事跡之缺。”指出書籍之價值，為解題撰寫中最具挑戰(zhàn)性的工作，也是衡量解題質(zhì)量高低的重要指標，非深思熟慮、旁稽博考而不能為。關于揭示普遍之規(guī)律，如論陳文新《養(yǎng)氣齋詩記》一卷云：“舊鈔本之價值，于此可見一斑；然傳鈔亦易致誤，亦不可不慎察而詳考也。”論劉暉《湘云別業(yè)詩草》一卷云：“蓋此種詩文集，大抵皆排印家譜之副產(chǎn)品，僅在家族內(nèi)部及友人中傳閱，故名氣不大、罕見流傳。然當時刷印之品種極夥，遠超今人估算。惟今日存世且見諸著錄者，不過泰山一毫芒而已?！边@為我們科學地利用舊鈔本，以及正確認識地方文士詩文集刷印與流傳之規(guī)律，提供了可貴的借鑒。

（《金滸詩草》）

2.藏書思想：凡書，皆可寶之；凡書，以用為歸

作為一名古籍收藏愛好者，最渴望收藏的，當然是那些版本上較為重要、較為稀缺，或者學術研究上價值更大的書籍。然如上所述，受制于古籍流通的客觀實際及經(jīng)濟承受能力，羅鷺雖然自稱“酷嗜珍本秘籍”^[2]3，更多的情況下卻只能“人棄我取” ^[2]4，購買一些“名氣不大、品相不佳、殘缺不全的文獻”^[2]4，甚至因此而不無自嘲地說：“至于能夠采到的究竟是傳世之寶還是廢銅爛鐵，則只能順其自然了。”^[2]5這固然是一種無奈，其背后所體現(xiàn)出來的則是較為通達的藏書思想，即凡書皆可寶之——名氣不大之書、品相不佳之書、殘缺不全之書，均應予以重視，因為這些書籍總是有其不可忽視之價值?！肚把浴分杏涊d了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

明人王應翼，是湖北京山黃玉詩社的主要成員之一，其詩集久已亡佚，僅見（康熙）《安陸縣志》卷二十著錄所著《采山樓詩文》十數(shù)種。筆者偶然在孔夫子舊書網(wǎng)見到《采山樓集》明刻本殘頁，背面粘貼新中國成立前后石家莊一家餅干公司的廣告，目測屬于糊窗覆缻之物，以廉值收歸寒齋所有。盡管只是一紙殘頁，卻足足讓我興奮了好幾天。（康熙）《安陸府志》著錄的《采山樓詩文》只能供人遐想，而這張殘紙則是可以感知和觸摸的實物，能夠為明人別集的版本著錄與考訂提供更為具體的信息：王應翼《采山樓集》，明末刻本，每半頁八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單邊。^[2]4-5

雖為極易被人忽略的一頁殘紙——事實上的確如此，所謂“廉值”正說明了這一點——如果方法科學、視角得當，同樣可以發(fā)掘出重要的學術價值。張逵《梅林詩集》一卷、徐焯《邃園集古》一卷亦為顯例：《梅林詩集》一卷，卷首缺5頁，起自第6頁，無書名、作者、序跋、目錄等，“品相不佳，無人問津，而吾以底價購得”；《邃園集古》一卷，“《梅林詩集》首殘尾全，此書則首全尾殘”，同為人所不看重?！睹妨衷娂芬痪?，經(jīng)過考證，解決了作者問題，則其價值就得以凸顯——可資研究安徽宿松一地文史；《邃園集古》一卷，其價值除有助于研究宿松文史之外，還可“補史志（筆者注：[民國]《宿松縣志》）之缺”。其余如郭匡《厄中況詩集》一卷，論云：“字體清雋，刻印俱佳，允為乾隆家刻本中之白眉。”指出在版本學上有較高價值；余笛《北游草》一卷、《南旋草》一卷，論云：“可見道光刻本書板已亡佚，其后人手中亦無印本，故不當以其后印而忽之也?！敝赋鼍哂斜４姘姹局畠r值；王錫綸《怡青堂詩》四刻（存卷一至二），論云：“《清代詩文集匯編》網(wǎng)羅清集甚夥，亦僅收集到《二刻》，此四刻之難得，切不可因其為殘本而忽之也?！敝赋隹裳a大型文獻叢書之缺漏；沈守廉《兩園集古存草》一卷，論云：“然印量不多，罕見流傳，公藏中僅見蘇州圖書館有著錄，幸毋以尋常石印本而忽之也?！敝赋隹裳a世所留存較少之缺憾，等等。對這些書籍價值之“發(fā)現(xiàn)”，實際上就是使它們重新獲得生命，煥發(fā)出新的光彩。

（《厄中況詩集》）

藏家藏書之目的，今天看來，無非可以分為這樣三種：為藏書而藏書、為讀書治學而藏書、為獲利而藏書。羅鷺之古籍收藏，其根本的出發(fā)點，則是為了讀書治學。其自述藏書緣起云：“2008年，我博士畢業(yè)后到四川大學工作，本想充分利用四川省圖書館的古籍資源，但由于地震及搬遷新館的原因，大多數(shù)線裝書都打包封存在庫房，無法提供閱覽。對于酷嗜珍本秘籍的我而言，一下子遭到了難以忍受的書荒，轉(zhuǎn)而開始購買自己喜愛的線裝古籍?！?sup>[2]3又述藏書思路云：“我的主攻方向是宋元文學文獻，似乎理所當然地應該以宋元別集作為專項收藏。但清代以來藏書家對宋元別集的收藏幾乎已到了竭澤而漁的程度，今人實在難以為繼，且絕大多數(shù)宋元別集都有了影印本和整理本，從讀書治學的角度來看收藏意義不大?！?sup>[2]3-4換言之，羅鷺是出于實用之目的而藏書的。不過，《叢刊》之編纂及出版表明，其藏書之用并未止于自己，而是要化私為公，供廣大的學術研究者使用，毫無保留地服務學術界。羅鷺對于自己的藏書能夠為學界所利用充滿了自信與期待：“讀者各取所需，想來必不至空手而歸?！?sup>[2]8筆者也深信，《叢刊》一定能夠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除以上所述之外，羅鷺的藏書之用，還包括以下兩個方面：其一，通過藏書以保存古人道德文章。王思衍《嚼雪齋志學草》一卷，解題云：“我輩生于今日，猶欲抱殘守缺，非關名利，但恐古人精神命脈，由此斷絕耳。”其二，通過藏書以光大古人道德文章。郭匡《厄中況詩集》，解題云：“距今二百六十六年，此書罕見著錄，幸為吾所得而重為世人知曉。正如詩人所詠《木炭》，'已抒光芒復被湮’，但總有'神采發(fā)揚復見新’之時?！边@種以延續(xù)傳統(tǒng)學術文化精神命脈、光大古人道德文章為己任的胸懷與境界，出現(xiàn)在一名80后的青年學者身上，著實讓人感到欣慰與欽佩。 

3.藏書意義：彰顯民間力量，推動古籍保護

民間藏書或者私家藏書，是中國古代藏書的主體?！暗S著歷史的變遷，這些大藏書家架上之物基本都歸了如今的公共圖書館”，“即便以清人別集為主要收藏目標，同樣難與海量的公藏相并提”^[1]1-2，那么，相比于公藏，私人藏書的意義何在？對當代學術文化建設能夠做出怎樣的貢獻？《叢刊》的出版，必將引起并推進我們對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思考。

為加強對古籍的保護和管理，國家從2007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nèi)組織開展古籍普查與保護工作，目的是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級藏書單位和民間所藏古籍情況，改善古籍存藏環(huán)境，加強古籍修復，推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0余年來，“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目前，古籍普查已接近尾聲，公藏機構的古籍收藏家底即將全面摸清，但民間古籍的普查、保護、整理與出版工作，還處在起步階段。這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民間藏書太過分散，且具有流動性，全面調(diào)查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部分珍貴古籍，價值上千萬，絕大多數(shù)藏家本著“財不外露”的心理秘而不宣；民間藏書家獨立于公共事業(yè)單位之外，無法通過行政措施提出普查與保護方面的硬性要求；民間藏書家的文化知識水平參差不齊，無法獨立編目、撰寫藏書題跋或提要，挖掘自身藏書的學術價值；民間收藏古籍的整理出版，缺乏足夠的項目與經(jīng)費支持，等等。

可喜的是，近年來，隨著有關部門、行業(yè)和個人的重視，民間古籍收藏與保護工作已經(jīng)取得了突出的成績。2018年，中國古籍保護協(xié)會成立了“民間古籍收藏工作委員會”這一分支機構，在行業(yè)協(xié)會的平臺上團結國內(nèi)民間古籍收藏力量，推動古籍普查與保護工作。以韋力先生為代表的優(yōu)秀藏書家以個人私藏為基礎，積極開展民間古籍編目、撰寫題跋提要、影印出版珍稀古籍等工作，很好地體現(xiàn)了當代藏書家的學術自覺與文化擔當。管見所及，韋力先生的《芷蘭齋書跋》已出版5集，《芷蘭齋影刻叢書》和《芷蘭齋藏稿鈔校本叢刊》也在陸續(xù)推出；勵雙杰先生的《思綏草堂藏稀見名人家譜匯刊》也已出版5輯，后續(xù)出版還在進行中；周晶先生出版了《五里山房珍本叢書》；王樹田先生出版了《擁雪齋藏書志》和《擁雪齋叢書》；梁基永先生出版了《梁基永儀清室藏明清稿鈔珍本叢刊》，等等。越來越多的藏書家把私藏視作公器，將珍秘化身千百，彰顯了民間藏書的力量，推動了當代藏書與學術文化的進步。《叢刊》的出版，雖然只是這一文化潮流中的小小浪花，但自有其特殊的價值與特色。

作為研究中國古典文獻學的青年學者，羅鷺熟悉海內(nèi)外圖書館的公藏特色，對古代私家藏書目錄也有深入研究。他曾花費數(shù)年時間全面調(diào)查海內(nèi)外公藏元刻本的數(shù)量，并對元刻元人別集有專門研究，發(fā)表《海內(nèi)外公藏元刻本古籍調(diào)查與著錄》《四十七部元刻元人別集書錄》等論文；他曾在南京圖書館發(fā)現(xiàn)一種稀見元人別集——韓璧《云樵詩稿注釋》，揭示其獨特的文獻價值；又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閱讀并研究徐元文的《含經(jīng)堂藏書目》，慧眼識珠指出該書可與其兄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和徐秉義《培林堂書目》并傳于世，從而可將民國間出版的《二徐書目合刻》增訂為《三徐書目合刻》；他還曾考證上海圖書館藏舊題“袁芳瑛藏并編”的《漱六樓書目》稿本，實際上是乾嘉時期著名藏書家周錫瓚的藏書目錄，等等。[1]

在版本目錄學和公私藏書研究方面的精深造詣，使羅鷺形成了鮮明的治學特色，即以版本目錄學為基礎，全面調(diào)查并深入研究唐宋元明清詩文別集、總集的編纂、刊刻、收藏、閱讀與流傳情況，并基于自己的研究心得劃定了古籍收藏的范圍：“明清別集浩如煙海，以個人的能力，無論如何也比不上公共圖書館的收藏。因此，我進一步縮減范圍，以《明別集版本志》和《清人別集總目》《清代詩文集總目提要》等為參照，凡是不見于這些書目著錄、公藏機構罕見收藏的明清別集，則盡可能地予以搜集?！?sup>[2]4換言之，羅鷺的古籍收藏一方面彌補了公藏之未備，另一方面又彌補了相關書目著錄之不足，可謂特色鮮明，意義重大?！秴部匪x20種清人別集，全部不見于相關專題書目的著錄，除了光緒石印本《兩園集古存草》在蘇州圖書館有收藏外，其余19種都未查到有公共圖書館收藏，實際上大多數(shù)都稱得上是“孤本”，即《叢刊》題名所謂“稀見本”，某種程度上更是“孤本”，只是考慮到當初調(diào)查或檢索時可能存在的疏漏，才使用“稀見本”這一說法。除了這20種，羅鷺收藏的明清別集符合上述標準的還有四五十種。這些詩文集，是數(shù)十位明清中下層文人畢生心血的結晶，一旦亡佚，實為古籍文化遺產(chǎn)的巨大損失；通過影印出版、化身千萬這種方式以廣流傳，無疑是最好的保護措施。我們期待羅鷺早日實現(xiàn)聚集百種乃至千種的愿望，并再次編印出版；也希望更多的藏書家加入這一隊伍，整理和公開自己的藏書，將民間古籍保護和利用工作推向全新的高度、做出更大的貢獻。

本文獲第二批（2015）陜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青年英才支持計劃支持。

參考文獻：

[1]韋力.《采山樓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序[M]//羅鷺.采山樓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

[2]羅鷺.《采山樓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前言[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

[3]韋力.2008年中國古籍春拍述評（上）[J].紫禁城，2008(10):146-159.

[4]韋力.2008年中國古籍春拍述評（中）[J].紫禁城，2008(11):159-161.

[5]韋力.2008年中國古籍春拍述評（下）[J].紫禁城，2008(12):144-157.

[6]韋力.2010年古籍秋拍擷英（上）[J].紫禁城,2011(6):92-99.

[7]韋力.2010年古籍秋拍擷英（下）[J].紫禁城,2011(7):106-113.

注釋：

[1]詳參：羅鷺《海內(nèi)外公藏元刻本古籍調(diào)查與著錄》，《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6年第2期；《四十七部元刻元人別集書錄》，北京大學《國學研究》2008年第二十二卷；《稀見元人別集〈云樵詩稿〉及其注釋的發(fā)現(xiàn)與文獻價值》，《文獻》2007年第4期；《徐元文〈含經(jīng)堂宋元版書目〉》，（臺灣）《書目季刊》2008年第42卷第1期；《稿本〈漱六樓書目〉作者考實》，《文獻》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