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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1年國務院將武氏家族墓地的一系列石刻定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前，此地便蜚聲海內(nèi)外久矣。宋代歐陽修的《集古錄》中有武氏碑的記載，其中有武班和武榮的墓碑銘文。同樣的內(nèi)容也出現(xiàn)在歐陽修之子編纂的《集古錄目》。武梁祠的畫像則最早見于趙明誠的《金石錄》，洪適又將其錄于《隸釋》，并摹圖著于《隸續(xù)》，命名為“武梁祠堂畫像”。洪適的記載表明宋代已完備的記錄了關于武氏墓地石刻，他們代表了對這批石刻第一波研究的高潮。
然而，由于頻發(fā)的洪水，武氏墓群最終被湮滅在淤泥之中。歷經(jīng)六百多年的滄桑歲月輪轉，直至乾隆五十一年，黃易等人重新掘出武氏諸祠堂畫像石，新一波的研究高潮才波瀾壯闊的出現(xiàn)在嘉祥。黃易發(fā)現(xiàn)武氏墓群石刻是一件偶然的事件。1786年，身為著名的金石學家的黃易途徑嘉祥，僅僅憑借《嘉祥縣志》只言片語的記載，言說縣南三十里的紫云山有三座祠堂，壁上雕刻有古代忠孝人物等圖像，還有一通古碑，從上面文字看似為漢代所制，縣志的作品認為這處遺址可能是一位西漢太子的墓地：石享堂三座，久沒土中，不盡者三尺，石壁刻伏羲以來祥瑞，及古忠孝人物，極纖巧。漢碑一通，文字不可辨。
也就這一簡單的線索，吸引黃易前往勘察。當黃易凝視著拓片后，敏銳的從自身豐富的文獻記憶中搜索到，這原來是消失已久的宋人記載中的武梁祠，而石碑正是歐陽修所記到的武斑碑。黃易大喜過望，命人馬上開始了清理發(fā)掘。黃易的發(fā)掘并建立后續(xù)的保護設施無論對武梁祠本身，亦或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都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件。他標志著這是中國第一次有計劃的考古發(fā)掘，其后的保護也使石刻留在原址，而非落入私人藏家之手。黃易修建保護建筑的目的講的非常明確：有堂蔽覆，棰拓易施。翠墨流傳，益多從此。人知愛護，可以壽世無窮，豈止二三同志飽嗜好于一時也哉。 關于此次發(fā)掘，黃易專門撰文《修武氏祠堂記略》，雖然記述簡單，但成為今人研究武梁祠不可繞過之文，他寫道：九月親履其壤，知山名武宅，又曰武翟。歷代河徙填淤，石室零落。次第剔出武梁祠堂畫像三石，久碎為五，八分書，四百余字，‘孔子見老子’一石，八分書，八字。雙闕南北對峙，出土三尺，掘深八九尺始見根腳，各露八分書‘武氏祠’三大字，三面俱人物畫像，上層刻鳥獸。南闕有建和元年‘武氏石闕銘’，八分書，九十三字?！浒弑鞴缧?，有穿，橫闕北道旁。土人云數(shù)十年前從坑中拽出。此四種見趙（明誠）、洪（適）二家著錄。
武梁石室后東北一石室，計七石，畫像怪異，無題字，唯邊幅隱隱八分書‘中、平’等字。旁有斷石柱，正書曰‘武家林’。其前又一石室，畫像十四石，八分題字，類《曹全碑》，共一百六十余字。祥瑞圖石一，久臥地上，漫漶殊甚。復于武梁石室北剔得祥瑞圖殘石三，共八分書一百三十余字。此三種前人載籍未有，因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畫像’‘武氏后石室畫像’‘ 武氏祥瑞圖’。又距此一二里，畫像二石，無題字，莫辨為何室者。 發(fā)掘后，黃易委托兩位鄉(xiāng)紳修建了保管室。1789年，在武梁祠的左側又陸續(xù)出土了8塊畫像石，與此同時，一塊曾被老鄉(xiāng)鋪橋的畫像石也被發(fā)現(xiàn)。早在黃易發(fā)掘前就移到濟寧文廟的武榮碑也被重新發(fā)現(xiàn)。此后，除了零星的記錄外，近百年中武梁祠再度歸于平靜。
武梁祠西闕東面，刻有“武氏祠”三個字 沙畹 
1907年7月5日，嘉祥縣，武梁祠 沙畹 直到1891年，沙畹作為西方學者第一次訪問了此遺址，并記錄在《華北考古記》。1907年，沃爾帕從東闕和西闕的前面位置掘出兩個圓雕的石獅子。同時期，關野貞（1907）也訪問此地。稍晚，喜仁龍也到訪過武梁祠。1949年后，武梁祠得到有效的保護，1961年被確定為第一批國保。然而從清代黃易發(fā)現(xiàn)以來，載入宋人記錄的武梁碑及武開明碑至今下落不明，或仍在掩埋之中，無處可尋。 關于武氏墓地石刻的研究，巫鴻先生的《武梁祠：中國古代圖像藝術的思想性》和蔣英炬和吳文琪的《漢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是最重要的兩本學術專著。前者是巫鴻的博士論文基礎上完善的，內(nèi)容極其完備。蔣氏則從考古學的角度整體梳理了墓地石刻，并試圖復原各個石刻在祠堂中的位置，意義重大。 
武氏墓群石刻地處山東省西南部的嘉祥縣城南十五公里的武宅山北麓，古時便稱此地為武家林，是豪強地主武氏家族墓地上的一組石刻建筑群體?，F(xiàn)存石闕，石獅各一對，漢碑兩塊，46方畫像石刻。 東漢武氏家族并未見于史料記載，根據(jù)石刻中的闕銘和碑文記載，大致可以辨識出武氏家族的四代成員，即： 一、母 二、四子：武始公、武梁、武景興、武開明 三、武梁的三個兒子：仲章、季章、季立；武開明的兩個兒子：武斑、武榮 四、武梁的孫子：子僑 其中碑中明確記載出仕為官者：武梁官從事，武開明官吳郡府丞，武斑官敦煌長史，武榮官執(zhí)金吾丞。在中央來看，這些都是中下級的官吏，但是在地方上看，武家世代為官，也是顯赫一方的官僚地主了。因此，武家才有勢力修建這樣華麗的石刻建筑。 武氏闕建于東漢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推測為武始公四兄弟為其母營建的，并成為整個墓地的石闕。其上有銘文曰：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孟孚、李弟卯造此闕，直錢十五萬；孫宗作師（獅）子，直四萬。開明子宣張仕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夭歿，苗秀不遂。鳴呼哀哉，士女痛傷。
闕體由母闕和子闕構成，通高430厘米。基座、闕身、櫨斗多處刻畫圖像和裝飾紋樣，圖像有人物樓閣、車騎出行、歷史故事、神仙靈瑞、鋪首等。其雕刻技法與藝術風格與武梁祠畫像基本一致。 
穿過石闕，便可至石祠的保管室。依據(jù)美籍華人學者巫鴻先生的研究，可知武梁祠的畫像分為三個部分： 1、屋頂--祥瑞石； 2、東西壁銳頂山墻--以西王母與東王公為中心的神仙世界； 3、三面墻壁--古代帝王、列女孝子、刺客與忠臣組成的現(xiàn)實世界。 巫鴻將武梁祠譽為“宇宙之圖像”，其由下至上的“現(xiàn)實世界”、“神仙世界”、“上天祥瑞”組成了一個完整的宇宙圖像。這也正形象地體現(xiàn)了李澤厚先生所說的“把天時、物候、人體、政制、賞罰統(tǒng)統(tǒng)分門別類地列入這樣一種異事而同形、異質(zhì)而同構的五行圖表中，組成一個相生相克的宇宙-人事的結構系統(tǒng)”。通過觀察這些圖像與文本的互動，可以窺見武梁的思想與信仰以及漢代精神世界的演變。
在武梁祠眾多畫像石中，篇幅最多、藝術價值最高的，是以單幅或多幅的畫面講述《左傳》《論語》《列女傳》等故事的系列畫像石，并且在旁邊還有附有文字說明，或許是中國最早的連環(huán)畫了。這中間當屬“靳柯刺秦”最為引人矚目。 畫面正中為秦宮立柱，柱子中段插著一把匕首，正是《史記》中“投匕中柱”的形象化。柱子右邊是繞柱奔跑的秦王嬴政，匠人為了顯示出秦王邊跑邊回頭看顧的驚慌心情，將秦皇的下半身雕刻成背面，上半身則雕刻成了正面。柱子左邊是荊軻，已經(jīng)受傷的他雖然被兩名武士死死抱住，但依然雙手高舉，頭上的長發(fā)直直向上方挺出，正是“怒發(fā)沖冠”的形象。荊軻、秦王與武士之外，這幅畫像石上還刻畫出了盛放樊於期人頭的匣子、驚慌失措倒在地上的秦舞陽以及抓起手中藥囊扔向荊軻的醫(yī)生。
武氏墓群石刻已然建一個博物館，館內(nèi)除了墓地石刻外，還有搜集來的一些展品，其中一塊隋開皇三年的石碑，非常精彩。
余與友人在炎夏之際訪于武梁祠，沉迷于畫像景象的同時讓余不免想到了歷史曾有兩個人也或有同感。一個是戰(zhàn)國的屈原，另一個則是東漢的王延壽。漢王逸在《楚辭章句》里有云：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jīng)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賢圣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 這說明古之祠堂非漢才有，屈原當年在楚國先王宗廟的祠堂中看見“天地山川神靈”和“古賢圣怪物行事”與今觀武梁祠上圖像有何異哉！而在嘉祥附近不遠的漢代魯國都城，有一座赫赫有名的魯靈光殿，兩個多世紀后東漢辭賦家王延壽游歷此地，寫下了著名的《魯靈光殿賦》：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仿佛。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托之丹青。千變?nèi)f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辟，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樸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后。 王延壽在靈光殿中看到的景象，都或可在武梁祠的畫像石中一一找到對應。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寫道：“中世紀人的所有偉大思想都被銘諸于石”。巴黎圣母院以一種石構建的大教堂展示了“一種足以擁抱整個宇宙的偉大努力”，不過那是屬于西方的紀念碑性建筑。而對于中國，雖然沒有如此規(guī)模巨大的建筑，卻仍以圖像銘刻在石闕、石祠之上，構成了屬于我們自己的禮儀建筑：一座廟宇或祠堂，一個家族墓地或是傳世不朽的記載。這也是將其轉化為宇宙的縮影。而從歐陽修、趙明誠到黃易，不斷被記錄，被發(fā)現(xiàn)的武梁祠，正是這一中國禮儀建筑的紀念碑性。于是，我恍如了。在天空、在仙界、在人間不斷轉換穿梭，和武氏家族墓地進行一場對話，傾聽著逝者的聲音，孝子的哭聲，祠堂內(nèi)的靜默。在宋代、在清朝、在近代，和那些不斷記錄者的學者們進行一場交流，聆聽著他們關于武梁祠的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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