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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樂府的來由
在中國古代,有人把聲音歸結(jié)為“五聲十二律”,即:按音階分的宮、商、角、徵、羽的“五聲”,以及按音調(diào)分為六個陽律的“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亡射”和六個陰律的“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yīng)鐘”,其合稱為“十二律”。事實上,所謂聲音的存在方式,本質(zhì)上是頻率和振幅各有不同的聲波。而在感官直覺上,聲音是由高、低、強、弱不同的音調(diào)組成。但從聲樂角度上,音樂詩歌就是一些具有固定節(jié)律的音調(diào)或旋律。所以,凡抒發(fā)志氣情懷的詩歌,如果記錄在書本上,僅是適用于人們之間閱讀或流傳,便可籠統(tǒng)地說成是“詩歌文字”。然而,如果“詩歌文字”不僅能夠念出聲音,而且還有令人賞心悅耳的節(jié)律,甚至這種節(jié)律還能唱得出來,并成為優(yōu)美動聽的歌聲……那么類似這樣一類詩歌,如果還要給它取個名字的話,就叫“樂府”。 據(jù)《呂氏春秋·季春紀·音初》上記載:涂山氏女兒期盼夏禹唱的《候人歌》,應(yīng)是南方樂歌之首。有娀氏二女傷懷的《飛燕謠》,則為北方樂歌的開始。夏朝孔甲居東陽創(chuàng)作的《破斧歌》,應(yīng)為東方樂歌之端。商代整甲移西河吟唱的思念曲,則是西方樂歌的初興。事實上,各地域音樂歌曲的真正演變過程,應(yīng)該遠不會是這樣簡單,更不能如此一概而論。 在遠古時節(jié),黎民百姓,夫婦男女,因天、因地、因人而異,完全屬于不拘一格的謳歌吟唱。在那些年代里,帝王首領(lǐng)通常會派專人到四面八方采風,從中遴選出來一些時尚流行的作品后,一般會交給盲人樂師譜曲,再配以管弦鐘磬演奏,并且要有專人聆聽分析,依此達到明察秋毫、聞樂理政的統(tǒng)治目的。所以,春秋時節(jié),晉國師曠聞“南樂”,預(yù)知楚國的盛衰;吳國季札聽《詩經(jīng)》,明白諸侯的興亡。像這樣一種能力水平,真格是太神奇微妙了!由此可見,民謠鄉(xiāng)音都是人們發(fā)自肝膽肺腑的感受、情緒、愿望的客觀體現(xiàn),而且這種情感氛圍,不僅能夠彼此傳染和相互滲透,甚至還能夠銘刻在人們的靈魂骨髓中,進而成為區(qū)域性文明符號,借以引領(lǐng)生活風貌的徹底改變。正因為如此,歷代帝王圣賢,都一貫高度重視音樂詩歌的風頭方向,努力去及早發(fā)現(xiàn)并堅決杜絕任何淫邪糜亂樂歌的滋生泛濫。另外,以往的圣王先賢,一貫謹嚴管教帝胄及其世族子弟,并且嚴格要求他們只能聆聽、吟唱和學習恢弘德政禮儀的詩歌音樂。他們?nèi)绱俗鳛榈哪康暮屠砟睿环矫媸菫榱说聺櫧袒?、四時和八方,另一方面是為了確保權(quán)勢富貴的世代流傳。 漢初,樂師制氏(生卒名字不詳)制定了曲調(diào)節(jié)律;叔孫通(生卒不詳薛縣人曾為秦博士為漢王制定朝儀)裁決了曲調(diào)內(nèi)容。于是,便有了漢高祖的《武德舞》、漢文帝的《四時舞》,他們模仿的雖說是“虞韶”“大夏”體例,而實際上繼承的卻是秦代樂章,至于古代中正平和的旋律韻味,卻再也無法恢復(fù)了。 漢武帝崇尚禮教,在朝廷內(nèi)設(shè)立了“樂府”專職機構(gòu)。他們重點搜集趙、代以及齊、楚地界的鄉(xiāng)樂民歌,隨后由樂師李延年(生年不詳西漢音樂家)譜曲協(xié)律,使之適合演奏歌唱。此時此際,文壇大家,像朱買臣(生卒不詳字翁子西漢吳縣人)和司馬相如,相伴隨波逐浪,他們將楚辭式騷體歸入詩歌,故有漢高祖唐姬的《桂華》雜曲,文字艷麗而不合規(guī)制,而漢武帝東巡的《赤雁》諸篇,詞句鋪張而難稱經(jīng)典。所以,當河間獻王(劉德公元前171―130年漢景帝劉啟第二子)舉薦古典雅樂時,漢武帝卻熟視無睹。而汲黯(公元前?-112年西漢名臣字長孺濮陽人)力主把漢武帝《天馬歌》納入“郊祀”頌辭,如此溜須吹捧,實屬離心離德也。 漢宣帝(劉詢公元前91年-49年原名劉病已西漢第十位皇帝公元前74年-49年在位中國歷史上有名賢君)登基后,鼓吹“雅”“頌”效仿《詩經(jīng)·小雅》之《鹿鳴》。然而,步入元帝、成帝二朝,海內(nèi)淫樂沉渣再起,名家用雅正糾偏徒勞,時俗文風乖離日熾。 漢祚東移,東平王劉蒼(?―83年東漢光武帝劉秀之子)的新作郊祀《武德舞歌》,歌詞盡管雅正雜糅古樂,然而節(jié)律韻味,全然沒有了古典樂官舜夔、師曠的聲音。 轉(zhuǎn)入晉代后,傅玄(公元217-278年字休奕北地郡泥陽縣人西晉時期文學家思想家)通曉音律,期作品雅正,用于歌頌晉代祖先。張華(公元232-300年字茂先范陽方城人西晉時期政治家、文學家藏書家)多才俊秀,博學思敏,其新作充斥宮廷內(nèi)外。然而,原本漢末杜夔(生卒年不詳約東漢末年至魏文帝年代字公良洛陽人)所校準的古樂,其節(jié)律趨于舒緩。當魏晉的荀勖(公元?-289年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改懸調(diào)弦后,其聲調(diào)已然急促而哀怨。于是,此時的阮咸(生卒年不詳字仲容魏末“竹林七賢”之一精通音樂)公開質(zhì)疑校音尺度的古今不同,而后來的考古驗證,果然不出所料。所以說,音樂的奧妙精微,差之毫厘繆之千里。 毋庸諱言,自古以來,靡靡之音,淫邪叢生,怨聲載道,乖戾橫行。那么淫邪乖戾風氣之下,為何典雅正氣不能從中馳騁榮耀呢?因為時俗鄉(xiāng)愿歷來熱求新奇追風,而藝術(shù)競技慣常苛求標新立異,所以面對典雅藝術(shù)得以傳承下來的精致、溫潤和寬厚,那些熱衷時髦的人們不是目瞪口呆就是哈欠連天,他們對于賣乖弄俏的新鮮玩意兒,反而歡呼雀躍、前仰后合。這就是“樂府”藝術(shù),為何一旦走入《詩經(jīng)》中鄭聲的老路,必定衰敗凋亡的原因啊。 追根溯源,樂府是先有詩詞后再有曲調(diào),故而適合演唱。如果原作的詩句繁多,因而難以譜曲,必定失去了它的特征本色,所以樂府貴在“簡約”。正因如此,曹植夸贊李延年,是一位擅長將名家或采風的詩詞剪接成為樂府的音樂大家。再如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漢武帝劉徹的《李夫人歌》,它們詩句簡潔明了,即便兒童哼唱,同樣朗朗上口。另外,像曹丕、陸機的詩詞佳作,只是因為沒有經(jīng)過樂師專門裁剪配樂而不能歌唱,但是后人卻認為他倆的作品乖離了樂府曲調(diào),豈不是本末倒置、混淆視聽。其他,像黃帝時岐伯的《鼓吹曲》和漢代出現(xiàn)的《鐃歌》《挽歌》,它們雖屬于軍樂、哀樂等特殊音樂詩歌,但因其簡約明了,完全可歸類樂府;還有三國時期魏國繆襲(186年-245年字熙伯東海蘭陵人)的《魏鼓吹曲》和吳國韋昭(公元204-273年字弘嗣吳郡云陽人)的《吳鼓吹曲》,亦可歸入樂府。 關(guān)于文學特色及其分類問題,漢代劉向父子在評價文章時,主張“詩”與“歌”分別開來。因此,劉歆在《七略》中,是將詩歸入《六藝略》,而把歌放在《詩賦略》。所以,這一章節(jié)的主旨,只是給予“樂府”一個大概的界定吧。 7、《七略》是西漢劉歆撰寫的中國第一部官修目錄和第一部目錄學著作。七略分為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shù)數(shù)略、方技略七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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