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有不少人列舉了一些“改地名后悔的城市”，將它們的“原名”和“今名”對比，對比完吐槽，吐槽完寫成文章，并把寫完的文章發(fā)在微信或其他地方，讓它們流傳開來。其中被列舉得比較多的城市包括（據(jù)說原名汝南的）駐馬店、（據(jù)說原名常山的）石家莊、（據(jù)說原名徽州的）黃山、（據(jù)說原名蘭陵的）棗莊、（據(jù)說原名廣陵的）揚州、（據(jù)說原名陳倉的）寶雞、（據(jù)說原名瑯琊的）臨沂、（據(jù)說原名姑蘇的）蘇州、（據(jù)說原名廬州的）合肥、（據(jù)說原名九原的）包頭、（據(jù)說原名幽州的）保定、（據(jù)說原名月港的）漳州、（據(jù)說原名云中的）托克托、（據(jù)說原名長安的）西安等；而他們吐槽的內(nèi)容包括“駐馬店四世三公袁紹”、“石家莊趙子龍”、“棗莊王高長恭”、“揚州散”、“保定張飛”、“持節(jié)托克托”等。

　　當(dāng)然，他們也未見得要把這些地名“改回去”，畢竟他們也知道改個地名成本很高，操作起來也有很多麻煩；他們只是追憶過去，認(rèn)為古名高雅，今名與之相比太俗不可耐了，把古名改成今名太有傷風(fēng)雅了，于是替“改名”的人后悔。

　　他們的文章在網(wǎng)絡(luò)上流傳之后，跟風(fēng)者大有人在，甚至“歸德改名商丘”都被他們拿來說事了（就好像只要改名，不管怎么改都一定不好似的）；但也有人理性分析之后發(fā)現(xiàn)他們的觀點問題頗多。

　　首先，他們列舉的那些古名和今名真的都有可比性嗎？漢代的郡名和現(xiàn)代的市名確實有可比性，把漢代的郡名和現(xiàn)代的縣名，或者漢代的縣名和現(xiàn)代的市名拿來比較也說得過去，可是拿“月港”跟“漳州”對比是怎么回事？月港是一個港口（最多包括港口及其周邊的一小片區(qū)域），而漳州是一座城市，拿港口名跟市名作對比有什么意義？另一方面，“幽州”和“保定”有可比性嗎？幽州是東漢時期的一個州，地跨現(xiàn)在的北京、天津、河北、遼寧等省市以及朝鮮半島北部，且東漢時期，幽州的治所根本不在現(xiàn)在的保定范圍內(nèi)！張飛是幽州涿郡人，為什么有些文章提趙云、袁紹等人的時候提的是郡名，而提張飛時非要提州名呢？復(fù)仇者不由得懷疑某些文章的作者是覺得“涿郡”和“涿州”（縣級市，由保定市代管）或“保定”對比沒有什么反差效果，于是用了州名。

　　其次，就算是那些有可比性的地名，今名真的都是由古名改來的嗎？“黃山”（作為一個地級市的名稱）可以認(rèn)為是這樣（1986年縣級黃山市由徽州地區(qū)代管，1987撤銷徽州地區(qū)、屯溪市和縣級黃山市，設(shè)立地級黃山市），但其他的地名呢？就拿石家莊來說，石家莊原本是正定縣一個小村莊，近代由于修京漢鐵路時在此設(shè)站，之后又有兩條鐵路在此交匯而成為鐵路樞紐，所以逆襲成大城市，而常山郡早在唐朝就被廢置了（正定縣可視為其繼承者），請問“石家莊”這個地名是由“常山”改來的嗎？類似的城市還有棗莊（本為小村莊，因為礦業(yè)而興起）、駐馬店（多認(rèn)為由驛站興起）等，且蘭陵縣、汝南縣等至今仍然存在，看來不要說有沒有把高雅的名字改低俗了，連改名之說本身是否成立都大有問題。

　　再次，那些所謂的今名也不一定歷史短。就拿“揚州”來說，揚州是上古九州之一，若說改名，哪個名字才是被改的？

　　當(dāng)然以上三點都不是本文的重點，本文的重點是，針對拿今名的字面意思說事，認(rèn)為今名不好的觀點（如“棗莊王”是大地主，“黃山”是山名，“駐馬店”這一地名既尷尬又老土，“包頭”是路邊燒烤攤），談?wù)劸偷孛旧淼暮x而言，古名真的比今名高雅嗎？

　　就拿“汝南”來說，“汝南”的不就是“汝水之南”的意思嗎？這樣的地名有什么高雅可言？如果用山或水的名字+東西南北也算高雅的話，為什么沒人說濟(jì)南、淮南、淮北、雞西、渭南、黃南、海東、海南（州）、海西、海北、山南等市或自治州的名字高雅？難不成把棗莊改名“微東”，把包頭改名“黃北”就高雅了？至于駐馬店，一聽到“駐馬店”三個字能馬上聯(lián)想到驛站，感覺這里只是個連小鎮(zhèn)都夠不上的地方似的；平心而論，這個名字聽起來確實很一般，不過如果隨著漢語的發(fā)展，人們忘了“駐馬店”是什么意思了呢？

　　對此，我們不妨對比一下曲阜。大家一聽到“曲阜”兩個字馬上想到那是孔子的家鄉(xiāng)，不禁肅然起敬，可是你知道“曲阜”的含義嗎？告訴大家，“阜”是土山的意思，“曲阜”即“彎曲的土山”；“曲阜”之名最早見于《禮記》，東漢應(yīng)劭解釋道：“魯城中有阜，委曲長七、八里，故名曲阜”——這還不如“駐馬店”呢，起碼驛站不像土山一樣，從濟(jì)南坐高鐵到徐州的一路上兩邊到處都是。人們之所以不吐槽“曲阜”這個名字，是由于大家明白“駐馬店”是什么意思，而不查資料的話，很少有人知道“阜”是什么意思。

　　還可以告訴大家的是，泗水從曲阜市范圍內(nèi)穿過，且曲阜的主城區(qū)位于泗水之南，如果按照“汝南”的命名方式，曲阜應(yīng)該被命名為什么自己想吧！

　　再說常山和徽州。常山是恒山的別名，且不說現(xiàn)在的恒山跟漢朝的常山（恒山）根本不是一座山，現(xiàn)在的恒山根本不在石家莊的范圍內(nèi)，拿“常山”跟“石家莊”對比有什么意義，就說如果用一座山命名一座城市高雅的話，為什么“黃山”作為地名就不好呢？而“徽州”二字的來歷說出來也有失風(fēng)雅——徽州原名歙州，宋徽宗時期，當(dāng)?shù)乇l(fā)了方臘起義，而“徽”是繩索的一種，于是宋徽宗將起義鎮(zhèn)壓下去之后用“徽”字作為地名，以示束縛之意。

　　再說蘭陵和廣陵。“蘭陵”的意思就是“長蘭花的高地”，這比“棗莊”高雅在哪里？與之相似，廣陵也只是由于此地多丘陵而得名而已。

　　再說陳倉?！瓣悅}”得名于陳倉山，而“陳倉山”得名于夏、商時期的雍州陳國，如果“陳倉”高雅的話，是不是山西境內(nèi)有一個地名叫“晉倉”，河南境內(nèi)有一個地名叫“宋倉”，湖北境內(nèi)有一個地名叫“楚倉”也算高雅呢？反倒是“寶雞”多少有些寓意（這個名稱的由來說法不一，這里不一一贅述，想知道的請自行查閱資料，但可以告訴大家，各種說法都是由傳說作背景且有寓意的）。

　　再說瑯琊。漢代有瑯琊郡，同時也有臨沂縣；“瑯琊”得名于山名，復(fù)仇者未查清此名由來，不過“臨沂”可以確定是“臨近沂水” 意思，其意義跟“汝南”相當(dāng)，只是沒有注明東西南北，因此前者未見得比后者高雅。

　　再說姑蘇。上古時期有一個叫“胥”的人物，輔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今天的蘇州這個地方，因此這個地方被命名為“姑胥”，而當(dāng)?shù)亍榜恪焙汀疤K”同音，因此“姑胥”又被稱為“姑蘇”，而“姑”為當(dāng)?shù)赝琳Z語氣助詞，無實際意義——難道地名加一個無實際意義的語氣助詞就高雅了？

　　再說廬州，“廬州”這個名字得名于周朝所封的廬國，而“合肥”這個名稱來源于當(dāng)?shù)氐臇|淝河與南淝河，而“淝水”又被稱為“肥水”，所以這個地方有了“合淝”、“合肥”兩個名稱。由此可見“廬州”和“合肥”都是就地命名。

　　再說九原?！熬旁币饬x頗多，主要有指九州大地，指春秋時晉國卿大夫的墓地，后泛指墓地（“九泉”一詞類似）；而看那些文章的作者的意思，這里的“九原”指秦代九原郡的所在地；至于那個地方為什么用“九原”二字命名，說法不一，多認(rèn)為是“九”是（十進(jìn)制下的）數(shù)字（不是數(shù)）當(dāng)中最大的，而那個地方是當(dāng)時中原人活動范圍的極限，因此被命名為“九原”；看來這個地名多少還是有些寓意的，論高雅性，確實比（根據(jù)當(dāng)?shù)氐纳交蛩┚偷孛蛞匀嗣麖?qiáng)。不過另一方面，“包頭”的意思也不是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包頭”是蒙古語“包克圖”的諧音，意為“有鹿的地方”——怎么樣？感受到詩情畫意了嗎？

　　至于幽州和月港，如果說今名是由這兩個古名改來的話，那么由“幽州”改來的地名遍布華北、東北乃至朝鮮半島，而由“月港”改來的地名也只有漳州市的古港口，這兩個地名無法跟“保定”或“漳州”對應(yīng)；而如果用古代的郡名和當(dāng)代的市名對比，“涿郡”和“涿州”或“涿州市”的專有名詞部分沒有變化，跟“保定”比也沒有什么反差可言；漳州這個地方古屬閩中郡（論含義，這個地名跟黔東南、黔南、黔西南、臺北、臺中、臺南等地名一個級別，談不上高雅），其的范圍包括現(xiàn)在的若干個城市，此后當(dāng)?shù)亟?jīng)過多次行政調(diào)整，由武則天在此敕建漳州郡，才有了可以作為今天的漳州市前身的行政區(qū)域，因此可認(rèn)為“漳州”這個地名實際上沒改。

　　由此可見，那些文章的作者提到的城市，其今名多稀松平常，但其古名也多沒有什么高雅的含義，其中僅有的兩對有對比性、古名高雅且古今反差比較明顯的是“云中”和“托克托”、“長安”和“西安”。

　　然而就在這兩組對比當(dāng)中，“云中”和“托克托”的對比也是有問題的——確實，“云中”之名多認(rèn)為來源于趙武靈王時期的神話傳說（和“寶雞”得名相似），有寓意，這比來自人名的“托克托”高雅；但問題是為什么非要拿“托克托”跟“云中”對比呢？歷史上的云中郡范圍變化較大，其治所曾位于今天的托克托，也曾位于今天的大同，如果說用人名命名的“托克托”沒什么寓意，請問“大同”這個名稱如何？

　　看來經(jīng)得起推敲的只有“長安”和“西安”的對比——前者有“長治久安”之意，且西漢、唐等朝代在此定都（當(dāng)然漢長安城和唐長安城的位置不同）時作為首都的名稱，而后者得名于明朝（那個時候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jì)中心已經(jīng)東移了，且那個地方已經(jīng)叫“奉元路”了）設(shè)立的西安府，顯得低了一格，這大概就是首都名稱和遠(yuǎn)離首都的西部城市名稱的區(qū)別吧！

　　至于“揚州散”、“石家莊趙子龍”等確實可笑，但其可笑是因為原話說的是當(dāng)時的名稱，不能強(qiáng)行改成其他名稱，跟原來的名稱是否高雅沒關(guān)系——比如你說“煙花三月下廣陵”，不是和“揚州散”一樣可笑嗎？再比如，如果連云港市由于種種原因被改名為“花果山市”，想必這會和“徽州地區(qū)”改名“黃山市”一樣會成為原作者的槽點，但如果孫悟空不說自己是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而說自己是江蘇省連云港人氏，不是也和“我乃石家莊趙子龍也”一樣可笑嗎？像曲阜那樣的地名完全與高雅無關(guān)，但如果漢代或唐代朝廷把這個地名改了，無論改得多高雅，我們也只能說孔老夫子的家鄉(xiāng)是曲阜?？傊尚κ且驗楦牧嗽?，不是因為原話提到的地方有了新的名字。

　　綜上所述，即便假設(shè)改名之說真的成立，那些古名也多只是就地命名，其由來很平常，沒有什么寓意可言，談不上高雅，即使有寓意的也不一定是什么好的寓意，高雅者只占少數(shù)；而相應(yīng)的今名也是這樣，就地命名者多，有寓意者少，高雅者更少。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語言的發(fā)展，人們產(chǎn)生了“改地名后悔”的感想，而根據(jù)上文分析，產(chǎn)生這一感想的原因主要包括兩點：一是很多古地名的由來已少為人所知，其中一些如果不查資料的話，人們很難想到它的來歷，二是人們對部分今名的由來不甚清楚，因此對其產(chǎn)生了誤解。

　　其實人名又何嘗不是這樣？如果不了解其對應(yīng)的英文單詞及那些單詞的英文意思的話，人們也會覺得“培根”等姓高大上；但知道了這些詞的意思的話，人們會覺得它們也很平常。

　　也可能有人會說，有些古地名釋義之后確實很平常，但聽起來的感覺好。

　　那請問“洛陽”這個地名好不好？如果作為東漢、西晉等朝代都城的洛陽在宋代或其他時期被改了名，相比這又是一對類似“長安”和“西安”的對比吧！然而“洛陽”聽起來有“落陽”的感覺，聽起來有日薄西山之感。所謂感覺好，多是因為它用了幾百年甚至一千、兩千多年，有歷史沉淀感。

　　看來，那些古老的地名相比于今名而言，僅剩的優(yōu)勢就是用的年頭長、有歷史沉淀感了。

　　其實，一個地名即使來歷十分平凡，叫上幾百年的話人們就聽熟悉了；就算叫上幾百年不行，叫上一千年的話人們也聽熟悉了；如果在這幾百年或一千年當(dāng)中，這個地方出過什么大人物，或者發(fā)生過什么重大歷史事件，人們就會知道一個或多個帶有這個地名的典故，這樣這個地名就有歷史沉淀感了；所以地名還是不要輕易改——如果汝南城一直是汝河南邊那一帶的核心城區(qū)，沒有衰落，駐馬店也沒有興起，那么那個地方當(dāng)然是叫“汝南市”好。

　　但這只是由于沿用原有地名方便，和地名是否高雅、是否有寓意、是否聽起來感覺好是兩回事，因此如果由于經(jīng)濟(jì)原因（如上文提到的石家莊、棗莊）、政治原因（如上文提到的西安，當(dāng)初朱元璋曾有意遷都于此，后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落實，如果明朝真的遷都于此了，想必這個地方不會再叫“西安”了）或行政調(diào)整需要（如臨沂，東漢天下分為十三個州，瑯琊郡屬徐州，到了南北朝時期，州越分越細(xì)，瑯琊郡屬沂州，后隋朝為了改變地方政區(qū)劃分過細(xì)的局面，調(diào)整了行政區(qū)劃方式，把州、郡、縣三級改為州、縣兩級，瑯琊郡被撤），用B地名比用A地名更符合實際情況的話，沿用A地名就不方便了，那改名（實際上還未必是改名）就沒問題了。

　　在這種前提下，如果B地是A地下轄的一個小地方，后來B地的行政級別提高了，A地成了B地下轄的地方的話，這個地方的地名由A變成B就什么可惋惜的了，所謂的歷史沉淀感也不重要了。當(dāng)然你要是惋惜某座城市原本鶴立雞群，后來衰落了的話也沒問題，但這跟城市名稱有什么關(guān)系？作為四大古都之一的洛陽現(xiàn)在還叫“洛陽”，不是連省會都不是了嗎？如果西安現(xiàn)在不叫“西安”，而叫“大興”（現(xiàn)在北京市的一個區(qū)的名字），想必人們會認(rèn)為這個名字比“西安”還不如；但隋朝就有一座大興城，它是隋朝的都城，并且這座城后來被修繕成了唐長安城，其遺址就位于現(xiàn)在的西安市。

　　那如果完全是主動改名呢？這確實會造成許多不便，所以復(fù)仇者說如果汝南沒有衰落，駐馬店也沒有興起，汝河南邊的那個地方還是叫“汝南市”好；而“徽州地區(qū)”被改為“黃山市”而非“徽州市”之所以會引起較大爭議也是這樣。但這也得一分為二地看，有些地名確實改得不好，但也有改得好的，比如湖南的大庸市（這個地名最早來源于春秋時期的庸國，后明朝在此設(shè)立大庸縣，1988年又升級為市）由于其境內(nèi)的張家界景區(qū)而被改名“張家界”之后名揚海內(nèi)外。

　　此外，時間能夠抹殺很多記憶，也能夠讓我們有條件創(chuàng)造新的值得記憶的事物，比如歙州是隋朝設(shè)立的，經(jīng)過五百多年，當(dāng)?shù)厝嗽缫褜@個地名熟悉了，而宋徽宗將其改名為“徽州”完全是主動改的（不是歙州衰落，而當(dāng)時有一個叫“徽縣”的地方興起，徽縣成了中心城市），且寓意并不好；然而八百多年過去了，人們對這個新的地名已經(jīng)熟悉了，對它的來歷卻逐漸淡忘了，且當(dāng)?shù)匦纬闪颂厣幕?，這樣反倒是改掉它容易引起人們的惋惜。

　　不過真正意義上被改掉又值得惋惜的地名畢竟是少數(shù)，所以我們可以追溯一下一座城市的歷史及其名稱的由來，后悔什么的就少談吧！

　　當(dāng)然，以上說的基本上是由于看了古名和今名之后感覺今名不好，又誤以為今名都是古名改來的而發(fā)感慨的人，不過有些地方也能隱約看出來，有些人發(fā)感慨不是由于這個原因，而是本來就以厚古薄今為目的宣揚今名不好，甚至純粹是起哄——例如拿“幽州”跟“保定”對比的人，再例如說“歸德”改名“商丘”不好（前者有些寓意，但若論歷史沉淀感，怎么看也是來源于商朝的“商丘”更有歷史沉淀感吧，為什么這里又拿寓意說事了呢？）的人，說“大庸”改名“張家界”不好的人——復(fù)仇者最后勸這些人還是免開尊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