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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也是人寫的,如何鑒別其內(nèi)容的真實性|文史宴

 零壹貳012 2020-09-11

文/食堂

史書也是人寫的,如何鑒別其內(nèi)容的真實性|文史宴

本文是應用戶江風微雨的提問而撰寫。歷史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何保證史書內(nèi)容的真實性?如果我們從史料來源、成書過程、作者水平、事件邏輯等各方面來綜合評價,自然可以得到盡量接近真實歷史的辦法。只有歷史小白才會以“史書不可信”為由為自己的隨意腦補辯解。希望江風微雨用戶能夠滿意。

史書也是人寫的,如何鑒別其內(nèi)容的真實性|文史宴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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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都聽過兩句話。


一、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

二、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這兩句話,被歷史小白奉為圭臬,成為某些歷史讀者為歷史上某人某事翻案的有力武器,成為質(zhì)疑史書的最佳借口。

比如很多喜歡隋煬帝楊廣的人經(jīng)常說楊廣是千古一帝,他被唐朝抹黑了;比如很多喜歡明朝的人經(jīng)常說清朝抹黑明朝等等。每當有諸如此類的事件,這兩句話都會頻繁出鏡。

其實,這兩句對又不對。

首先看第一句,歷史確實是勝利者書寫的,中國修史論人,講究一個蓋棺定論,生前吹得多好都不算什么,看的是后來人的評價。

中國修史的方式確實是后朝修前朝史,史書確實是后來的勝利者書寫的,這話沒毛病,失敗者命都沒了怎么書寫歷史?

但不對的地方在于,中國史官修史并不是憑空捏造,信口開河,而是依據(jù)當時人留下來的一手、二手材料進行編篡、整理。


可以說史書由是勝利者和失敗者共同完成的。

再看第二句,后來的勝利者確實會有篡改歷史的行為,對歷史進行打扮。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趙光義、明成祖朱棣堪稱是歷史最佳化妝師,都對其繼位前的歷史進行規(guī)模較大的篡改。但他們再怎么改,也只能稍作修改,并不能全部改變歷史原有面貌,終究會留下蛛絲馬跡,讓后人有跡可循。

比如李世民不可能說李建成沒被立過太子;趙光義不可能說,自己就是宋朝最大的開國功臣;朱棣也不可能說,朱元璋是違心立了朱標當太子,違心立朱允炆當皇帝。

史書也是人寫的,如何鑒別其內(nèi)容的真實性|文史宴

朱棣們再篡改歷史也會留下蛛絲馬跡

那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兩句話?因為歷史是以前客觀發(fā)生的事實,而記載歷史的史書確實是由史官主觀記載的文字。

由于史官修史距離歷史事件發(fā)生具有客觀存在的歷史時間差距,再加上史官修史時受主觀因素影響,他們在編寫歷史的時候,存在自己的立場。

這就導致他們編寫的史書資料存在很嚴重的立場傾向和主觀感情,由此讓史書成為一種主觀意識的表現(xiàn),確實會出現(xiàn)違背事實的錯誤或者疏漏。更由此導致后來看歷史的人因為自己的主觀意識對這些史書有所懷疑。

這就出現(xiàn)了我們一個經(jīng)常遇到的問題,我們看到的史書內(nèi)容是真實的嗎?史書也是人寫的,如何保證其內(nèi)容的真實性?

野史是正史的重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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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斷定史書內(nèi)容的真實性,是導致這個問題出現(xiàn)的根本原因。

這時候,就要引出一個所有歷史愛好者都曾接觸過的概念——正史和野史。

什么是正史,什么又是野史?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記載歷史的史書更是浩如煙海,所有史書及史籍資料,分成正史和野史兩類。

一般來說,正史指的是由古代政府組織專業(yè)史學家團隊,根據(jù)官方保存的文件資料編篡而成,并獲得政府認可的史書,又稱官修史書,最典型的就是最終由乾隆皇帝欽定的二十四史。

相對應的,野史指的是古代私人編撰的,并未獲得政府認可的另一種史書,又稱“稗官野史”,大多都是作者道聽途說,結(jié)合自己手中資料編篡而成,比如蔡東藩先生的歷代通俗演義就是野史代表。

從作者水平、資料來源、成書質(zhì)量等方面來說,正史是可信度最高的史籍資料,這點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

很多人或許下意識的以為,野史就是不靠譜的史書;而正史就是準確無誤,不可反駁的經(jīng)典之作。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首先,野史“野”又不“野”。

誠然,野史由于受編寫模式,資料來源、作者的感情意識、修史水平等主觀因素極大,由此導致野史良莠不齊,魚龍混雜。


野史大多都是些夸張離奇、荒誕不經(jīng)的八卦秘聞,妙趣橫生、回味無窮的名人軼事。很多也是確實非常不靠譜,可其中也有很多史料價值極高的野史。

有一些野史記載的歷史因為所記載的事情雖不見正史記載,卻又合情合理,因此也被人默認成歷史事實。最有名的當屬《漢武故事》記載的漢武帝“金屋藏嬌”故事和《涑水記聞》記載的宋太祖“杯酒釋兵權(quán)”故事。這兩個故事都不見正史記載,卻依然具有極高的可信度,并被史學家認定為符合歷史。

而且正所謂“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

其實自從孔子做《春秋》以來,野史就是古代正史的重要來源,有“史失求諸野”一說。如果一旦正史記載出現(xiàn)不足,需要“野史”來補充。因此古代修正史的時候往往會采納野史記載,作為補充。

更重要的是因為某些政治原因,正史往往對某段時間的歷史語焉不詳,或人為的進行刪減,導致正史并沒有該段時間的詳細資料。這個時候野史就發(fā)揮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了。


最典型的就是南宋初期,建炎年間的歷史,由于趙構(gòu)、秦檜君臣倆大肆刪減南宋初期歷史,導致正史對該時間段的記述非常簡略,諱莫如深。

因此我們在研究那段歷史時,往往會采納南宋史學家李心傳編篡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李心傳這書,一看書名就知道這是典型的野史,卻是那個時代可信度最高的史書。

史書也是人寫的,如何鑒別其內(nèi)容的真實性|文史宴

若非李心傳的“野史”

我們又如何知道完顏構(gòu)的猥瑣和陰毒

因此清朝在修四庫全書的曾說:“《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為南渡以來野史之最詳者,言宋事者當必于是有征焉!”于是研究南宋初期歷史,李心傳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以及他另外一部作品《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是必不可少的資料。

由此可見,野史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

正史最具權(quán)威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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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史“正”也不“正”。

如何斷定一部史書是正史還是野史?有兩個硬性標準。

第一、該書有官方修史背景。

要么就是由政府正式組織一支修史團隊進行編寫的前朝歷史,比如《宋史》《元史》《明史》這些;


要么是經(jīng)過當時皇帝許可、鼓勵編寫的歷史,比如著名的《資治通鑒》,《資治通鑒》司馬光是在宋英宗、宋神宗兩代皇帝的支持下完成的修史,所以也是正史系列。

第二、該書被官方認可。

中國古代皇帝對修史工作異常重視,往往會親自過問修史進度,甚至親自寫上自己的批注,直接決定史書的寫作目的,政治風向。比如李世民就曾經(jīng)在《晉書》的司馬懿等人的傳記后面寫上批注。

因此一部史書要被官方認可,就要“正本清源”:其體例要符合規(guī)定,體例上不是紀傳體,就是編年體;其思想要正確過關(guān),思想上不能離經(jīng)叛道,要符合當時的價值觀。

一旦該書被認可,就可以算是正史,比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歐陽修的《新五代史》都是私自編修的,但后來被官方認可后,一樣強行轉(zhuǎn)正,成為正史。


而這些書之所以會被認定為正史,是因為作者具有優(yōu)秀的史學水平,具有權(quán)威性??偠灾?,正史要有官方史書的樣子,要能保證權(quán)威性,追求所謂的“微言大義”“春秋筆法”“正本清源”。

而正史內(nèi)容出處基本有三個主要來源。

第一來源就是官方的記錄。

比如《唐史》《宋史》《元史》《明史》等正式都是以當時史官記錄的“實錄”為藍本修撰的。實錄盡管主觀上傾向當朝皇帝,但對當朝記錄非常詳盡,成為正史第一資料來源,這讓正史有著無可比擬的優(yōu)勢。

正因為如此,后朝抹黑前朝的現(xiàn)象在正史中其實并不嚴重。

第二個來源就是野史。


比如《新唐書》,歐陽修、宋祁在修該書時就廣泛的采納了各地的唐朝史料,尤其是唐朝人李肇寫的《唐國史補》這部野史,成為《新唐書》一大資料來源。比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寫楊貴妃的時候引用了《祿山事跡》及《天寶遺事》這些野史。

第三個來源就是史官自己收集的內(nèi)容以及見解。


這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記》,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有很多資料都是自己采集來的,甚至還有很多內(nèi)容是從傳說故事中篩選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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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就很重視口述歷史

也就是說,無論從正史的界定標準方式,還是從正史的資料來源途徑,都決定正史具有非常明顯的政治傾向,具有強烈的確定正統(tǒng)的意味。比如正史中的王莽就是十惡不赦的亂臣賊子;正史中反抗皇權(quán)的起義都是萬死不辭的賊寇禍首。

這也導致正史不可避免的會出現(xiàn)錯誤,筆者可以放言,沒有任何一本正史是絕對完美,絕對沒有錯誤的。很多人質(zhì)疑正史真實性,確是空穴來風。

比如,《史記》會有秦始皇是呂不韋兒子的記載;《新唐書》會錯誤的引用了武則天毒殺李弘記載;《資治通鑒》會有楊貴妃和安祿山的非常狗血的“楊貴妃洗兒”記載。

由此可見,所謂的正史也有不正確的地方。

既然野史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正史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那么我們又回到了那個問題——史書也是人寫的,如何保證其內(nèi)容的真實性?

斷定史書真?zhèn)蔚膸讞l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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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們該如何斷定史書內(nèi)容的真實性呢?

基本上來說,我們斷定史書內(nèi)容真假,要以最權(quán)威、可信度最高的正史為標準。

正史就是斷定史書內(nèi)容真假的最佳標準,和正史相符合的自不必多說,如果出現(xiàn)與正史不符合的,有以下準則。

第一,實物至上。

即以考古發(fā)掘的文物、實物為準。

文物、實物是可信度最高、最客觀、最直接的歷史見證,以文物證實的歷史就是最真實的歷史,文物遠比文章真實、客觀。

近年來通過考古推翻的錯誤歷史記載、證實的歷史不在少數(shù)。比如通過對光緒皇帝頭骨分析汞嚴重超標,足以證實光緒皇帝是被毒死的。比如放馬灘挖掘的文物足以證明先秦時期中國已經(jīng)有了紙張和地圖,蔡倫造紙、蒙恬造筆都只是改良,《史記》很多錯誤得到糾正。

史書也是人寫的,如何鑒別其內(nèi)容的真實性|文史宴

光緒已經(jīng)被證明是慈禧毒死的

第二,孤證不取。


即個別野史資料不足以推翻正史記載,比如宋太祖“斧聲燭影”的千古疑案,“斧聲燭影”僅出現(xiàn)在野史《續(xù)湘山野錄》記載,并不足以證明趙匡胤是被趙光義一斧子劈死的。

而且在引用野史資料時,時間越早越具有可信度,作者越權(quán)威越具有研究性,比如同樣是野史,司馬光的《涑水記聞》要比王铚的《默記》更權(quán)威,兩者相比,優(yōu)先采納《涑水記聞》。

第三,科學推導。


即對正史錯誤記載推導要遵循科學邏輯。


比如在《史記》當中,秦始皇身世之謎存在兩種不同記載,《呂不韋列傳》記載秦始皇是呂不韋兒子,《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就是秦莊襄王的兒子。

兩種不同記載,沒有實物證明,找不到DNA證明,又沒有其他資料可以分析,怎么辦。

結(jié)合兩種記載,《呂不韋列傳》記載中,秦始皇明顯超過正常妊娠期,從科學角度上來講,秦始皇不可能是呂不韋的兒子,由此可以證明,秦始皇就是秦莊襄王的兒子。

再比如正史中經(jīng)常會記載皇帝們出生時的異象,比如劉邦是他母親和一條龍茍合而生,比如趙匡胤出生時香氣滿室,金光彌漫,比如朱元璋出生時種種異象,這些盡管沒有證明途徑,但因為不符合科學,通通被視做后人附會,不可信。

或許有人會說,正史記載的很多事,根本就像史官強行搶戲,給他加上的橋段。


比如《史記》中陳勝說的“茍富貴,勿相忘”、“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司馬遷又不在陳勝身邊,怎么知道陳勝說過這樣的話?

由于司馬遷記載非常符合陳勝性格,因此也不能說明陳勝沒有說過,由此成為陳勝名言,這是沒有問題的。

綜上所述,要確保我們看到的史書內(nèi)容真實性,就是以正史為準則,輔以文物推斷、野史推敲、科學推導。

誰主張誰舉證,如果不能證實正史說的是錯誤的,那么正史說的就是真實的!

打個不恰當?shù)谋确剑热缯氛f1 1=2,正史確實沒有證明1 1為什么等于2,可你要證明正史說錯了,就得去證明1 1為什么不等于2。

這就是筆者給出的答案,歷史是客觀存在的真實事件,史書是主觀記錄的歷史表現(xiàn),正史是可信度最高、最權(quán)威的記載,一切以正史為準,是我們讀史應有的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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