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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同屬于我國四大古典名著，兩部小說的最大區(qū)別，便在于《三國演義》更多帶有文人創(chuàng)作小說特質(zhì)，而《水滸傳》則更貼近民間文學故事（評書、戲劇等）的傳統(tǒng)。 這兩部著作成書時間都在元末明初，一般認為是施耐庵、羅貫中師徒分別著述。（也有相當部分研究者認為，《水滸傳》實為施耐庵、羅貫中師徒合著。） 因此，很明顯能看出這兩部作品的文風一脈相承，皆屬于古典淺近白話文?！度龂犯拔摹?/p> 而《水滸》更偏“白”。兩部書的主題思想，都是弘揚封建君臣忠義，鼓吹封建道德，同時在軍事戰(zhàn)爭的細節(jié)描寫也大體相近，如戰(zhàn)前刺探情報，確定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定下火攻計、伏兵計、詐降計等各種計策，大將臨陣單挑若干回合，以決勝負等等。 兩部書的人物群像刻畫同樣有血有肉，無論水滸虛擬人物如林沖武松魯智深，還是三國真實人物如關(guān)羽張飛趙云，無不栩栩如生，躍然紙上，數(shù)百年來深入人心，廣為流傳。 花和尚魯智深 然而，兩本書的軍事戰(zhàn)爭描寫雖然近似，但還是能看出一些明顯差別： 《水滸傳》中鉤鐮槍破連環(huán)馬這一情節(jié)，歷史事件原型應該是宋金戰(zhàn)爭中的郾城之戰(zhàn)，岳飛大破金國大將完顏宗弼（兀術(shù)）的精銳騎兵“拐子馬”，實為古典名著小說的“道具流”濫觴的雛形。道具流在古典小說是一個重要的標志情節(jié)，是一種戲劇橋段的成型和發(fā)展過程，其核心是“一物降一物”的民間文學邏輯。 后續(xù)無數(shù)小說跟風沿用這一設(shè)定，派生了《楊家將》故事中的“降龍木”，《薛剛反唐》中的“乾元鏡”，逐漸變成一種固定的戲劇模式，到極致便是《西游記》《封神演義》等純仙俠小說中的各色法寶。 而是否承認這種“一物降一物”機械邏輯，也成為區(qū)別“三國流”小說（《東周列國志》、《說岳全傳》、《大明英烈傳》，《殘?zhí)莆宕萘x》等）和“水滸流”小說（《隋唐演義》、《楊家將》、《薛剛反唐》）的基本特征之一。 像《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以木獸破象陣，以地雷破藤甲兵，內(nèi)里并不是這種機械邏輯，而是一種因地制宜的隨機應變。比如六出祁山時司馬懿并沒有藤甲兵，諸葛亮照樣用地雷。 諸葛亮火燒藤甲兵 鄧艾和司馬望破不了姜維學自諸葛亮的八卦陣，故事情節(jié)并未在此糾結(jié)，直接就是鄧艾以巧妙的戰(zhàn)術(shù)手段，就規(guī)避了八卦陣的存在。 《三國演義》中的神通廣大人物，如南華老仙、左慈等，只是浮光掠影般出現(xiàn)，絕不影響故事主線劇情。參與了主線劇情的，張角會兵敗病死，于吉會被孫策斬殺肉身，諸葛孔明固然可以借得東風、但七星攘命術(shù)被魏延輕易破去，亦絕不可能因自身的種種法術(shù)、仙術(shù)，逆轉(zhuǎn)歷史車輪進程。 而《水滸傳》的重要人物“入云龍”公孫勝，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后期更習得“五雷天罡正法”，一人便可敵萬軍，穩(wěn)坐梁山泊第四把交椅。 敵方陣營中同樣有高廉、賀重寶、包道乙、喬道清、馬靈等多名法師，其戰(zhàn)斗力可以輕易擊敗一名甚至數(shù)名“天罡三十六將”級別的梁山頭領(lǐng)，梁山能節(jié)節(jié)勝利，便是靠著公孫勝這張底牌。 因此，《水滸傳》的這些法師設(shè)定，便使得該書不再是和《三國演義》一樣純粹的“軍事戰(zhàn)爭小說”了，而帶有了濃厚的“玄幻仙俠小說”色彩，恰恰處于從“軍事小說”向“仙俠小說”過渡的臨界點上。此后另一部不朽古典名著《西游記》，便是在《水滸傳》開拓的這條新路上，發(fā)展到了新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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