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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成為拆違“風暴眼”，從拆違“小目標”完成情況來看，成績斐然。 2016年北京拆違超過3000萬平方米；2017年北京計劃拆違4000萬平方米。截至7月30日，北京市共拆除違法建設3479萬平方米，完成全年計劃的87%，拆除量是2016年同期的2.8倍。 其中，北京城六區(qū)拆除違法建設1197萬平方米，完成全年計劃的84.5％；核心區(qū)拆除38萬平方米，完成全年計劃的158.3%。 深圳在過去十余年共拆違8000萬余平方米，2017年計劃拆違2200萬平方米，一年拆違規(guī)模約是過去十余年的1/4。截至7月底，深圳共拆除消化各類違建1219.99萬平方米，完成年度任務的55.45%。 截至8月上旬，廣州共查處違法建設22197宗，面積近800萬平方米，其中拆除新增違建近350萬平方米，消化存量逾450萬平方米。 其實，拆違工作推進多年，但自2014年《關于加強環(huán)境監(jiān)管執(zhí)法的通知》以及2016年《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guī)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頒布，近年來，特大城市拆違力道愈發(fā)強勁，在各地政府工作部署中已成為一項硬指標、硬任務，是必須堅決打好的“政治仗”。 根據有關文件，拆違目的是保護環(huán)境、整治安全隱患、加強城市管理，補好城市發(fā)展短板，在落實拆違工作時，也依此進行宣傳。 其實，對于特大城市拆違，有其歷來的政治考量，即避免類似巴西、墨西哥式的“鐵皮屋、貧民窟”。 巴西貧民窟產生的基礎是土地大地產制（大莊園制）導致失地農民涌向城市謀生，而工業(yè)化導致的農村勞動力大幅減少和城市勞動力需求增加更是促使農村人口大規(guī)模涌入城市。 這些收入微薄的人口聚集在城市邊緣地帶無主土地上居住從而形成貧民窟，起初巴西政府對貧民窟并不關心，也談不上提供任何服務與保障措施。 隨著貧民窟的規(guī)模不斷膨脹，最終達到無法忽視的程度，即便政府多次出手整治，貧民窟卻如野草般“燒不盡，吹又生”。 坐落在巴西科爾科瓦多山半腰的羅西尼亞（Rocinha）貧民窟是南美最大的貧民窟，因電影“上帝之城”而揚名世界。羅西尼亞貧民窟面向美麗的依帕內瑪海灘，與海濱的富人區(qū)不過幾步之遙。 墨西哥貧民窟的產生也是由于工業(yè)化導致農村人口大規(guī)模涌入城市，并因城市化速度超過工業(yè)化的速度，致使涌入城市的大量人口無法充分就業(yè)甚至完全失業(yè)，大量無業(yè)人員被迫在大城市邊緣的公共土地上私建簡陋住所，形成大片邊緣貧民窟。 而政府應對措施不力使得貧民窟現象不斷蔓延。由此，中等收入陷阱也成為巴西、墨西哥邁不過的坎。 印度達哈維貧民窟，是世界第二、亞洲最大的貧民窟，面積僅1.75平方公里，居民人數達百萬。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片中提到的貧民窟即是印度達哈維貧民窟。 顯然，巴西、墨西哥已是前車之鑒，中國特大城市拆違的一個重要考量就是要避免重蹈覆轍。 畢竟，違章建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集聚乃至賴以生存的違章建筑本身就是貧民窟孕育的溫床。 更嚴重的是，大規(guī)模人口聚集的貧民窟往往是社會不穩(wěn)定乃至動蕩的源頭。 貧民窟基本上是藏污納垢、違法犯罪、暴力兇殺、黑幫和毒販橫行的地區(qū)，犯罪率和死亡率極高。 就拿巴西來說，《今日美國》在里約申奧時曾經報道說：與其他幾個申辦城市相比，里約的暴力犯罪死亡率是芝加哥的2倍、馬德里的16倍、東京的33倍。 美國海外安全顧問委員會就將里約的犯罪威脅級別定為“危急”。該委員會警告說，“暴力犯罪，如謀殺、強奸、綁架、劫車、武裝襲擊和盜竊是里約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此，巴西動輒出動大規(guī)模警察進駐貧民窟進行治安整治，甚至一度出動裝甲車才能鎮(zhèn)得住混亂的局面。 事實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有穩(wěn)定的政治和社會來匹配，以此為基礎，才可能在經濟上突圍。 盡管對于中國將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和預測層出不窮，但相比巴西、墨西哥等國家，中國更有可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拋開支持中國實現跨越的資源稟賦不說，單在社會層面，由于中國歷來對社會、政治層面的風吹草動嗅覺靈敏，所以往往能夠將風險扼殺于無形或萌芽狀態(tài)，當下特大城市拆違就是這種政治敏感度的體現，從而將貧民窟風險提前消解。 如果說拆違是基于社會穩(wěn)定的不得已而為之，那么拆違在客觀上導致“低端人口”被清理。 因為一部分違章建筑蔭庇了一批個體商販，關系一眾家庭生計；而且也有損商業(yè)繁榮和經濟活力。 據推算，北京2017年計劃將拆除的14.3萬平方米臨街店鋪，按照10元每平米每天的租金來算，僅每天產生的租金就達143萬元，每年5.2億元；按租金占營業(yè)收入的20%計算，則這些店鋪產生的年營業(yè)收入就達26億元；各項稅費按8%計算，則帶來財政收入2億元。 當城市變成少數人的城市，“低端人口”缺失亦將成為大城市之痛。 于中產階層而言，他們的生活并不會因為“低端人口”的離開而變好，相反許多城市基礎服務將無法實現，推高低端的人口的雇傭成本，從而使中產的生活成本會上升。 因為所謂“低端人口”以極其糟糕的生活水平求存于城市，拉低了城市人的生活成本，他們以自己的苦難，給城市人的中產生活貼現。 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人們?yōu)榱松顏淼匠前睿瑸榱烁玫纳盍粼诔前睢?/p> 在城市發(fā)展過程中，人也在成長，“低端人口”通過在城市的生活和學習，有可能擁有向高端人口轉變的機會。 總之，城市發(fā)展需要各種各樣的人，盡管這些人未必符合政策規(guī)定的人才標準，卻是市場不可或缺的部分，能評判去留的或許只有市場標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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